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鸟啼前 夜卧人静后 五十修远兮 求真犹不悔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邓伟志文集》出版座谈会纪实

                     记者 王怡（资料整理 束方圆 袁晓月 刘伟）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周年，又恰逢邓伟志教授70周岁，从事学术研究近50年，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邓伟志文集》的出版更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意义。邓教授一生经历丰富而又曲折坎坷，涉猎多种学术领域，钻研其中并取得很高的成就。《邓伟志文集》的出版是对邓伟志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一个集中展示，也是对社会学本身发展的促进。
　　  除了对邓老学术造诣及其为人的高度评价，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勇于自我批评的学术精神，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邓伟志文集》出版座谈会”与会者言谈中最为钦佩的。邓伟志在《文集》的序中写道，“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在错误观点中提高的。向真理低头犹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

                               实事求是  科学发展

　  　邓伟志的学术思想，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惧怕权威，敢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体现的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这对于我们当前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解放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
  　   邓伟志：大家知道，改革是思想的产物，但是改革当中又不断地促进解放思想。今天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想要继续解放思想，还需要改革思想的推动。这些年来，大家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我也惹了好多的祸。发表文章展开讨论，最长的讨论了近两年，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促成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也有些文章受到领导的批评，有些文章被批评后领导又道歉，这都是正常的，我这人不记仇，连名字都不记。我认为学术争论也是我克服自己当年的不科学、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记录。不克服自己不科学的东西，就不可能接受科学发展观。不能只抱着过去的东西沾沾自喜，所以文集不是我的代表作，我就想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真不容易，因此我把我各个阶段正确的、错误的东西都端出来。
　  　吴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大学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试点单位，正在学习调研阶段，我觉得应该发扬邓老师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通过学习调研，发现和查找影响上海大学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影响内涵建设的一些主要问题，解决一两个问题，推动上海大学学科建设、内涵建设。学习邓老师的精神，亲身参与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同时找准问题，推动上海大学的发展。
　  　邓老师在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他积极从事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为参政党的建设，为民进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做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工作。

                               紧扣时代  关注社会

　  　邓伟志多年来一直关注改革、关爱民众、关心社会发展，以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服务社会。他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理论超前性。《文集》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学术历史，也体现了我国各个社会时期先进思潮的前行方向。
　   　胡申生(上大中俄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邓老师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特别大。曾经引起争论的“邓氏三论”，第一个是中国的学派为什么那么少？第二个是淡化当官意识；第三个就是家庭的淡化问题。有的引起了长达两年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带来了中国学术界的繁荣。曾有的文章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是过后领导又向他道歉。比较典型的文章就是《不创新，毋宁死》。当时这篇文章题目争议很大，但是邓老坚持用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很刺激人，有人光看题目，没细看内容就在那里批评了，但后来又大会小会对邓老师进行表扬。邓老师有个特点，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另外，不同的时期，改革开放出现过不同的理 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痕迹，他都留下了自己的著述。如对法轮功，当时他很快就写出了《伪科学批判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与时俱进。他的文章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并言之有据。我感到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认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呐喊者。
  　　谢海光（市委宣传部网宣办主任）：邓老师不仅是公认的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著名的包括家庭、妇女、儿童以及社会突发问题和特殊现象的研究专家，除此以外，还是享誉海内外的网络评论家、网络宣传家，也是著名的网友。在网络评论、网络宣传和网络沟通方面，邓老师作为社会学家、教育家，在此过程中具有特别贡献。邓老师在网上的努力和作为，和一般的宣传工作者不一样。他以社会学家独特而深邃的眼光和视角，以教育家宽博的胸襟，用平易近人的网络语言，不断地和网友进行平等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邓老师响应中央号召去做的，而是他关注新的传播形态、新的社会模式、新的介质媒体，用特定的角度去做这些工作。一有网络，他就以敏锐的眼光去关注，结合自己非常认真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社会学家是如何把握最新、最前沿、最生动，也是最草根的交流方式，对社会进行交流和观察，体验和研究，他是以社会学家的角度和方式在做网络的传播和推进工作。
  　　邓老师是东方网“东方评论”栏目撰稿人，在他的几百篇评论文章里，有几篇在近期影响非常大。一篇是《以民生为重点》，还有《在弘扬传统文化中解放思想》，这一篇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浪潮中影响很大。《奥运会是最和谐的地球村》也有非常大的传播影响力。
  　   郭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从文集的六卷里看的出来。作为学生，特别是作为老师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去年在梳理讨论邓老师学术思想的时候，我们总结过。老师有很强的学术敏锐力，大家可以从文集里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变迁的回应能力是非常快的。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问题，他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由此带来创新性，产生很多新思想新观点，应该说邓老师在社会学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野和方法。
　  　仇立平（上大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邓老师非常关注社会，他的学术生命是同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从高层到底层的变化都可以从邓老师的文章中有所反应，他用自己的表达方式与社会相呼应。这对于搞社会学的学者来说有很大的启发。从社会学来说，既有社会理论，也有社会干预。社会学者应该用自己的知识来干预整个社会的发展，使社会朝和谐、良性，符合科学发展的方向去发展。这一点邓老师做的非常好。他很关注底层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关注，他还做地区街道社区的研究工作。记得前年我在某社区做调查，那个社区的党委书记找到邓老师，希望得到指导，邓老师非常爽快地同意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学者跟底层生活脱离得很远，他不一样，这点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笔耕不辍  聚沙成塔

