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几十年来我没离开过书本，买书、借书、看书、藏书、编书、著书、评书，包括卖书，我都干过。前边几个容易想像得出，怎么会去卖书呢？说来也很简单，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呗！我在徐汇区衡山路华山路口的新华书店卖过书，在卢湾区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新华书店、在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新华书店，都站过柜台。卖书，是出书的终点，读书的起点。听听买书人的议论，有时比读书评更有味道。顾客是上帝。上帝在卖书人面前无拘无束，敢讲真话。
　　
　　当然，对我来讲，更多的是写书。“穷理之道，必在于读书”（朱熹语）。写书之前，要读很多书，知道前人和旁人讲过什么，没讲过什么，才能知道自己如何讲前人所未讲。读书时间数倍于写作时间。读书是苦也是乐。过去讲：“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是言过其实，可是，到了今天就变得有点道理了。比如，在早些年社会上议论某人是叛徒的时候，有关方面不知调动了多少人、花了多少万元外调，结论还是“正在审查中”。与此同时，我仅仅根据书本，就断言他不是叛徒。说他是叛徒是讲他一九三几年进过国民党的苏州反省院。我查了这个人的作品，他每月都有文章发表，哪有时间进反省院？就算有些文章不是当月写的，按国民党的规定：进反省院之前必须在监狱里关半年以上。
　　
　　那，更说明他没有时间进反省院。再说，国民党是把县团级以上的共产党人关进苏州反省院的，可那个人当时还没革命、没入党，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仅仅是为了聊补学杂费，写点小文章，怎么有资格进苏州反省院？在这件事上，书本胜过一个庞大的专案组，还不值得一乐吗？
　　
　 　再拿传记来说吧！如今很多人讨厌传记中的掺假。读一本，自然是很容易以假当真的。读得多了，就会识别出假来。为什么？因为此书讳者，彼书不一定讳，说不定还会揭出来。对照着看，方能看出破绽，也能找出造假的动机、手法，以及大人物幼稚的地方。什么事都怕研究，研一研，究一究，许多人的正史、野史，乃至于艳史，都可以了如指掌，认识才能全面，才会一分为二，才不搞个人崇拜。
　　
　　写书也不能单靠读书 。书本来、书本去，写出的东西一定是没血没肉。理论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必须重视调查。为了调查，我骑过马。马失前蹄，我从悬崖上滚了下去，所好的是被树挡住了，鲜血淋淋地爬了上来。我越过激流，水不深，坡度大，搞不好就会去见胡伯伯（冲到越南见九泉之下的胡志明）。我上过铁索桥。铁索桥不是公园里那种铁索桥，是红军抢渡大渡河那样的铁索桥，上边只有四根铁索链、下边还有奔腾的江水。跟红军长征不同的是前面无人拦截，后头无人追击，可以慢慢行走。我还走过猴子路。这路，人不能走，只有猴子能上去。可是，不上去怎么了解山上兄弟民族的生活？我们就拿出猴子般的本领爬了上去。最后30米的陡壁，是手抓吊下来的粗绳，腰扎吊下来的细绳，上去的。因此，我曾说过，我的好多文章是跑出来的。去年，我出版了一本《和谐社会笔记》；今年，我出版了一本《不创新，毋宁死》。我说我这书是哭出来的。见了那么贫穷的同胞，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流泪的。现在到处强调理性化，批判情绪化，对此我只能给它打60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再理性的人也有情绪。只有带着激情写书，才能写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神韵来。对人民群众怀有崇高的感情，才能寓情于理，情理交融。我这书虽然不出类拔萃，但是，做到了 理中有情，因此，一出来就售罄，就再版，就被上海市列为读书活动推荐书。
　　
　　书籍是和谐社会的进行曲。建设学习型社会需要读书，建设创新型国家更需要读书。

                                    2006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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