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先生的学术生涯

尹中琪束方圆

他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专家之一，出版过国内最早的家庭社会学专著；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建立专门的妇女学，被称为是“国内妇女学第一人”，他在上世纪八九年代有学术界传为美谈的“邓氏三论”，被誉为“思想界的硬汉”。他就是社会学界的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并曾担任过中国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先生。

光阴绘峥嵘，岁月写辉煌。今年的11月10日，邓伟志教授迎来了他的七十岁生日。而此时，他的学术生涯也有近50个春秋。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奋进使他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截至目前，他已经出版20多部专著，发表了几百篇学术文章。

邓伟志先生的学术生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60--1976年前后，这是他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阶段，以自然科学为主；第二阶段，即在1976年前后--上世纪末，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妇女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第三阶段；即近年来的研究，配合政协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学领域。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跨度结合

邓伟志先生的学术生涯开始于1960年，时年22岁，刚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毕业的他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文章。这是他的毕业论文，名字叫做《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刊登在上海当时最著名的学术刊物《学术月刊》上，受到老师们的嘉许和同学们的羡慕。其实早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众多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豆腐块”，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学生时代的逸事时，不无自豪地说：“那是我以文养读的时代。从1956年上大学开始，每月在报上发表一两篇豆腐干，拿那么几块钱稿费就够买书和零用了。”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研究室，1962年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主要从事对列宁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发表了很多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政治运动开始以后，别人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斗争中去了，他却暗暗地同运动保持起若即若离的距离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并处处以研究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他每天出去观察社会民生百态，遇到楼上撤传单，他就跳起来抢传单拿回去研究。哪里卖学习材料，他就去冲过去买。于是，一直有人拜托他去购买相关书籍，当时资源紧张，每人都限制购买数量，为了买这些书他经常要来回排几趟队。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除了埋头理论研究，他还作了很多社会调查，不畏严寒酷暑，有时候忙起来甚至全然不顾“一日三稀”的饥饿，步行穿梭于各个调查对象和单位之间，乐此不疲。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邓伟志的研究视角转换到了另一个崭新的领域――自然科学。当时，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老师受华东局领导的指派，经常为主席搜集哥白尼、伽俐略、爱因斯坦的著作，后来因为政治问题被逮捕。于是某天，领导忽然问邓伟志愿不愿意搞自然科学，高中期间自然科目成绩就不错的他欣然接受。也正因为如此，他得以从复杂纷扰的政治运动中抽离出来，投入到了自然万物浩瀚无垠的知识海洋中来。1970年初夏到解放日报社在五七干校期间，得到一位老同学的介绍，邓伟志被抽调到解放日报成为一名特约通讯员，领到了“解放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临时采访证”后，他开始走访各行各业，马不停蹄。这次调查的本意主要是进行经济大批判，但是他和同学努力联系实际，走访了100多家大中型企业，从黄金的冶炼到镭的提制，从水声技术到射流技术，从大规模集成线路到当时还属于绝密的电子计算机厂、宇宙航行厂都走了个遍。没上天的卫星抱过，造好的导弹摸过，大大开拓了眼界，丰富了文化知识。这时，报社领导才渐渐发现他们不搞政治经济学批判，反而是搞技术去了，于是撤了同学的组长，并通知邓伟志回干校。而这时候，恰好毛主席提出研究“四大起源”，鉴于邓伟志丰富的自然科学采访体验和曾经“战斗在一百多个岗位上的经历”，干校领导把研究工作交给了他。邓伟志就这样避开了当时“左”的大环境下社会科学批斗成风的气氛，专心致志地进行了当时所谓的四大起源（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研究。在这期间，邓伟志还研究了细胞起源、意识起源，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大跨度地结合起来，并与其他同志一道，把研究成果汇集到《天体的来龙去脉》、《生命的生生不息》、《人类的继往开来》三部书中。1975年邓伟志主笔的《人类的继往开来》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上连载，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的赞赏。

与此同时，对于自然的研究使本来就豁达开朗的邓伟志内心深处培养出一种更加恢宏、开阔的气质。多年之后他讲道：“地球这么大，也只是太阳的一个小小的行星，太阳系很大了，却在银河系的边缘，银河系够大了，可以穷尽一个人的想象力，然而还有人类无法探究的河外星系，想象人类有多渺小吧，多有限吧，再把这么有限的生命用在无谓的争论和批判上，真是不应该，应该把这有限的生命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家庭社会学、妇女学到知识社会学的三级跳

在写人类起源的过程中，邓伟志涉猎了不少原始社会的资料，并在1976年亲自到云南地区考察过那里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的生活。在学习和考察中，他对各种各样的家庭制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查阅了上百种反映各个原始民族生活的地方志资料，接触了十多个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也亲身观察到了那里的群众的生活，看到形形色色的家庭制度。他逐渐发觉，中国云南现存的古代社会资料比摩尔根当年研究的印第安部落撰写的《古代社会》里涉及到的材料还要多，还要丰富。他想：中国不出一本胜过摩尔根的著作，将愧对50多个民族，想到这儿，他有些跃跃欲试了。于是在1976年前后，邓伟志从对细胞起源、人类来源的研究转向了对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研究。他仔细查阅了中国内已出的各种民族志，又查阅了《各国概况》系列丛书中有关家庭的部分，还到当时书籍比较丰富的《红旗》杂志社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国内外的家庭史、妇女史专著，并在1978年开始参与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家庭社会学内容的编纂工作中。1981到1983年他在受约到复旦大学分校教授家庭社会学课程。这样一边写，一边讲，一口气写了数十篇有关家庭社会学的文章，国内较早的家庭社会学专著《家庭问题种种》就这样在1983年问世。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婚姻史趣话》、《家庭面面观》、《中国家庭的演变》、《家庭的明天》等多种家庭社会学专著，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在长时间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中邓伟志形成了自己的家庭观，那就是“家庭淡化论”，这就是著名的“邓氏三论”的开端，直到现在仍然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论题。他认为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上讲，家庭的职能在逐渐转向社会，业缘关系渐渐重要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这是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家庭的淡化体现了这种进步，他坚决反对文革期间“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惟成分论，和文革后一段时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社会心理，认为一个人的好坏优秀与否不应该归于家庭，而应该归于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近年来他大声疾呼设立较高的遗产税，把这当作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方面。在家庭的政治功能、遗传功能淡化之后，他也讲了家庭功能强化的方面，那就是家庭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总结说来，家庭的功能要“浓妆艳抹总相宜”，要有辩证法。

