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人民劳动在一百家工厂企业
开场白
“文革”中没有劳动过的人几乎没有，可是像我这样到一百多个行业劳动过的，大概也不多。
这段特殊的劳动经历是与我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什么“特殊地位”呢？简单地讲是两点：
一、我没有入派。没入派的好处是两派都不把我往死里整， 坏处是两派都不会亲我，保我。
二、我的年龄决定我不可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连个芝蔴大的疑点也沒有。
因此，我公开声称：
一、我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党‘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权派” 。
二、对我“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不可不用，是因为我不是“三种人”；不可重用，是因为我不是任何一派的“自己人”。再加上，我的处世哲学是：对两派保持距离，对两派中的个人没距离。因此，我人缘比较好。
1968年底、69年初，华东局机关一锅端，在上海市南汇县芦潮港办起了五七干校。在那个“大联合”的热火劲上，两派知道我妻子生孩子，家里有困难，便派我到解放日报写反映干校生活的报道，顺便照顾照顾家里。我收集了两派在干校的好人好事，在解放日报老冯、老狄指导下，写了篇《干校，是干革命的学校》长篇报道。干校、报社看了都很满意。于是，我就靠《干》文这“荒诞篇”而得了宠，在返回干校不久，于1970年又从干校来到了解放日报，在汉口路309号二楼印刷厂上头一间噪声隆隆的房子里，与宗寒（现为经济学家，当时啥都不是）一起搞起了经济大批判。两人合写了几篇文章，今天看已经是左得出奇了，可是，领导上还批评我俩：“搞的是‘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 说我俩“脱离实际”。再加上，有匿名信说我是“逍遥派”，不宜重用。这样，我与宗寒就非下去劳动不可了。
劳动，谁都知道，如果只蹲在一处劳动，视野不开阔，依然可能脱离社会实际，于是我俩向领导说：为了广泛接触实践，我们不固定在一个工厂劳动，请相信我们不会偷懒，允许我们到技术先进的工厂边劳动，边调查。领导不仅同意，而且放手让我俩在各工业局以及科、教、农系统选择有代表性的、有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产品的单位，去劳动。
去时，大多是先打电话，然后，持“解放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临时采访证”见面，一般都会接纳；有时不行，就请解放日报办公室开个介绍信；再不行，就“竹筒倒豆子”，把没正式证件的缘由说个彻底，让他们理解。宗寒老实，像领导，我调皮，像随员，因此，尴尬时一般都是我出来应付。
我当时把进厂的“四部曲”编了个顺口溜，如后：
大摇大摆闯进来。
不行！——一个电话打进来。
再不行！——出来个人领进来。
还不行！——“中共中央”掏出来。
什么叫“‘中共中央’掏出来”？因为整个文革十年，我手里只有文革前发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出入证”，没有任何人发我别的正式证件。上面提到的那件“解放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临时采访证”上没有照片，警惕性高的不理这个茬。事实上，也真有人一边“热情”接待我俩，一边背着我俩打电话到解放日报核对：有没有这两个人？
劳动的门槛固然难进，可是比今天的农民工进城，方便多了。
“文革”中，我劳动过哪些地方呢？
钢花溅在头上
——在上钢三厂当炉前工
上钢三厂二转炉是个有名的车间。炉长王明章是工人哲学家，写过炼钢的辩证法。我们去之前很想向王炉长请教。可是，他当时已被打成“黑标兵”，靠边了。所好的是：工人看人看劳动，对政治上“黑”不“黑”没太大兴趣。新炉长对老炉长仍很尊重。这样，我们在那里劳动了一个月，相处融洽。转炉里熊熊烈火，车间里尚无火药味。
我被分配为炉前工，负责取样。头一天，炉长没叫我干活，只管看别人如何取样。在向炉里加料时，钢花四溅。多年来，每当我从诗里读到钢花四溅，总是充满激情，憧憬，可是，今天真的看到了钢花四溅，却紧张、恐惧，向后退，深感我是“邓”公好龙。炉长说：“没事！”事实上也真的没事。炼钢首先是炼渣。从炉子里飞出的钢花，落到柳条帽上，落在石棉衣服上，就变成了小黑碳球，秋毫无犯，平安无事。
恐惧心理消除后，就开始取样：用湿毛巾盖住半个脸，毛巾的一头压在安全帽下，一头用牙咬住，斜视着，把长约三、四米的勺子伸进热到两三千度的转炉口里。空气起码有六、七十度。我迅速取出钢水后，急忙交给化验员。化验员说出钢，就出钢；化验员说不能出钢，就不出钢。可也不尽然，化验员说不能出钢，炉长一看钢水颜色，说可以出钢，马上出钢。这是要冒风险的，搞不好会出低温钢，那损失就大了。不过，在我劳动的一个月当中，没出过一炉低温钢。我问过炉长为什么不听化验的。他们说：“化验要时间，报出的结果是化验前的钢水，化验结束时，没炼好的钢这时已经炼好了。再多炼一分钟，所耗用的电比万家灯火要多得多……”
