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的胸襟

                               记者 赵兰英

      邓伟志，社会学家、杂文随笔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今天，当厚厚６卷本的《邓伟志文集》出版时，他却白纸黑字，在“自序”中坦坦荡荡地给自己下结论：“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

      刚刚度过“古稀”生日的邓伟志，出版有《家庭面面观》《和谐社会笔记》《我的社会 观》《不创新，毋宁死》等２０多部作品。《邓伟志文集》收有他在各个时期撰写的８００多篇文章。而这些，只是约占他全部写作的四分之一。虽然毕业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但是前１０多年的作品微乎其微，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他写下３０００多篇。因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我的生存，没有这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邓伟志的笔，始终与时代同步。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他，对“和”字有特殊的憧憬。当２００４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后，邓伟志异常兴奋，接连写出１０多篇阐述和谐社会的文章。翌年出版了《和谐社会笔记》一书。２年后，又一部书稿《和谐社会散议》面世。他欲罢不休，又与他人合作编写了《和谐文化导论》《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等书。“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这是邓伟志所强调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互本论”。

      邓伟志的目光，很深邃，但凡社会中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些问题，总能被他捕 捉到。在学术界引起风波的“邓氏三论”：《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很有代表性。 这３篇文章分别发表于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的文汇报上，当即被各地报纸广泛转载，引起社会热烈反响。在《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高位是学术的坟墓。”“不能只怪个人，更要从社会上找原因。现在有些做法是助长人们的当官心理。”这样尖锐的话，从今天来看，仍是一个社会问题。

      邓伟志在学术领域有许多创举。比如妇女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他的辛勤劳作和 不断呼吁下，发展起来的。邓伟志在年轻时研究过人类起源、家庭起源等。他与友人撰著的通俗读物《人类的继往开来》，曾经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１９８０年， 复旦大学分校建立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社会学系，他便受邀在那儿开讲座，随后开课，及至受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说，成就足以表明，邓伟志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他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学术生涯常在。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郭强说，邓伟志这几年，年年一本书，这样的高产，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做不到。他出差，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飞机上，别人在说笑、睡觉时，他在写作。人家是随遇而安，他是随遇而写。几十年来，他都是“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他在用他的行为感化大家，让你不得不去学习，不去勤奋。

      那么，邓伟志如何说自己“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他说：“我在写作上有过‘穿开裆裤’的经历，在学术上有过‘拆烂污’的错误。这不仅是我自己抹杀不了的，别人也无法替我抹杀的。”所以，在这部《邓伟志文集》中，有些篇章写有 “文中有许多严重错误的提法”“文中的观点有错误”的注解。他说：“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错误观点中提高的。向真理低头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因此，我甘愿把自己当年错误的文章拿出来示众。”他说：“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只是科普。按理，普及中有提高，然而，我高不上去。 在文学方面，我就是个杂文。杂文是文学的十多个大类之一，而杂文又是政治与文学的杂交。因此，从文学的血缘上说，我充其量是文学的十几分之一的又二分之一，实在是微乎其微。在社会学上，我不是科班出身。社会学下有１７０多个分支学科，我只不过进了两三个分支的边门。”

    “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邓伟志说，理论工作者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尤其是社会学者心中要有社会，以社会为胸怀，社会有多广，社会学者胸怀有多广。他还说：“我愿一辈子做思想解放的拉拉队。我不如渔民，捕不到‘鲈鱼’献给社会，只能以自己在风波里跟随小虾小鱼扑打的动作供读者一瞥。但是，风波是激励，风波是推动，风波也能把身上的污泥冲刷干净。”这就是邓伟志，一个学人的宽广胸怀。

                                             新华网     2008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