邓伟志在家庭社会学领域的大胆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但他从不避讳争议，他坚信真理愈辩愈明。正像他一篇文章的题目那样，他要在“争议中奋进”，《家庭淡化论》的发表是他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学术界的热点人物，这篇文章共收到百十篇来信，反对得很激烈，赞扬得也很激烈。这些讨论促使邓伟志进一步思考，一个月后，邓伟志在《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西方的“家庭解体”》一文，再度引发热烈的争论。1978年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但是全国各大知名学府都不准备成立社会学系，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分校校长姓王名中站了出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复旦分校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并专程诚邀邓伟志来任教家庭社会学。于此期间，他在家庭社会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家庭面面观》、《家庭的明天》、《中国家庭的演化》、《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我的家庭观》等诸多知名著作，其中《我的家庭观》是当中集大成之代表作。

研究家庭社会学的同时，他也热切关注着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提出建立“妇女学”的第一人，当时社会上正流行“让妇女回家”的观点，邓伟志不敢苟同，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新观点，为了破除这些传统偏见，解决妇女们对自己所处地位的种种困惑，他在解放日报中写道：“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要求我们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于是“妇女学”应运而生。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邓伟志又将兴趣点转移到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在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提出了“学术生态”这个概念，提倡学术环境的宽容、宽厚、宽松。在《淡化当官心理――论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一文中他不赞成很多人“弃学当官”，主张“掀掉助长当官心理的外因”。这就使得讨论更加激烈。随后的《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中他立论新颖，直击时弊，发人深省。文章在《为错误争一席之地》中，他甚至提出要为错误留下空间。他说：“现在错的观点中以后不一定都错，现在对的以后也不一定都对，错的观点中也许有对的成分，即使是完全错的，也应该有改正的机会。”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同前面的“家庭淡化”、“淡化当官论”被众人合称为“邓氏三论”。在无数的赞扬和批评声中，他被海内外报刊誉为“中国思想界的硬汉”，这一殊荣他当之无愧。

为民所想，为民所用的崇高与淡泊

童年时代经历的血雨腥风，青年时代“左”的社会环境的打磨，使邓伟志练就了一副思想意志上的钢筋铁骨，他说：“人的一生要在学水里泡三次，再咸水了泡三次，然后在清水里洗三次，才能得到人生真正的滋味，才能写得出真正的文章。”“血水里泡三次”、“咸水了泡三次”、“清水里洗三次”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在幼年时代，他曾经亲眼看到一排解放军的机枪手在飞机轰炸中阵亡，他本人也有跟随大人躲避飞机扫射的经历，身边这些英雄们的感人事迹使得他对生命既敬畏又淡然。在青年时代他看到了也亲身经历了无数次“左”的思潮指挥下的错误批判，在文革结束后他深刻反省了过去的岁月，才有了上述那样犀利得直击时弊的见解。

“与人无争，与世有争”是他的座右铭。做学术的就是要追求真理，学术上的正确观点要争，这是学术的意义所在，他说：“没有学术的社会犹如瞎子摸象，盲人骑马，实践是立论的基础，经过争论的正确的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但一定要做到不与人争，尤其不能利用学术去做其它的事情。”时过境迁，当年红红火火利用学术批判别人的人不知今何在，而文革时钻冷门搞自然科学、文革后搞家庭社会学一心一意认真搞学术的邓伟志在学术生涯中结出了累累硕果。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看不是，我现在觉得一人行已有我师。”年已七旬的邓伟志教授精神矍铄，更加谦虚谨慎，他活跃在政协工作中，配合工作，他的研究又转移到政治社会学领域。“经济发展一定要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在1994年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来后，与时俱进的他开始了又一个理论研究的高潮――和谐社会系列研究。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完成了《和谐社会的要点》、《科学发展观建设的代数学》、《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浅说》等论文和专著影响深远。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他，作为学者的他，作为导师的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既要忙于著书立传，又要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研究，还要不定期回校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还有络绎不断的各种社会活动……他四处奔忙，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虽然学术生涯中曾经面临过很多艰难险阻，但是一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走下去，那就是社会科学和社会研究都应该为百姓切身利益服务，为民所想，为民所用。回顾往昔，面对荣耀，他虚怀若谷，对于那些套在头上的“光环”，他经常避而不谈，平静淡然。对于现在的名利地位，他更是不屑一顾，在与别人交流中时刻以“读书人”自居，只要一谈到学术研究，那股严谨认真的态度令学生们肃然起敬。他常告诫学生们，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和苦闷，当年为了研究人类起源，他穿密林，过激流，走猴子路，攀铁索桥，还考察过好多猿人洞，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是现在大多数研究者们所欠缺的。他常对自己的学生说，读书要刻苦，学习要认真，切忌虚华浮躁，学术探索中要在众人不疑处敢于质疑。这正是他治学认真踏实、求实务实的态度。

桑榆何谓晚，人间重晚情，我们衷心地希望邓伟志先生在今后的岁月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郭强站点 2007-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