取样是“一冲头”。二十分钟时间里只需要冲上去一次，其余时间是在炉前站立。可是，就是这一冲，便浑身是汗，脚在套鞋（又称胶鞋）里打滑，随后就是把一两大碗酸梅湯喝进去，补充水份。在站的时候，我多是向炉长请教：什么颜色是出钢的颜色？什么颜色是不能出钢的颜色？他不厌其烦地指给我看，可是，我直到“战高温”结束，也没学会辨认。
——“百炼成钢”，我早、中、晚三班倒，炼了一个月也没成“钢”。
装什么，卸什么
——在码头当装卸工
上海叫上海港。不到港上劳动似乎体会不到“上海港”的风采。样板戏《海港》一出来，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大家更向往海港。我先后到过上港五区、七区劳动。
在七区干装卸煤炭这种工种。其体力消耗要比当炉前工少一点，可就是吃煤灰。干完以后，演“包公”可以不化妆，面孔除了白眼珠是白的，其余的都是黑的。不但脸上，就是脖子里、袖口里也都是黑乎乎的。正当我在码头干装卸工的时候，世界上最后一个“十足的”皇帝——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光临上海。那时，外国元首从虹桥机场到他们下榻的锦江饭店都是乘敞篷车。顺便说一说，那年头我们见周恩来总理很便当。我住吳兴路21弄2号201室， 站在朝北的房间里看淮海中路上的敞篷车，清清楚楚。因此，外国元首来沪时，我们常常能见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记不清塞拉西皇帝抵沪时，是周总理还是李富春副总理陪同的了，我反正是见到塞拉西皇帝了。塞拉西皇帝真是标准的黑兄，墨黑墨黑。看见塞拉西皇帝那天，我上中班，不一会就被煤灰染黑了。大家戏称我是“ ‘赛’拉西”。本来称我“黑皇帝”，可是，当时正在反封资修，皇帝名声不好，因此，他们在叫一声“黑皇帝”以后，马上改口叫“‘赛’拉西”。
尝过煤灰味以后，转到五区的外轮上装卸货物。我先是被分配在冷仓。冷仓很冷。码头借给我们棉袄、棉裤、棉帽、棉手套，我们自己再加个口罩。不冷了，带来的是行动不方便了，搬着20公斤重的冻蛋，活像企鹅走路，搖呀摇的。更好笑的是彼此见了也不认识了，只有仔细观察对方的眼睛，才能分辨是谁。
在冷仓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要爬七八米高的悬梯。所谓悬梯，就是上头固定、下头不固定的梯子。你一蹬，悬梯像盪秋千一样向前跑。梯子一跑，人的姿势便变成背朝地，更难爬了。我练了好几天爬悬梯，才学会“平步青云”。
两个码头干过以后，我们又換了码头，去了商业局的仓储公司真如装卸站。有次卸货车里的山芋干，没想到卸出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儿童。他没钱买火车票，便爬上货车来上海。
在铁路上装卸时，有三位师傅令我难忘。一位外号叫“千斤顶”；一位外号叫“压不死”；还一位外号叫“大力士”：他们是主力。遇到不便于两人抬的大件时，他们便一个人上。三百斤重的东西他们也能扛起来。至今，每当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时，不知为什么总会闪出这三位的高大形象。
装卸，在当时“破旧立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时，码头领导要求我们：卸掉旧思想，装上新思想。这话在今天看来也不能算错，问题是：什么是新，什么是旧，难以界定。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的事，常有发生。
梭——大梭——无梭
——在许多家纺织厂劳动
纺织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上海的重头。因此，我们先后去国棉一厂、二厂、三厂、二十一厂、二十八厂、毛巾厂、色织厂、织带厂、绢纺厂、印染厂等二十来家工厂劳动（唯独没去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不去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深谋，主要是觉得以不沾为妙，况且也没听说十七棉有什么技术革新）。面对织布梭，深感小学时莫名其妙地跟着老师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来形容快速，还真有点道理！
在纺织厂当挡车工，跟着二三十厘来高的织布梭来回穿梭，累得很！上一个班合计要跑几十里。在纺织厂我始终没有独立工作。开头是跟着师傅两人挡一车，后来是与师博两人挡两车，实际上绝大部分工作是师傅干的。主要问题是我手脚太笨，接线头太慢。