　  　《邓伟志文集》的编辑采用了编年方式，内容涉及社会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主要是杂文）、人物，还有一些序。从社会学角度来说，里面又分为理论的、家庭婚姻方面的等等很多很多，这是一笔相当丰富、客观的思想理论财富。
　     胡申生：我从70年代就跟随着他，30多年了，我感受到他的勤奋。我们去国外访问，坐长达20多小时的飞机。在飞机上我摇摇欲睡，但是他坚持写文章，年纪比我大多了。这个勤奋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他有篇文章写到枝头上鸟叫的时候，他已经在写字台边了。记得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今天还是想在各位嘉宾领导面前再提到这件事。没有什么天才，尽管他的本名叫“邓天纵”，天纵有天才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因勤奋而成功。
　     姚俭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常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我想整个文集体现出了“聚沙成塔”，我觉得这是老师的学术之塔，这塔跟老师平时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体现了老师的勤奋，另一方面体现了老师对社会的观察。不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还是社会学理论家，他都应该根源于社会，对社会全方位观察， 而不仅仅局限在象牙塔里的研究，老师做到了这一点。在邓老师的文集当中，我觉得非常出彩的一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30年来，邓老师通过他的观察而形成的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学术研究上的一些思考。
　  　谢海光：在网络方面，邓老师也成就卓越。5年来，不包括潜水的，他用社会学家、网络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东方网“东方评论”栏目上发表的文章有两百多篇，平均一个月大约有四篇左右。这样的勤奋和努力，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郭强：从攻读邓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到毕业以来，同他接触很多，感觉到我们年轻人跟邓老师在勤奋上都不能比。他每年写一本书，每年写那么多文章。当我们有懒意的时候，特别是我，想到老师在火车上、飞机上都在写作，就给我们很多的鞭策。

