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猴子路”悟出的“社会发展三原则”

                         邓伟志

      1997年春，我写了篇《社会发展论纲》。立即被《新华文摘》转载。后来，又被收入好几个单位编的文选。文章中提出：持续、协调与人本为“社会发展三原则”。我写道：“持续是纵坐标，协调是横坐标”。“二者相交的这条曲线”是“人本”。
      我这“三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呢？感性认识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我曾骑着马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去过。在马不肯穿密林时，我们一行人就下马，越激流、走铁索桥、爬猴子路，披荆斩棘来到贫困中之最贫困地区。所谓铁索桥，就是高悬于激流之上的四根铁索链。人在链上走。所谓猴子路，就是人不能上去，只有猴子能上下的那种不是路的路。我在那里真正领悟到了什么是贫富差距，真正看到了不“协调”的弊端。实践在声声呼唤社会学者要为他们说话。在那种情景下，就觉得不大声疾呼“持续、协调、人本”就不配做一名学者，不阐述“持续、协调、人本”就是犯罪。
      回到上海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些穷弟兄的形象老是在脑子里晃来晃去。他们激励我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概括、抽象、升华。我进一步翻阅了把“发展”列为研究对象以后的“发展观”演化史。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业文明观”，还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乃至于当时正在中国流行的“可持续发展观”，虽然都是日臻完美，但是都有很大的片面性。我又重温了“协同论”、“均衡论”者的著作，他们一方面给我启迪，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不能停留在他们的水平上。“吃人家嚼过的馍不香”，国情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落脚点。
      中国的国情复杂多样，不管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理论的富矿。在失败面前不承认失败，是赖皮，在失败面前只会没完没了地埋怨，是泼妇。遇到八级地震也好，遇到十二级台风也罢，理论工作者都要保持理论的冷静。奖谁、罚谁，让政治家去办。理论家的使命是提升认识。不瞒诸位，我这个人始终把失败视为难得的破坏性试验。拿社会做破坏性试验是再大方的课题发布者也不容许的。历史进程慢，是电影的慢镜头，有助于理论家更仔细地观察，从中找出加快历史步伐的理论。祖国的鲜花是宝贝，祖国的野草也能转化为宝贝，都能从中熬出使人健康长寿的理论中药。“社会发展三原则”与其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从沙漠到海边一步一步跑出来的，不如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依葫芦画瓢画来的。我坚信“持续、协调、人本”那六个字对人民有用，我就写。
      我前后围绕这六个字写了几百篇文章，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和谐社会笔记》、《和谐社会散议》、《和谐文化导论》、《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我的社会观》等十本书。有两本书列为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
      当然，我提出的“社会发展三原则”比较粗糙。毛泽东说：中央是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基层。我这“社会发展三原则”是含金量不高的原材料。在中国决策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生活在基层的理论工作者应当积极地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提供原材料。水涨船高。原材料质量好，送得及时，党中央这个加工厂的成品才会高产优质，受人民欢迎，为人民践行。                     

                                    2009-11-16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