梭有大小，在北新泾一家地毯厂劳动时，看到七八十厘米高的梭子，在二三十米长的地上来回走动，大为惊奇。也许是嫌大梭笨重吧，他们试验起针刺植绒来，不再用梭。不过从全厂来看，还是大梭与无梭并用。
后来，我们又到了无梭织布的工厂劳动。没有梭，是靠喷气把纬纱吹过去的。吹过去以后，难以再吹回来，只得把线切断，以便从头吹起。因此，无梭织布的缺点是布的两边有点毛，没有有梭织布包得那样整齐，可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有梭到无梭无论如何是一大突破。
不仅有无梭织布，而且有无纬布，甚至还有无纺布。边劳动，边思考：技术的发展不能只搞加法，有时也得来点减法，或者除法。从简单到复杂是进步，从复杂到简单（高级的简单）也是进步，可能是更大的进步。只会搞加法，似乎也是形而上学。
劳动也是求知的能源
——在中国最大的发电机旁劳动
闵行有家上海电机厂。文革前，震动世界的双水内冷发电机就是从这里研制出来的。70年代的厂党委书记向旭，是原华东局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他在1965年接待过中宣部长陆定一。如今陆定一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老三，那么，这位接待过陆定一的人，也在劫难逃。经过七斗八斗之后，看他历史上没有疑点，便被结合进了这家大厂当书记。在一个秋末冬初的季节，我来到了上海电机厂。作为多年顶头上司的向旭十分欢迎我俩来劳动。他吩咐厂办的高文奎（几年前还是上海 市委副秘书长），为我找了张小床，借给我被褥，住了下来。他要我去总装车间劳动。总装车间技术性很強，我做不了什么事，只能是绕绕线圈，帮师傅打打下手， 递递工具什么的。
总装车间的工人，不论老中青，技术水平都很高，其中有不少比大学毕业生的水平都高。电机由锭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当时正在试制中国最大的30万瓩的双水内冷发电机，长有两三米，直径有一两米。电机里有没有毛病，老师傅拿个螺丝刀，顶在表面上，耳朵贴在螺丝刀柄上，一听就听出来了。隔皮猜瓜，怎么猜的那么准确啊！
我去劳动的时候，30万瓩的双水内冷发电机快要成功。我劳动了半个多月以后，开始试制60万瓩的双水内冷发电机。从东北运来一个像大象身子那么大的转子。面对这么大的转子，想想中国又一个最大的发电机即将诞生，天天处于兴奋之中，忘记了疲劳和辛酸。
这么大的转子谁都没见过。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应该注意什么，大家都没思想准备。车间里有位老工人，叫阿秋。他是一位活泼而又老实的人，技术上不是工程师， 胜似工程师。有一天，他扛着个长铁棍，从大转子旁边走过，自言自语地说：“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边说边向后甩手。我们在旁边看了发笑：大家离你好几米，没有人给你开玩笑呀！
既然没有任何人跟他开玩笑，他干么有开玩笑的感觉呢？原因是：60万瓩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的转子转动时，产生巨大的磁场。阿秋无疑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因此，他与转子保持了两三米的距离，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谁知大转子的磁场所产生的吸力超过了他的想象。他保持的距离不足以离开磁场。磁力把他扛的铁棍向下拉，让他扛不动，他就以为后边有人在跟他开玩笑……
上海电机场在研制60万瓩的双水内冷发电机时，还研制磁流发电。我都看见了磁流发电点亮了好几个灯泡。现代人离不开电。能从多方面给人以电，该多好啊！
与发电机配套的是汽轮机。为了了解汽轮机，我在电机厂劳动一个月以后，来到了电机厂隔壁的汽轮机厂。这里的负责人也是我的另一位老领导张锦堂，以及我们干校军宣队的队长霍敏。他们先陪我参观，再安排我下车间劳动。
电是动力。我坚持劳动的动力来源于电，来源于让更多人能用上电。
电是能源。为能源而劳动，也是在劳动中求知的能源。
人脑的延长
——在计算机厂劳动
20世纪70年代，工业的前沿可能要数电子工业了。作为电子盲，我与宗寒怀着几分好奇，几多神秘，持解放日报介绍信去了上海市仪表局。局生产组负责人和张工程师向我俩介绍了电子工业概况。然后建议我们先去元件五厂、十八厂、十九厂，再去上无一、三、四厂，最后去十三厂，即计算机厂。
