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载学术风雨历程的如实记录

                               童 潇

　    2008年11月,凝结着邓伟志先生50年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功力的《邓伟志文集》(六卷本)终于面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卷本250万字的文集不仅如实记录了邓老从事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自然科学研究50春秋的风雨历程,同时,也向我们生动展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学家50年来对社会、对人生、对祖国、对世界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

  　　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产生于19世纪早期,其标志是1838年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出版。孔德之所以提出社会学,其本意在于创造一门研究现实社会的学科,以与抽象的哲学相区别。在孔德提出社会学的当时,古老的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民族振兴、抵抗侵略中挣扎。正是基于对社会学实用性的期待,我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先生将西方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翻译到中国(群学即为社会学), 以期能运用这门学问对中国社会发展尽学术的绵薄之力。因此,中国社会学创建之始,就与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的发展紧密结合。也正因为如此,将社会学为我所用,注重社会学的本土关怀和本土适应,成为中国社会学家的不懈追求和努力。

　  　邓伟志教授是我国第三代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性人物之一。如果说,以孙本文、吴文藻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开启了对西方社会学的引进, 承担了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创造条件的重任;以费孝通、雷洁琼、陈达、李景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开始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探索,概括了中国的经验和模式;那么, 以邓伟志,以及郑杭生、陆学艺、王思斌、吴铎、苏国勋、宋林飞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社会学家,则是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更为自觉的理论和经验探 求。目前,我国第一、二代社会学家的一些文集已经结集出版,第三代社会学家的文集也已经开始编撰。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郑杭生社会学历程》(三卷本),向世界集中展示了“中国社会运行学派”的重大研究成果。这次,《邓伟志文集》的出版,应当说是我国第三代社会学家代表成果的又一次展示,从而形成了第三代社会学家“南—北”呼应的局面。可以说,《文集》为我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丰富,贡献了南方社会学、上海社会学的智慧和成果。

　  　应当说,与前两代学者及第三代其他学者的学术研究进行比较,邓先生研究社会学是有特点的,形成了鲜明的“邓氏风格”,甚至仔细阅读邓先生与他人合作的文章,也能辨别出哪些话出自于邓先生笔下,而哪些非邓先生所言。

　  　以笔者之悟,“邓氏文格”体现为:一是文风清快。阅读邓老的文章,你可以发现其文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短句。以体量而言,邓老的论文每句话字数不多,用语短,但非常犀利,往往一针见血。特别是一些文章标题的概括,往往微言大意。如将科学发展观阐述为“科学的发展观是建设的代数学”,对学风的呼吁——“学风是学者的骨骼和灵魂”都是一语中的。这种短句,文风清快,脍炙人口,从而形成了其文易于传诵的鲜明特色。二是善于用喻。阅读邓老之文,还可以发现,他非常擅长用喻。可以说,用喻贯穿了他撰文之始至今。以始而论,《文集》第一卷所收入的邓老在十八九岁时所撰的几篇文章,如《“提前完成”析》、 《武松重要还是老虎重要》等,篇篇以一个故事为文之序;以今而言,他讲和谐社会时,以“交响乐”为喻,谈如何保持健康和充沛精力时,以己身“胃扩张”、 “胸扩张”之“病”为喻,生动形象、鞭辟入里,非常易于理解和把握。三是深入浅出。邓老善于把一个复杂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方面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论货币对社会的两重性》一文。邓老论述了货币作为一个“风轮”既带动了社会进步,同时又碾破社会道路的方方面面,将一个深刻的道理描绘得非常清晰明确。特别要说的是,邓老的这种风格与目前学界不少学者喜欢“化简为繁”,文风“浅入深出”是不同的,尤值得我们学习。四是博约结合。就博而言,邓老文章关注的内容之“博”是罕见的,从自然科学(对人类起源和天体起源的探索)到经济学,从社会学到历史学(党史和婚姻史),从法学到伦理学,从政治学到文学, 邓老都有所涉猎。在社会学中,他所涉及分支学科也包含了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因此,《邓伟志文集》简直是一部小百科全书。但是,他又非常之专、之约,例如持续几十年对婚烟、家庭、妇女问题的关注,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问题的探讨,近些年来,他还几乎年年出版有关和谐社会的专论。五是信息量大。邓老文风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从他文章中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了解许多或许将会失传的掌故内容。例如,《文集》收入了邓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苏州不能忘记的两个人》,讲到,是梁思成不让美国飞机轰炸苏州,美军才没有轰炸苏州;是陈其五下令解放军不能破坏苏州的古建筑,苏州的古建筑才安然无恙。

