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应该对历史负责
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曾在多种场合讲：“聪明的人搞文学，不聪明的人搞历史……”这句话耐人寻味。我理解周予同的意思是：研究历史要下笨功夫，一是一，二是二。史料是一，只能说一，不能耍什么小聪明，说成一点二；史料是二，只能说二，既不能耍什么小聪明，说是一点九，也不能耍什么小聪明，说是二点一。史学是 “老实学”，来不得一丝一毫的文学虚构和艺术夸张。笨功夫是历史学者的基本功，是历史学者必备的素质。
下笨功夫是一件苦差事。正因为是苦差事，所以历史常常被歪曲。正因为是苦差事，所以才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历史学家。忠于历史比歪曲历史要困难一百倍。如何忠于历史？我以为至少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胜” 与“败”的关系。有些人总喜欢把历史写成“胜利者的历史”。这是不全面的。对胜利者要分析。在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胜利者，或者说是在一个统治集团内讧中的胜利者，同失败者一样，无所谓胜败。我们可以把胜方和败方都看成“双赢”或“双败”。从这个角度讲，不应该、也不必要把历史写成“胜利者的历史”。在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胜利者，在推动历史中无疑是有贡献的，不用说应当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历史书中应当占有较大篇幅。但是，失败者在历史上也应当有一席之地。再说，胜利固然有必然性，有时也难免有偶然性。胜利有促成胜利的合理因素，可是胜利者也有失误，也有荒唐之 处。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因此，我们在撰写历史时，在歌颂胜利时，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能“百俊遮一丑”，或者是“百丑遮一俊”。
“史” 与“论”的关系。史书不可无论。在行文时，自然是应当以论带史，不然，就是“一本狗肉账”。可是，“以论带史”只能是在战术上“以论带史”；在战略上，在全局上，只能是从大量史料中，抽象、概括出“论”来。“以史立论”是第一位的。当史料非要冲破已有之论不可时，史学家应当勇于放弃旧论。放弃旧论不是耻辱，是学者风范，不必脸红。囿于旧论，固执己见，不是坚持真理，而是死要面子。最近我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奇文，作者面对读者否定他错误观点的大量资料， 居然反诬人家是“为叛徒辩护”。这不是以论带史，这是以论“害”史，以谬论残害历史！历史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史料是有限的，可是人们对史料的发掘似乎是无限的。后生可畏之“畏”，在史学领域就在于后人随着史料的开掘，能够掌握比前人更多的史料。后人可以不用吹灰之力就摧毁前人用九二虎之力也改变不了的旧论。
“親” 与“疏”的关系。这是针对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来说的。史学家无不生活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不少人同近、现、当代史的某些事件有这样、那样的接触和联系，各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观察的侧面不同，占有的史料不同，因此也免不了有不同的立场。可是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仅要走进去，而且更应当跳出来。超脱使人公正。走进去观察，跳出来分析。走进去是“热”，跳出来是“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身在此山”，就容易为亲者讳，为长者讳。日本在教科书里，抹去了侵华的暴行，这就是在为前辈讳，是抹煞历史。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其实，小事也不容篡改。有次，三位名人传记的作者相遇。A传作者对B传作者说：“你们‘老爷子’（指传主）可把俺‘老爷子’整苦了……”没想到C传作者马上对A传作者说：“你别忘了，你们‘老爷子’（指传主）也把俺‘老爷子’整得好苦！”三位作者的对话是友好的，平静的。可是，我却产生了疑问：传记当中怎么就找不到他们整人的那一面呢？倘若写进去岂不是更接近真实吗？不是更有可读性吗？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准确性与生动性难以两全，实则不然，历史不是笔直的大街，因此，只要准确地写，必然是波澜起伏，生动感人。即使是为了生动，也不能为亲者隐恶扬善。现在，一些为了亲者的“高大全”而扭曲历史的“历史”文章，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时间无情，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员。 历史应该对历史负责。否则要受到历史谴责。
200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