元件五厂是生产锗管、硅管的。到了五厂才知道，这厂址就是当年我们上海社科院学习室隔壁的青年报社。我1960年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地点在陕西北路186号。当时常就近给《青年报》理论版写点“豆腐干”文章。60年底或者是61年初，青年报的老史和老包告诉我，他们要搬了，这里要让给保密厂。噢！现在知道了，原来保密的就是半导体。老青年报这地方是五厂的拉单晶车间。在这里劳动要穿白大褂，很干净，但并不轻松，要求又高又严。第一道工序叫提纯。来来回回无数次，把杂质集中在两头。去两头，留中间，就纯了。纯度高达五个九、六个九。 第二道工序叫拉单晶。这拉，可不是拉拉扯扯的拉。要把温度与速度配合得恰到好处。一小时只能拉5cm，慢得很。花很长时间才能拉出一根胡萝卜大小的单晶硅。第三道工序叫切片。把“胡萝卜”切成片，一片只有1mm，比铜钱还薄。半导体之所以称半导体是因为单向导电。依电阻不同，让其处于导与非导之间，一开一关，开开关关，用“0”与“1”两位数来千变万化。接下来的工序是研磨、清洗、光刻、磷硼扩散、再切、点丝、封装……。这些活儿我都干过。当时元件成品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十。假如用这些元件做成一台类似今天最普通的手提电脑，体积恐怕要比家用冰箱大得多。
当时，电子行业开始研制集成块。所谓“集成块”，就是把十几、几十个两极管、三极管集合在一个硬币大小的“块”上。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运算速度，而且可以大大缩小体积。接着，我们从五厂转到上无十九厂劳动，试制“集成块”。试呀！试呀！正品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四。芯片在当时价值连城。一个两极管值13元。含有几十个两极管的集成块在今天也还相当珍贵，可那时候，我把它用来当书签，因为是废品。把废品放在书里，让废品提醒自己：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也要把大面积集成电路造出来！不试成功，誓不罢休！
接着到生产电真空管、可控硅管的工厂劳动，最后，我俩到了位于静安寺的十三厂。在十三厂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自制的计算机。总工程师曾复，带我们边看边讲计算机原理。然后，安排我们干了几天点焊，后来又叫我们穿磁芯。曾复说：磁芯就是脑细胞。人有几百亿脑细胞，要让计算机仿人脑，要多少磁芯啊！磁芯大小像绣花针的针眼，把一根线穿进去可难坏了我。工人一秒钟穿一两个磁芯，我60秒钟也穿不了一个。
现在，人们手机里的芯片，相当于我们那时候的比鼓还大的磁鼓。那时每秒运算百万次，彼此弹冠相庆；今天运算上亿次，也没什么稀奇。
电脑是人脑的延长。电脑有时能做人脑不能做的事，但是， 电脑决不可能从总体上超过人脑。现在有些人过分依赖电脑，说不定会导致人脑退化。还有人宣扬电脑恐怖。作为三十多年前在十几家与计算机相关的工厂劳动过的人，我想大可不必谈电脑“色变”。万事万物都有二重性，电脑也有二重性。要相信：人有本领驾驭电脑的二重性。人能制造电脑，人也能制服电脑。
结束语
我在“文革”中还到一家化工厂劳动，见过中国的“居里夫人”们造出的镭。我还在生产导弹的厂里当搬运工，睡过尚未安装仪表的导弹壳。我还在没有原料的化工厂里劳动过，因为他们的原料是空气。我还进过炼金車间。他们的产品，每天傍晚用武装直送銀行金库。不过，我没有资格在炼金車间干活，只能在它的兄弟车间劳动。
1975年仲秋，我来到制造飞机的5703厂劳动，抚摸过与波音7几7一样大的一比一木制飞机模型。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冷风刚刚刮起。有一天，厂办负责人与我交換小道消息后，情绪激昂地骂起了王张江姚，并用他在生产中的体会高度赞扬邓小平。我听后，连说几遍“千万不要流露出去”，劝他“说话当心”。显然，我的胆子比他要小。可是没想到，他在“四人帮”粉碎后，刚被市里重用，就被调回厂里检查“如何攻击邓小平，如何紧跟‘四人帮’”的错误。我知道以后，大吃一惊。我问他：“你在我面前骂‘四人帮’的话，还跟别人讲过没有？”他说：“还跟厂党委书记讲过……”我说：“书记应当站出来为你证明！”他说：“书记也成了‘四人帮’。”
唉！我这胆小的，是坚定的反对“四人帮”，他那胆大的却成了紧跟“四人帮”，并且挨了批。怎么个说法呢？谁叫他当头的？当头的，在“文革”中只能表里不一。我不是头，就避开了好多“口是心非”的机会。
——作为一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室读书，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学习组读书的我，作为一个已经养成三天不读书就浑身不自在的我，是多么的想读书啊！可是，在那年月人家不让你读书，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劳动苦，临到头上只能苦。怕苦也不是条汉子。苦也是练。苦练嘛！学会了化苦为乐，便能够苦中作乐。乐在以工厂为学校，乐在以车间为教室，乐在拜工人为老师。
劳动可以转化为读书。在百家行业劳动等于读百家书。边劳动，边悟一悟技术发展的辩证法。后来我又从技术辩证法，走进了自然辩证法。一直到“文革”后，我还担任过《中国百科年鉴》的自然科学组组长。后来，担任了社会科学组组长，编制仍留在自然科学组，因为我留恋科学，热爱技术。
《档案春秋》 200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