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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2021 : 9:35 : +0200

邓伟志的胸襟

                               记者 赵兰英

      邓伟志,社会学家、杂文随笔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今天,当厚厚6卷本的《邓伟志文集》出版时,他却白纸黑字,在“自序”中坦坦荡荡地给自己下结论:“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

      刚刚度过“古稀”生日的邓伟志,出版有《家庭面面观》《和谐社会笔记》《我的社会 观》《不创新,毋宁死》等20多部作品。《邓伟志文集》收有他在各个时期撰写的800多篇文章。而这些,只是约占他全部写作的四分之一。虽然毕业于上世纪60年代,但是前10多年的作品微乎其微,改革开放这30年,他写下3000多篇。因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我的生存,没有这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邓伟志的笔,始终与时代同步。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他,对“和”字有特殊的憧憬。当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后,邓伟志异常兴奋,接连写出10多篇阐述和谐社会的文章。翌年出版了《和谐社会笔记》一书。2年后,又一部书稿《和谐社会散议》面世。他欲罢不休,又与他人合作编写了《和谐文化导论》《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等书。“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这是邓伟志所强调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互本论”。

      邓伟志的目光,很深邃,但凡社会中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些问题,总能被他捕 捉到。在学术界引起风波的“邓氏三论”:《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很有代表性。 这3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80年、1984年、1985年的文汇报上,当即被各地报纸广泛转载,引起社会热烈反响。在《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高位是学术的坟墓。”“不能只怪个人,更要从社会上找原因。现在有些做法是助长人们的当官心理。”这样尖锐的话,从今天来看,仍是一个社会问题。

      邓伟志在学术领域有许多创举。比如妇女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他的辛勤劳作和 不断呼吁下,发展起来的。邓伟志在年轻时研究过人类起源、家庭起源等。他与友人撰著的通俗读物《人类的继往开来》,曾经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1980年, 复旦大学分校建立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社会学系,他便受邀在那儿开讲座,随后开课,及至受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说,成就足以表明,邓伟志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他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学术生涯常在。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郭强说,邓伟志这几年,年年一本书,这样的高产,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做不到。他出差,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飞机上,别人在说笑、睡觉时,他在写作。人家是随遇而安,他是随遇而写。几十年来,他都是“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他在用他的行为感化大家,让你不得不去学习,不去勤奋。

      那么,邓伟志如何说自己“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他说:“我在写作上有过‘穿开裆裤’的经历,在学术上有过‘拆烂污’的错误。这不仅是我自己抹杀不了的,别人也无法替我抹杀的。”所以,在这部《邓伟志文集》中,有些篇章写有 “文中有许多严重错误的提法”“文中的观点有错误”的注解。他说:“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错误观点中提高的。向真理低头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因此,我甘愿把自己当年错误的文章拿出来示众。”他说:“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只是科普。按理,普及中有提高,然而,我高不上去。 在文学方面,我就是个杂文。杂文是文学的十多个大类之一,而杂文又是政治与文学的杂交。因此,从文学的血缘上说,我充其量是文学的十几分之一的又二分之一,实在是微乎其微。在社会学上,我不是科班出身。社会学下有170多个分支学科,我只不过进了两三个分支的边门。”

    “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邓伟志说,理论工作者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尤其是社会学者心中要有社会,以社会为胸怀,社会有多广,社会学者胸怀有多广。他还说:“我愿一辈子做思想解放的拉拉队。我不如渔民,捕不到‘鲈鱼’献给社会,只能以自己在风波里跟随小虾小鱼扑打的动作供读者一瞥。但是,风波是激励,风波是推动,风波也能把身上的污泥冲刷干净。”这就是邓伟志,一个学人的宽广胸怀。

                                             新华网     2008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