邓伟志

      最近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纠纷占各类纠纷的比重在上升，增幅在加大。2008年累计未结的劳动争议案有10万4千件。劳资纠纷，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是个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个社会结构是不是橄榄形的问题。众所周知：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美国的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科瑟尔，L.A.）， 都认为社会冲突同经济利益的差距成正比，二者有很高的相关系数。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论用什么方法计算，不论是官方的计算还是学者的计算，亦或是外国的计算，都是很大的。我国的贫富差距，超过西方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同欧洲无法相比。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均厌”的情绪，值得重视。他们对“人均提高”了多少多少不感兴趣，冷漠，厌恶。“人均”，自然是永远都会要的，可是，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平均数的效度、信度在下降。有个顺口溜说：“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在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是有害的。在改革开放后，应当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多次倡导“共同富裕”，一再提出“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两极分化”。到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进一步指出要“消除两极分化”。这里的“消除”二字值得玩味。是不是意味着“两极分化”已露端倪了呢？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89岁那一年的9月16日， 他老人家又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贫富差距过大涉及到：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大小如何估量？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怎么定？由谁来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距以多大为宜？这都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肯定不行，卖茶叶蛋的吃不起白鸡蛋，怕也不行。穷人一家的年消费水平抵不上富人家的一条狗的年消费水平，能容忍下去吗？就业与失业两类人的生活大不一样，就业质量的高低，其收入也有悬殊。无力从事复杂劳动的人不从事复杂劳动，不致引起很大矛盾。能干复杂劳动的不得已干了简单劳动，也会加大社会张力。中国有句话，叫做“穷鼠啮狸”。意思是：肚子饿的老鼠敢咬比它厉害的野兽。老板讲养生，雇员讲养家。养家的，以及那些养不了家的，没心思听养生。前不久，电视里播放了一个案件。一个人三天没吃过饱饭，饿极了便去抢劫，被判了刑。法律只问结果，只以法为准绳，是对的，可社会学不能只问结果，不问缘由。这缘由是什么？大家想想看。缘由也就是源头。人们常讲“从源头上”抓起。我们该从哪里抓起呢？

      对当下的贫富差距许多人不愿正视。他们说什么“基尼系数有局限性”，说什么贫富差距“不是关键”，说什么仇富心理是主要的。这是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古人云：“贫富常交战”。邓小平说得更透彻：“是要出乱子的”，“是要打内仗的” 。^{[2] 1357}这是在向我们敲起长鸣的警钟。

      贫富矛盾是个大概念。城乡矛盾、地区矛盾、行业矛盾，说穿了都是贫富矛盾。现在，被动参与城市化、为城市化献出1亿多亩良田、对城市化立下汗马功劳的农民，有很多利益在被城市挤压、蒸发。不践行科学发展观，重城市轻乡村，重东部轻西部，重外资企业轻村级经济的现象在一些人的身上相当严重。一句话，嫌贫爱富的现象很厉害。有些人热衷于批“仇富”，殊不知“仇富”来自于“嫌贫”。多数仇富的不是“仇富”，仇的是“为富不仁 ”。对富而仁者、富而义者，贫者是尊敬的。中国有句话：“以富人而爱人，何人不亲？”穷人对大爱的富人一定是很亲的。假如不亲，必有缘由。当今，富豪的话语权过剩，贫者的话语权是赤字。如今还有些人无视中央的土地政策，无视集体经济的土地自主权，还在继续找各种借口对村民进行剥夺。过去讲：不懂得农民便不懂得革命。面对着不少人越来越不懂得农民的严酷现实，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村办经济就是不懂得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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