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我常戏称自己是“三八式”，生于1938年是也。今年不多不少整七十了。按唐人杜甫的诗句，也算得上“古稀”了。尽管有人说，“古稀”今不稀，总归也快到了该划句号的时候了。

      友人劝我出个集子。学校十分支持。然而，这把我却难坏了。大学毕业到现在，婚前搬过四次家，婚后搬过五次家，1966年冬还被抄过一次家。“树怕移，人 怕挪”，挪过那么多次还到哪里去找旧作呢？东托西托，前后托过二十多位朋友找也没找全，找到了一些发黄、发脆的旧报刊。过去的纸张没有今天的纸张好，发黄看不清，发脆会掉碴。不仅字迹辨不出，而且内容也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甚至连笔名是自己的也需要想好大一会。比如说，“石久”是我的笔名，还能记得，因为当时住在高安路19号。有个“梁凌益”的笔名，我就记不得了。为什么叫“梁凌益”呢？好不容易才忆起，我曾住过“201”室。

      翻阅旧作有时是享受，颇有返老还童之感；有时是受罪。旧作越旧，负罪感越浓。我一边看，一边说：“我怎么会左得如此出奇呢？” “我怎么会幼稚到这般田地呢？”难怪有些人出集子时要把原作“现代化”：或大刀阔斧，或涂脂抹粉，明明是跟风的却改成顶风的，明明是“豪言壮语”过，并以此豪言壮语邀过功的，却改成了不言不语，好像没发生过似的。这只能忽悠年轻人，老年人是骗不过的。其实，爱读书的青年人手里只要有老版本，也是蒙不住的。 篡改历史，涂改文集，是小聪明，不是大聪明，是聪明，但不高明。也许大人物有个形象问题，不改不足以高大吧！咱小人物无足轻重，我想大可不必让旧作变新颜。高大有什么好呢？高，“高山之巅无美木”；大，“大树之下无美草”。不过，中国还有句话，叫“大匠不斫”。意思是：大师傅不乱砍削。你乱砍削了，还能算得上“大匠”吗？我在写作上有过“穿开裆裤”的经历，在学术上有过“拆烂污”的错误，这不仅是我自己抹煞不了的，而且是任何人也无法替我抹煞的。我不是 “小诸葛”，不能超越时空，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尽管我至今还是上海市未来学研究会理事长，可是我既摆脱不了历史局限性，也摆脱不了个人视角的局限性。我每年都到医院做视力检查，发现总有一两片暗区，而且视野一年不如一年开阔。我有左，也有右，在不左不右的时候，也出现过平庸，只是偶尔快半拍，高半度。我曾惹出好几场学术讨论。不过，这算不算真正的“快半拍，高半度”？还待考。即使有时冒出过几星火花，尚不知照亮过几个人？1968年盛夏战高温，我在上钢三厂二转炉当过炉前工，我深知从钢水里喷出的耀眼的火花落下来就成了渣。炼钢不是炼钢，是炼渣。我有些被媒体肯定过的文章，有的早已成为秋后黄花。一些当年曾引发争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已是普通常识。

      基于这点想法，这次编集子时，我来了个和盘托出。凡入选的文章，除了错别字，或者当时报刊排字时就排错了的地方，做点校正外，在观点上一律不作修饰。在我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邓伟志了。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而外，皆等而下之。尽管事实上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学者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 “只对真理负责”的宗旨不能抛弃。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错误观点中提高的。向真理低头犹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因此，我甘愿把自己当年的错误文章拿出来示众，包括不易被人知晓的用个人笔名或集体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兜了出来。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是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参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80年代转为写《生产力颂》的，又是怎样从写《生产力颂》，到90年代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经济与社会同步， 物质与精神齐飞”的。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是如何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在出版了第一本《和谐社会笔记》之 后，又出版了第二本《和谐社会散议》，还撰写了《和谐社会是阶级斗争息灭论吗？》一文的。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过去 是如何从文字上批判“个人崇拜”，而实际上又发自内心的搞“个人崇拜”，并以“个人崇拜”来反 “个人崇拜”的，转变为今天笃信老庄的“说大人，则藐之”。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在1957年 “反右”以后，如何连笔名都要叫“左子”，到后来反倒被人指为“右”，连发文章的权利也曾被几度封杀过。啊呀！如果把正确比作“红血球”，那错误就是“白血球”，我是二者兼而有之。社会变迁会带来人的思想的变化。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造狗熊。在造英雄的时势中，也会有狗熊游走。

      把“雄”与“熊”和盘托出，不是甩包袱，还要考虑后果，我担心会不会谬种流传，贻害读者，因此，在部分文章的题注中点出了“此文有错”。不过，这样也许会贻笑千秋。贻笑万世也只好如此了。

      好多年前，我曾讴歌恩格斯向鸭嘴兽道歉的佳话，还就《共产党宣言》一版、再版时不断公开认错、公开修正这一点，写过文章，称颂马恩的高风就节。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我总不能停留在只颂扬，只纪念，不行动吧！

      记得十多年前，有位外籍女教授在北大讲学一年后来上海，有次她忽然问我：“你反右的时候干什么？”我说：“我在整人。”那外籍女教授兴奋地说：“我可找到一个整人的人了。我在北京，见一个是挨整的，再见一个还是挨整的，就没遇上一个整人的人。”她随后又眉头一皱，说：“你那时几岁？”

      “十八九岁。”

      “十八九岁怎么整人？”

      “在大一、大二时，我掌管大学的广播台。每个班级揪出右派，都要拿到我那个广播台里广播，造声势，打气焰。我是用电波整人。”

