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杂文集》读后随想

                       刘鸿英

      去夏与老友邓伟志先生久别重逢，受赠他近年出版著书数本。邓先生写杂文是高手，文章内容囊括了方方面面的话题。我美国家中书架上翻看最多的中文书籍里就包括他的杂文集。我想，他的杂文使我百看不厌，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每每读到那些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的话语总能引起我的杂想联翩。这本《邓伟志杂文集》（文汇出版社，2002年）也是如此，使我终于开始了这篇小文的写作。
      邓先生是知名人士，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阻碍了别人对他的杂文的议论，迄今只看到过引用他的言论而不见有人评论他的文章。本人研究传播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美国费城坦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上来就“摆谱”并非是想标榜自己，而是想就我之所以对邓先生的杂文感兴趣的原因先向读者作个“开场白”。学术圈里都知道，美国的传播学引申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我在美国的整个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读过的专业性著作中有很多牵涉到这些方面的内容。邓先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还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博导，“家庭社会学”是他的博士生专攻的主题。看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对邓先生包罗社会万象的文章“顿生杂想”了吧？
     《邓伟志杂文集》收集了自1992～2002年他在各种报刊上主办或与人合办的杂文专栏中发表的两百来篇文章。在书的“自序”中，邓先生说他“喜欢杂文的短小、灵敏，在针砭时弊时的刺刀见红”，其实也正是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比如，《雷锋下江南——不是小说，是杂文》（原载《民主》1992年2期）一文写了为采访“雷锋”而随同其去江南执行任务时发生的四件事。先是在车站里“雷锋”欲帮一位男青年拾其落下的包裹时受到误解和白眼；再就是出站时“雷锋”欲帮两手拎两包、小孙子要其抱的老妪，被过路人抓住衣领吼叫“拐孩子”，惊动了警察，差点进了派出所；第三件事是住进四星级宾馆后，“雷锋”接到提供按摩和陪夜的“服务超一流”电话；最后想向该市长电话反映情况被误以为是拉赞助而遭秘书挡驾、而后又被邀请去“五星级宾馆吃便饭”。使“雷锋”弄不懂的是：“如今人们的思维怎么都喜欢逆向式？”邓先生在末尾点出“男青年、老妇人、市长的思维方式无不是现实的反映”，我们眼下的严酷现实尤其需要活雷锋“把人们扭曲了的心态再扭过来”。看到这里，联想到最近新闻节目的报道：“街头抢劫众人围观而无人相助”、“救落水儿童而身亡的英雄因被救者不肯出面证明而不能享受烈士待遇”，邓先生十多年前写的杂文让今天的人们仍不免感慨。
      邓先生曾多次到国外讲学，国外的所见所闻自然也是他笔下之物。《荷兰的鸟》（原载《上海民进》1996年3期）一文讲述了荷兰人如何爱护野生动物的故事，说有人开车在路上碰到两只鸽子“拦路”，只得下车抱起鸽子放飞后再开动车子。邓先生认为，意识来源于存在，是存在的反映，因为“人不打鸟，鸟怎么会怕人，人爱鸟，鸟近人”。邓先生的荷兰鸟倒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加拿大鸽子的故事，一对中国夫妇到了加拿大，见鸽子很多且见人不躲避，便经常偷抓鸽子回家烧肉吃。后来因为不孕而回国投医，才知道国外为了防止繁殖过多总给鸽子撒吃避孕药。虽然这个故事的虚实待考，但“鸟无防人之心，首先是人无害鸟之意”，其实是先有“惊弓”，然后才有“惊弓之鸟”其说（邓语）。记得刚到美国时，惊喜地看到住房附近有松鼠自由出入，这要在国内，肯定已是“过街老鼠”景象了，而美国人对此却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后来才注意到，很多人在房前屋后的树上挂着特制的“鸟房”和“水盆”，让野鸟啄食从商店特意买来的小米或葵花子，在“浴缸”中饮水或洗澡。我们国内的居民区中，真正的“鸟语花香”已不多见，用邓先生的话说就是，“人自身也是鸟类生态环境的一个方面。不要一味地责怪鸟儿如何如何，首先要想一想自己如何”。我所认识的美国朋友里“大款”不多，从每月生活费中花钱购买食品喂野鸟的也都是中下层生活水准的家庭。这件事虽然不算大，但如果大多数中国民众都会自觉顾及周围的野生动物和环保问题，那么国人素质将会提高一大步。