                              解放思想  求真创新

  　　邓伟志在《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要求》一文中说到：“解放思想是抓住真理的前提。”因此，他常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觉察出人们不易看到的问题，他对于真理的追求也是执着的，他说过：“向真理低头犹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
  　 　姚俭建：老师的文集，用一个成语概括是“顶天立地”。这个“顶天”更多体现出的是“真理”这个天。老师经常说“要对真理负责”，他把自己的文章按照思想的轨迹，包括错误的文章也在这里展现出来，说明了老师对真理的付出和追求。这个“顶天”是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学习的。“立地”是指他的《文集》是立足于中国大地的。《文集》第一集里有一篇叫《矛盾百出的评工记分制度———孙桥大队评工记分情况调查报告》，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在这里可以看出，邓老师在社会学上的造诣与他早期所做的调查是分不开的。还有他对于调查所做的理论思考，如《学会解剖“麻雀”》，写得非常好，今天读来还是感到非常的亲切。所以我觉得“顶天立地”形容了老师学术和思想上的成就。
  　　仇立平：邓老师是中国社会学一些特殊领域的开创者。记得我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家庭研究的文章，当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是我国社会学恢复后吹响家庭社会学的号角，包括后来的妇女学研究都是在邓老师的呼吁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邓老师具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他知道学科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对于一些特殊的学科来说，他又是一个先锋者，不断的探索者。从这个角度说，邓老师不仅为学校，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风朴实  功底扎实

　　  邓伟志的文风，文笔清新淡雅，擅长以小见大。用浅显的文字昭示大道理，这是现在很少学者能够做到的。
　     胡申生：邓老师对理论钻研很深。在华东局理论处，他有两年的时间奉命读《列宁全集》。我记得他给我们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时候非常熟，体现出很高的理论素养；转到搞社会学以后，对当代的、古典的社会学理论，他都钻研过。最近我们在搞上海大学演讲集，其中有一篇是邓老师在浙江关于管理的演讲，对国外社会管理的前沿理论他都提到了。他不是不研究理论，但是在文章中尽量做到深入浅出，用明白的、看得懂的文风来表达比较深刻的道理。这一点他是非常突出的。所谓文风“文白如话”，但是并不表示没有深刻的内涵。他的知识面丰富，在《文集》中可以看到，对于历史、古代诗词，他都是很熟的，引用古代典籍也非常规范， 不是一知半解，而是钻研过、下过苦功的。
  　　郭强：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写文章把明白的搞得不明白叫学术，但是邓先生的写作思路是把不明白的搞成明白的，大家一看就懂，一懂就会，我们还缺乏这个功力。刚才胡老师讲了邓老师的功夫特别深，理论知识特别扎实，他写出来的东西特别容易懂，这个我们真是要学习。这是他们老一代人，像费孝通、雷洁琼等等都有的文风。
　  　谢海光：在网络评论中的文风，他的关切点和思考方法，对我们也是一种启迪。一个是邓老师总是非常讲大局，非常大气。这是有历史感、现代感和未来感的大局，是昨天、今天、明天一起考虑的大局，是将中央和地方一起考虑的大局，是把个人、集体、社会联动起来考虑的大局。比如说邓老师有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以民生为重点》，其实这篇文章写得很早，内容非常深邃，传播量非常大，新华网、人民网等很多网站都有转载，影响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后面几年的政策也有支持和参考作用。第二个是深邃。很多语言乍一读非常轻松，复一读会有感慨，再一读就会 感觉到其中意味深远。他的每一篇评论都有它的精彩点，他的文集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东西。在1980年的《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中有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他们认得字恰恰是运用了眼睛的功能，认不出是因为很难施展眼睛的功能。”诸如此类。在网络评论当中，这样的语言和判断，使你在学理中，在他自己设置的对象的悖论当中，感觉到他的所指非常深邃。第三点，是非常睿智。邓老师一直主张和谐，他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总是以睿智的表达服人。第四，就是非常潇洒、 从容，让人读完有如沐春风之感。第五是宽容。第六是坦荡。

