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这些日子，我跟大家一样忧心如惔。但是，社会学者的职业习惯促使我更多的是忧心思远。我在思考 “非典”后的事。

      “ 非典”是疫之一种。疫，同水、旱、震、风一样，都是灾。不过，这种灾又同水、旱、震、风不一样。水、旱、震、风等灾，均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而疫，从病毒来讲，是自然的。可疫的这种自然，是人身上的自然，是生理人与社会人集于一身。因此战胜疫有更多的社会因素在里面。“非典”正在引发出一大堆社会问题，唤起人们思考。我们应当拿出当年抗洪的精神来战胜非典，同时也应当看到战胜“非典”比战胜洪水更为艰巨。换句话说，战胜“非典”需要用更多的社会学理论“药方”。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患者与他人的互动。“互动”通常是好事，可在这里就成了交叉感染，成了坏事。社会学早就把“感染”移植成为学术术语，叫“社会感染 ”。为了避免医学上的感染和社会学上的社会感染，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是把患者分散在各地治疗好，还是全国集中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岛上治疗好？要不要建立一个“非典‘区’”？值得从长计议。

      其次，要研究灾度与心理的关系。灾度大小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刺激强度不一样。一般说，是有线性关系的：灾度小，人心定；灾度大，人心慌。对非典患者需要找到特效药治疗；对健康者，包括不健康的、甚至患别种病的人，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这种心理治疗一定要是科学的，而不是生硬的。

      第三，要研究非典与社会化、社会流动的关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既有垂直流动，又有水平流动。如今是全球大流动，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好处是“有福同享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有了有福同享，必有有难同当。这次的非典分布三十几个国家，几乎是全球性的。一般说，开放度大的，社会流动频率高的地方， 非典容易蔓延。这就要求我们头脑里要有“两点论”。不止不行，不行不止。为防疫，应减慢社会流动的流速；暂时减慢社会流动是为了将来更好流动，切莫因噎废食。另外，非典的这种跨国性恰好有助于对灾害的比较研究，从而推动灾害学的发展。

      “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果。在每一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大力发扬，反复回味。

      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情况明，方能决心大，方法对。只有相信群众，才会把知情权还给群众；也只有把知情权还给人民群众，才会引发出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

      非典的这种跨国性正促使们变一国之舆论监督为世界舆论监督，这似乎有点用处。今后如何自觉运用舆论监督？人们很喜欢“利用外资”，舆论工具，包括外国的舆论工具，也是一种资源，也要为我所用才好。

      现在不得已精简了不少会议，大得人心。其中固然有不该精简而精简的，以后还要补开的会议，可是也一些可开、可不开或者根本不该开的会，被“非典”给非掉了。今后能不能大体上把会议都减少到非典发生期的状态？

      这几天公款吃喝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堵住一些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今后能不能把公款吃喝也减少到非典发生期的地步？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半年不吃肉。现在每年公款吃喝几百亿元。我们从今天起是不是就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非典带来的损失。

      非典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非典过去以后呢？注意清洁了，洁癖也出现了，今后呢？爱清洁的行为要成为习惯。过分讲卫生的洁癖，还要保留吗？

      现在见面打招呼，都采用作揖了，不握手了。作揖是中国传统，握手、接吻是泊来品。今后是保留中式礼节好，还是西式礼节好？还是听其自然，各行其所好？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人与人见面是亲密无间好，还是“亲密‘有’间”好？

      还有，现在旅游是低谷，会不会非典一过马上出现高峰。我们有准备吗？

      诸如此类，发人深思。“非典”里包含有典型性。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灾，都有蕴育期、发生期、消亡期三个阶段。但愿在本文见报时，中国的“非典”能够开始从发生期向消亡期转化，进一步降低灾度，缩短灾时，缩小灾域，化灾为利。

                                                  20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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