      邓先生前些年得急性心肌梗塞，做搭桥手术期间心脏和呼吸都曾停止过几个小时（《来往于生死之间》，原载于《新民晚报》1999年6月22日）。大难不死的邓先生，思路依然不减当年勇，文笔也似乎更加锐利，对现世的透视角度也更加宽阔了。在2001年教师节，为怀念几位已经作古的老师，他写了《从新校区的过去说起》（原载《新民晚报》2001年9月16日），文中回忆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为进行社会调查到宝山县葑溪公社参加整社，为抢种小麦和保护蔬菜不被冻死，“忙得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但他忙中偷闲，找到不妨碍别人又能背风的几穴坟墓中间放声朗读外语和古文，“轮换朗诵，不觉疲劳，忘记寒冷”。为什么要念古文呢？因为他牢记了导师对他们的特殊要求，而他认为自己“今天之所以还能写点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导师当年关于背古文的这番教导”。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导的邓先生总是会把导师的教导说给今天的学生听一听，并在“重外语，轻母语，不行！”这句话后面用了一个感叹号。
      这个感叹号也牵动了我的思绪。回国两年多，观察到眼下汉语、英语本末倒置的现状，也确实觉得到了该使用感叹号的时候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只有三个：长城、妇女的裹脚和大熊猫。而随便在清华校园里走走，就能看到晨读的学生在攻读GRE或托福。”在今年七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汉语大会”上，美国卡尔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赵启光如是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王安忆认为，现在优美的中文正在受“损失”：肤浅的网络语言流行，直白的缩写、英语词汇在污染中文，人们接触文字远远少于图像。她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授课时发现，学生中有相当部分的人说自己没读过《红楼梦》等中国经典文学作品。
      在青年人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问题上，我的经历并不比王安忆的好。三年前刚回国时曾在数百名大学生中做过口头调查，竟然没有找到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人，说是因为把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而忽视了汉语的学习，可英语水平（包括已经考过英语四级的）比汉语也高不了多少。去年夏天我与先生伦杰尔博士从上海乘大巴去合肥，高速公路两边告示牌上的英语引起我们的注意，抄录如下几条：“Rear End Collision”（追尾危险）、“Do Not Drive Tiredly”（请勿疲劳驾驶）、“Do Not Discard Waste”（不要抛洒杂物）、“Parking Road Border Traffic Prohibited”（路肩禁止行车），都存在着词不达意的毛病。记得曾认识一对加拿大外籍教师夫妇，他们在空闲之余曾游览过中国的不少城市，对四处可见的英文告示牌上出现的众多“病毒”亮相于世人眼前（尤其是在2008年）而忧心忡忡，希望能够帮助改正这些可笑但又使人笑不起来的错误。我十分赞同他们的意见，也同他们一样希望能为改正这些语言错误献上一点微薄之力，但我们只能怀着一种“报效无门”的心情，无奈地感叹一番而作罢。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在现今“全民英语教育”形势下，国家每年提供那么多的各级科研课题和资金，为什么竟然没有人肯为中国人的“脸面”整整容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主持期刊部工作，经常收到免费赠送的台湾《光华》杂志，纸质良好，图片精美，主要是介绍台湾现状和本土文化，也有对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评论以及学术性议题。美国图书馆遵循“言论自由”的立场，大多都会把这些“不请自来”的报刊杂志放到书架上去，象《光华》这种图文并茂的中、英文对照杂志肯定十分引人注目。我当时真的很羡慕，也非常希望大陆出版的《北京周报》杂志或类似的画报也象台湾《光华》那样免费送到美国图书馆来。固然，做出这样的“免费投递”宣传是要花钱的，但是就长远效果来说，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妇女早已不裹小脚，除了长城、熊猫之外，令人叹为观止的东西在中国还多得是，岂不是一个“吃小亏，占大便宜”之举？
      也许是因为我的传播学/社会学的研究中包括有对中国漫画大众传播功能的理论分析，所以对中国传统漫画情有独钟，邓先生文中的许多话使我浮想联翩，几乎每一篇杂文都使我联想到一幅漫画，其中有的内容在漫画中已出现过，有的内容则可成为漫画作者的构思源。可惜我不会画画，老一辈漫画家大多已退出“战场”，现今青年人从杂文中摄来的动漫创作构思源可能几乎是个零。如果更多的下一代人愿意去阅读、理解和领悟邓先生这样“针砭时弊、刺刀见红”的精品短文，我想，那时的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作者小介：美籍华人；198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1985年赴美定居，1993年获大众传播学博士。

                                      2007-6-10

                                    南京邮电大学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