                                君子坦荡  求真不悔

　  　入选《邓伟志文集》的文章，除了错别字，或者当时报刊排字时排错了的地方，做点矫正外，在观点上一律不做修饰。显现了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在邓老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邓伟志了”。
　   　徐中玉（华东师大教授、原上海作协主席）：我很敬佩邓先生，我仅仅看到很少的一部分文章却有很深的感想。坦率地讲，我们反思的风气太少了，我们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我们常常讲要用历史来警示自己，但是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少。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品在反思方面不敢提，害怕影响他自己，会被穿小鞋，所以敢说的人很难能可贵。邓先生的文章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社会问题。把自己过去的、现在想起来错误的、很难看的东西自己提出来了，做人之不敢做的事情非常值得钦佩。 如果像邓先生这样的人能再多一些的话，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有益处的。
　　  胡锦华（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大众卫生报社长）：特别感动的是有错误的文章他也收进文集中。我觉得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这一点是很大气的。因为人们常喜欢讲自己好的，给人家看起来好像一贯就是这样。随着社会的思潮人必然有 一些不正确的思想，邓老敢于发表出来，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这种高尚的人品对我的启发很深。其实跳出来看，这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文革期间，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可能说错一些话做错一些事情，这个也没什么见不得人。邓老没有回避自己：我当时在人生道路上曾经是这样认识的。邓老讲到这段话我特别感动。

                              一代学者  后学榜样　　

      十多年来，邓伟志教授为我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学习他的精神风范，共享他为人师表、奉献祖国，以教学科研服务社会、辛勤耕耘多年结出的累累硕果。　 　

      李友梅（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邓老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没有很好地把他的科研成果展现在学校里面，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邓老师把怎么做人做学问，如何把自己的智慧用在国家、社会的建设上，并且把这个思想提炼到理论层面，体现在他的书里了。这个精神财富里面，不仅有学术上的，还有做人上的，我们应该提炼总结教给年轻的学者、学生。邓老师虽然70高龄，希望他学术生涯常在，还要继续带学生，继续支持这个学科的发展，继续为我们的政策建设奉献自己的智慧。上海大学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提供各种条件，使得邓老师在晚年的时候，学术思想还有更大的发展。　　

      郭强：因为跟邓老师学习，接触比较多。他教育学生的方法，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比拟的。用感化的力量，让你不学习都不行，我们现在就做不到。我们看到学生做不好就批，邓老师从来不这样，我们在邓老师慈祥力的影响下，都很认真很勤奋。他这种方法值得我学习。我现在也带博士、硕士生，有时候到学生宿舍里同他们谈心指导，很多东西都是从老师那里学到的。 除此之外，邓老师对我本人的影响也很大。我一直在做知识理论，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做了很多的探索，这些探索跟导师的启发是分不开的。还有一点，邓老师对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的思想是他回应社会发展的结果。他的回应更确切地把握了我们思想前进的路程、社会发展的路程，并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自己继承的是从思想进入，从逻辑上去推整套理论的研究方法，但是邓先生不仅从理论逻辑，还从实践逻辑上关注社会的发展，比如对小康、和谐等等都做出回应，而且背后有很深的理论解释力。　　

      仇立平：我有幸和邓老师面对面办公。邓老师原是全国政协常委，以这样的身价任我们系主任，对我们整个系地位的提高应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他给年轻人很大的工作空间，但并不是什么也不管，他经常给我们开会提指导性意见，给当时还比较年轻的我们比较好的发展空间。他的宽厚、敏锐、睿智，对系的学习、具体事务性工作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这10多年中，系里大的规划和学科发展他都有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邓老师学识渊博，造诣深厚，但是他非常谦和。我同他经常交换意见，他并不会因为我的唐突或者不太友好的语言而不快。他非常愿意听取青年学者的意见，这点对我启发也很大。因为知识更新有个过程，青年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和老年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会有分歧，邓老师对这种分歧把握得很好。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知识，这样就使他不仅和他的同辈，和青年学者交往都很和谐。我想，若干年后他的成就是会载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里的。　　

      对于他做学问、做人的方法，我感触更深。他经常找学生谈话聊天，对学生非常平和，谆谆教导。他教给学生更多的是做人，就像他经常讲的“做学问首先是做人”。我想就是因为在他的学范指导下，他的弟子都有比较大的成就，也有比较高的涵养。

                               上海大学校报     第559期(2008-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