　  　阅读《邓伟志文集》,时而会被邓老所讲述的一个个精彩动人的案例所吸引;时而会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骄傲;时而会为社会某些地方的不公正和不和谐而叹惜;时而又为邓老风趣幽默的语言而捧腹大笑。“邓氏风格”的鲜明特色正成为社会学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与邓伟志接触过的人常说邓老是个好人。按笔者的理解,这所谓“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邓老胸怀坦荡,他既实事求是,又富有良知。《邓伟志文集》第一卷 《序言》中的一席话尤其令笔者感慨万千。邓老说: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到中国来访问,问他,你反右的时候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整人。那位美国记者告诉他说: 我在北京,见一个是挨整的,再见一个还是挨整的,就没遇上一个整人的人。事实上,从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到杨绛的《干校六记》、《洗澡》,诉说“文革”中 自己的挨整经历屡见不鲜,还有一些人更是想方设法抹去自己的这一段历史。肯承认自己整过别人,邓老不能说是最早的,但也是较早的人之一。

　  　正是这样,《邓伟志文集》所收入的文章对自己的历史毫无隐瞒。特别是反右和“文革”时代的文章,如果能代表当时的思想,即使是很“左”,即 使是显得那么“高调”,《文集》也照收了进来,同时给予了注明。例如,《文集》收录了1968年他所撰的《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作者在注中写到:此文中有不少高调之言;收入的1969年写的《干校,干校,干革命的学校》一文,作者说:文中有许多严重错误的提法。对此,邓老在序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篡改历史,涂改文集,是小聪明,不是大聪明;是聪明,但不高明。……基于这样的想法,这次编集子时,我来了个和盘托出。凡入选的文章……在观点上一律不作修饰。在我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邓伟志了。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而外,皆等而下之。……因此,我把自己当年的错误文章拿出来示众,包括不易被人知晓的用个人笔名或集体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兜了出来。兜了出来,我就能安心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我担心会不会谬种流传,贻害读者,因 此,在部分文章的题注中点出了‘此文有错’”。应当说,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下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确实难能可贵!

　  　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创小成,至50年代初被取消,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新成长,其间磕磕碰碰,直到目前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才进入了第二个“春天”。社会学做过牺牲品,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背景下,崇洋附外又开始成为了社会学的紧筘咒。文人常常游走于唯上、唯古、唯洋之间,社会学的“求真”真是太可贵了。这或许是《邓伟志文集》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邓伟志被誉为思想界的男子汉,主要是因为邓老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论”: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这 “邓氏三论”在国内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也使邓老一举成名,成为了著名的学者和文化人。同样难能可贵的是,邓老并没有躺在原来的成果之上,而是保持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继续探索前行。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邓老继续提出了“新三论”:21世纪呼唤创新;关注弱势群体;学术属于勇敢的人,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

  　　在2000年初撰写的《21世纪呼唤创新》一文中,邓老点出了创新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了“不创新,毋宁死”的观点,指出:创新是科学的灵魂,创新是科学家的命脉,创新重要的是要破除迷信,要创新要有勇有谋,上下左右都要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在《关注弱势群体》一文中,他指出:补偿只能解决弱势群体的燃眉之急,从根本上考虑,重要的是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同时更重要的是重视立法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而在《论“敢”》一文中, 他则提出:敢,是知识分子必备的重要素质,是理论勇气的表现,是对科学事业的责任心,是一种人格魅力,是探索真理的前提。敢的对立面是怕。要想写大著、做大事、成大器,就一定少不了大胆。学术成就永远属于勇敢的人。这些论点无不振聋发聩。

  　　李友梅教授在出席《邓伟志文集》出版座谈会时讲到:每一次国家有重大的政策,我们都会在邓老的文章中看到回音。确实是这样,邓老的文章永远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他关注国家,关注民生,关心社会发展。特别是在“邓氏新三论”出来之后,号召科学发展,走和谐社会道路,关注民生的“邓发展”、“邓和谐”、“邓民生”也应运而生,跃然于纸上的字里行间。其实,邓老岂止是“邓发展”、“邓和谐”、“邓民生”,他还是“邓民主”、“邓公平”、“邓争议” (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就此言意指邓公文章常常引起百家争鸣),他在许多方面都有高论。期望邓老一如既往地拿起神来之笔,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社会学的美好明天,为中国社会学再注入强劲的力量。

                                   《探索与争鸣》 2009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