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写史要讲究史德
2009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许多报刊在动员大家写亲历记，写回忆录。随着这一举措而来的，一定会涌现出大批动人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共享，与此同时，也必将极大地丰富近、现史的史料。
史料的的来源不外乎三方面：实物的、文字的、口传的。征集回忆录的做法至少能覆盖两个半。如果是实录，那就是“口传的”。 “文字的”，固然是“文字的”，如果把“口传的”变成“文字的”，那也是“文字的”。搞得好，文字的、口传的还会带出一些实物来。可见，这次征集回忆录的意义之大，几乎是“前进三”了。
咱们个人写的纪念文章，算不上正史，按古老的说法，只能称得上是野史、杂史、别史、专史，或者称作民史、私史。可是要知道，民史可以“补正史之阙遗”，私史也可以进入正史，这即使在封建社会，在帝王将相史中也是有的。何况今天呢？问题是看史料的价值大小。
对史料价值的起码要求是真实。现在人们都晓得传真机可以传真，殊不知早在二百多年前，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提出历史文章“质以传真”。 “传真”是史学的生命。史学堪称传真之学。不真就不是历史文章。因此，撰史必须先考史，把史实“考”得准确了才有资格提笔撰史。
撰史不易，考史更难。不少回忆录有“史实不确之弊”。2003年笔者在11月10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党史研究“十忌”》，罗列了十种不良现象，这就是：“活人优势”、“正确无边”、“一错百错”、“亲人溢美”、“屈人无错”、“发泄私愤”、“以论阉史”、“扣大帽子”、“捕风捉影”、“婆婆妈妈”等。今天在这里再对一些史文做些剖析。
有些史文是符合实际的假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些历史人物对某一事件，可能是先反对，后支持，也可能是先支持，后反对。我们在回忆他的时候，如果是 “反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只说他“反对”过，不提他“支持”过。说他“反对”，是不是事实呢？当然是事实。可是，只字不提他“支持”过，那就不是事实了。忽略了认识过程，就是掩盖历史真相，同造假有什么两样！回避了过程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把人打扮成完美的神，叫人如何去学神呢？显然，说“符合实际的假话”，不利于读者、不利于后人吸取教训。不能深刻吸取教训，历史前进的步伐便快不起来，说不定历史还会重演。即使不能重演，也会有惊人的相似。当然，考史无止境。准确是相对的。史学是允许没完全考清楚就撰写的，但在撰文中要告诉读者尚未完全考清楚。最忌的是把没完全考清楚打扮成已经完全考清楚了。
有些史文存在合理想像不合理的现象。同允许没完全考清楚也可以撰写一样，史文允许推测和想像，可是，要说明是推测，是想像，万不可用推测和想像代替史实。 我就发现有的撰主在运用我所披露的材料时，略加想像就想得不像了；我同时也发觉我自己在运用别人所披露的材料时，略加想像便想得与史实有出入了。谁都知道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不赞成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是陈少敏。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于是，有些大块文章的作者就说陈少敏是唯一举手反对开除刘少奇党籍的 人。这就是不合理的合理想像了。事实是，陈少敏在“赞成的请举手”时，她没举手。
有些史文存在梁启超在批判封建旧史学时所指出的“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对权威人士的评价上。说他好，似乎“众人皆醉他独醒”；说他 不好，好像是“众人皆醒他独醉”。其实，权威人士的正确判断和错误判断，都离不开左右的参谋。把权威人士同他左右的参谋有时可以区别开来，有时也有难以截然分开的另一面。比如“浮夸风”问题，这里报上来：“亩产八千”， 那里报上来：“亩产一万五”，还有专家从阳光、水份、肥料等要素论证“亩产万斤以上”的科学性。在这般情势下，权威人士相信“亩产万斤”岂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再比如“双百”方针，这个讲文艺要“百花齐放”， 那个讲学术要“百家争鸣”，二者合起来不就是至今仍在光彩四射的“双百”吗？半成品、原材料来自群体，权威人士是加工厂。个体、群体彼此互联、互动。只讲成品，不提原料，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真实的。个人是船，群体是水。水与船的关系是：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在“水可载舟”里又可分为：水涨船高，水落船低。 情况是多样的，不能“一刀切”。
搞史的要讲“史德”。忠实于历史才是史德。历史不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擦抹。涂脂抹粉，一时痛快，几滴雨下上去就难看了。讲究史德的人写出的史文才有历史价值，才能启迪后人。书籍是无影灯。把各种版本的史书放在一起，任何遮掩都会有光线进去。
《世纪》 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