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学术月刊》是在我进上海财经学院（即后来的财大）一年后创办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把《学术月刊》视为教材参考书，拜为无声老师。
　　
　 　《学术月刊》最早引起我阅读兴趣的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孙怀仁教授在向我们讲授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时，他对两大部类的划分以及比例关系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并说：如有时间他将写文章说一说他的看法。很快，《学术月刊》上便发表了他的论文，接着有人跟他商榷。这对于活跃我们的思想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孙怀仁老师是当时教授中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在学校、在社会上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国家开经济会议，计划会议都请他出席，是我们学生所崇敬的老师之一。他还是北京《经济研究》的编委，也是《学术月刊》的编委。他的看法富有震撼力。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当中，多数教师赞成孙老师的看法，少数教师不赞成孙老师的看法。 教师一阵风，学生千层浪。在学生当中也有两种看法。这样一来，《学术月刊》就成了我们的热门读物。阅览室里的别的刊物整整齐齐摆着，唯独《学术月刊》被同学们“读破”了，破得这里少个角，那里掉一块。
　　
　　不过，在读大学时，我同《学术月刊》还仅仅是刊物与读者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不同了，我同《学术月刊》建立了紧密型的关系。我大二进大三时，上海财经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法律系，四个方面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那个年代，学校拥有的研究机构极少极少。上海社会科学院独树一帜，既有教学，又有研究。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室，全称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来又改称研究室）。这个室是为了迎接“毛选”第四卷的出版而设立的。学习室室主任由社科院副院长庞季云担任。他是延安中央研究室出来的，曾任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的秘书、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处长是于光远）。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说他是“不够格的杂家”，实际上就是杂家。他侧重于经济学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手里有好几封毛泽东、朱德写给他的信和批语。我们看了都很敬仰。他到上海后不久就成为《学术月刊》编委。我既然是留校，就提前几个月，于1960年3月30日参加了学习室的成立。进学习室后不久，庞季云要看我的毕业论文。我把毕业论文交给庞老师以后，石沉大海，我也没敢去问。6月初，我在学习室支部书记陶家祥带领下，到南汇县航头公社参加夏收夏种。出发之前，庞老师说：“我把你的文章送出去了，加了一句话。说不定编辑恰好会把我加的这句话划掉。”在那个“一切听从党安排 ”的年代，我也没问送到那里去了。一天下午，在收麦劳动休息之余，大家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学术月刊》的广告：6月10日出版的第6期上发表了我的文章。我很激动，也很难为情。我深感自已不能同其它作者相比……
　　
　 　从那以后，我不断以随员的身份参加市社联和《学术月刊》举办的学术活动，《学术月刊》的几十个编委（理事），我大部分见过。他们开会，生动活泼，议论风生。曹漫之信手拈来，碰到什么他都能讲出一套来，拿起茶杯讲古窑，拿起扇子讲扇画，拿起经济文章讲《资本论》。王亚夫讲了学术，就讲诗词，有时甚至还以作对联为游戏。李培南是忠厚长者，生活俭朴，办事稳健，大家都听他的。复旦的东西“二周”：周谷城、周予同来了就开玩笑。有次开会前大家拿周予同穿新呢子衣裳讲个没完。他争辩说：“我为了尊重你们才穿新衣服。你们不叫我尊重，我下次就不穿了……”蒋学模在这批人当中，年纪较轻，议论到后来很多事情都要堆到他 的头上。
　　
　　最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参加过一次在南昌路47号举行的批判《学术月刊》编委李平心的“唯生产力论”的会议。这会， 应当是庞季云去的，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可是庞季云要我和学习室里一位比我高一届的顾伟如（女）两人代他去参加上午半天的批判会。这会虽然火力很猛，可是还是允许李平心教授答辩的。岂止是允许答辩，还可以说，是允许李平心当场顶牛的。记得，市委党校一位当时正被重用的讲师王先生，从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狠批了李平心。王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自以为是放了重磅炸弹。哪知王发言一结束，李平心就站起来说：“王先生：你没读懂马克思。你把马克思的意思理解反了。你年轻……”搞得王有点窘，逗得大家想笑又不好意思笑。不知不觉一个上午过去了。李平心说他的看法还没说完，建议下午继续开。主持人同意下午继续看。于是大家排队吃午饭。庞主任只叫我们上午来听，现在下午继续开，我俩听不听呢？顾伟如对我说；“这会蛮有意思，下午咱继续听吧！”没等我回答，只听后边一个人插话了：“小妹妹！这会是有点意思啊！”我们一回头，原来说这话的正是李平心，彼此相视而笑。看得出，李平心胸有成竹，视若等闲，并不在乎。我从心底里表示同情，钦佩！听说，这次会后，上海准备了三篇大文章批判李平心的“唯生产力论”，以示作结。后来，嘎然而止，突然不批了，三篇文章全部流产。其中内幕，我也说不清，只是从旁刮到两句，是北京一位爱打棍子的所谓理论家下令停批的。在上海批李的人当中，有真批的，也有假批的。假批的人向北京那位爱打棍子的“理论家”反映情况，北京那位管理论的“理论家”接受了意见，于是大家都不再打李平心的棍子了。世间的事情复杂噢！
　　
　 　到了“文革”，我与《学术月刊》的关系更进下一步，索性与《学术月刊》的人一个锅里吃饭了。“文革”开始不久，我们华东局机关是华东六省冲击的目标。冲到后来连食堂也被砸了。有家的可以回家，我们几个单身汉到哪里吃饭？一连几天，躲在高安路19号的小黄楼里，顿顿吃红枣和卷子面，后来实在吃不下去了。大家各找门路。我与《学术月刊》关系密切，便到高安路63号《学术月刊》食堂搭伙，直到去“五·七”干校。
　　
　　做学问，要有专业分工， 但也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知识面过窄，是难以专上去的。而要对各个学科了如指掌，也不大可能。《学术月刊》是综合性刊物，文、史、哲，经、法、 社的前沿进展都能从《学术月刊》上找到。——我这里加了“社”，也许读者会说，那年头哪有社会学？是的，在《学术月刊》创刊前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已荡然无存了。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已经改行教我经济地理的应成一教授，却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社会学的文章。这实在是凤毛麟角呀！——50年来，我一直把《学术月刊》当作我不开口的万能老师，当作跨学科的桥梁。当然，为了跨学科我并非只看《学术月刊》这一种杂志，不过，用桥梁学上的一个术语，我是把《学术月刊》当“主跨”来看的。很多文史哲的知识我是从《学术月刊》上读来的。
　　
　 　20年前，《学术月刊》也遇到过一些难题，发行量少，经费困难。可是，《学术月刊》的朋友们，“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微名”，在王亚夫的带领下，坚持下来了。记得，我也曾在社联的会上投过王亚夫一票，赞扬《学术月刊》以学术含量高为特色。
　　
　 　今天的《学术月刊》又上了一个台阶。我没忘记，1960年发表我文章的那期《学术月刊》，页码少，容量小，纸张差。现在，不论是内容还是装祯都已焕然一新。栏目精彩纷呈，作者遍布全球，学术价值很高，是国内报刊中转载率最高的刊物之一。真可谓“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怎么会“无人”呢？单是今年上半年就有上百篇文章被竞相转载，这就表明刊物之芳香飘万家。

                                             2006年12月13日

                             《学术月刊》  2006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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