      后来我与那位外籍女教授交谈了好久。我们就整与被整之间的线性关系，分析出一个被她称为“邓氏涵数”的公式来：直接整人的与被整的比例应当是100:1。因为每整一个人总要开他几场批斗会。参加的人数(不是人次)少则几十，多则几千、几万。就算100吧！那就是100:1。如果右派分子是50万，那直接整右派的就是五千万。这笔帐容易算，还有一笔帐算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那就是在被整的人当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也参与过整人。为什么？ 因为运动不是闪电，是有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后挨整的一般会参与整先挨整的。这还只是指同一运动来说的。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来讲，那就呈几何级数上升了。 今天你挨整，明天你整人。“整人——整整人——整整整人——”这就是那时候的“翻烧饼逻辑”。这，实在是人性可悲的一面，难言的可悲的一面。当然，不同的人整人的动机、力度、手法是不一样的，不能“横扫”，不能“一锅煮”。对我，组织上早有“不造反”的结论。殊不知我两派都不参加，我照样造刘邓的反。在那个当口，如果公然连这个反也不造，怕是要进大牢了。说不定进了大牢之前或者之中，也得把打倒刘邓挂在嘴边。为了让后人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我把自己文章中的一些“错判”、“误判”包括批刘的错话也都保留了。保留，不是坚持错误，而是公开承认错误，公开改正错误。公开错误可以换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容易翻案。我有次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合影，同她说：“我是犯过批判少奇同志错误的人。”她爽朗地说：“那是形势造成的……”是的，就是“形势造成的”， 那也不能回避个人的责任。请原谅，文集中大部分文章没有在题注中标明有错误，实际上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今天看来也许没错误，将来再看，说不定会看出很多错误。

      这套集子，收入了我的千余篇文章，大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不是从文章质量上考虑的，纯粹是从能不能代表各个时期的思想倾向上取舍的。因此，比较杂，有长的，有短的，有大报大刊的，有小报小刊的，有自然科学的，有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艺术的。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要让大家了解我人生道路的曲折和坎坷，分享“男性的曲线美”。我搞自然科学，是偶然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不搞就要回五七干校，是因为原来搞自然科学的一位学长当夜要被抓走，才匆忙“拉郎配”的。尽管后来，直到今天我仍然饱尝了搞自然科学的甜头，但也不能不承认自己有个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晚年有所反思的艰苦过程。我有时想，假若不是从1971年3月就开始埋头于自然科学，“文革”后搞清查时，我不是“三种人”，也会是什么“说清楚的对象”。我感恩于自然科学！

      可是，这番经历毕竟是太杂了。我曾经同时为上海市科协委员、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社联常委三方面都沾边的人。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只是科普。按理，普及中有提高，然而我高不上去。在文学方面，我就是个杂文。杂文是文学的十多个大类之一，而杂文又是政治与文学的杂交，因此，在文学的血缘上说，我充其量是文学的十几分之一的又二分之一，实在是微乎其微。在社会学上，我不是科班出身。社会学下有一百七十多个分支学科，我只不过进了两三个分支的边门。倘若不是那么杂，倾半个世纪于一门，凭我那“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的拼搏劲，怎么说也会有所成的。可惜，我是低水平重复。

      当然，人不能妄自菲薄。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也曾提出过一些当时尚无人提出的观点，与此同时，也招来了好多批评。有的批评、讨论长达两年。可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对学术观点很容易记牢，对人的名字，我认为是机械记忆，记起来太花工夫，不大去记它。久而久之，对人名，如果不是反复反复出现，我是怎么也记不住的。记得有一次在南方一个城市开会，会间有位初识的女教授邀我晚饭后散步。我还以为她是想聊聊会议上的话题，哪知她是向我道歉，说一年前她曾著文批判过我的观点。她一提篇名，我想得起来；可她自报家门，我则毫无所知。我始终认为，学术批判是正常的，不论批得对不对，都会促进思想的深化和严密，都是学术上的幸事，大可不必扫什么兴，更不必记仇。我始终认为：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处，还有互补的一面。记得我有篇文章曾受到过拾风先生的批评，我也作了反批评。后来我们一起组团去高邮市，有人担心打过笔墨官司的两个人作为正副团长带队会不会有点尴尬，事后证明，我俩成了黄金搭档。拾风先生去逝后，他生前同虞丹、何满子三人在《上海滩》合办的《沪渎三家村》杂文栏目，便由我接替拾风，加盟三家村。

      遗憾的是在这本集子里，没能把就我的观点展开批评和讨论的文章收进去，包括一些专访、报道也没有入集。因此，读者只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我学术生涯的粗线条。不看人们对我的公开批评和内部通报，包括口头打的招呼，就不是多视点，不是全方位。看来，这一方位迟早要补充的。这次来不及了。

      俄国一位大文豪说过：什么人最干净？一个在血水里泡过三次，在咸水里泡过三次，在净水里也泡过三次的人，才是最干净的人。——我呢？在血水里没有泡过。 我只是看过几十位解放军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大街。“看”同“泡”是有质的区别的。至于说“咸水”，那倒是泡过不止三次的。不过，“咸水”的浓度太低。浓度不同，效果自然两样。净水，我泡过无数次。正因为血水、咸水的功夫不到家，用净水越泡越不干净。看来，这一课迟早也是要补上的。这次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多，近八十岁。正像我的学术水平在平均水平线之下一样，在寿命上也可能在平均寿命之下。不管怎么说，距离死亡不远了，是三米还是三十米，不得而知。要补充、补课还得抓紧才行，还得抓得很紧很紧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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