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社会问题重在“不拘一格”
关于人才的重要性，似乎是毋需多说的了。一个人才救活一个企业，一个人才造福一方，有目共睹。即使是那些甩掉人才、摧残人才的死官僚，他也不是一点不懂人才的重要。他说不定是正因为懂得人才重要，才忌才、害才的。批评葬送人才的人是不懂人才之重要，太轻了，是上了他们的圈套。他们是另有图谋。
在经过多年的紧锣密鼓地宣传重视人才之后，当务之急是要学会理解人才。
大凡人才，都是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这“突出成就”来之不易。不用说，这是他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其实，还有一条，这“突出成就”是人才牺牲了某些方面，放弃了某些方面，用某些方面的不突出换来的。大家都知道，所有正常人的大脑皮层都是一样的，结构一样，脑神经元也差不多。这就是说，世界上本没有天才，没有天上掉下来才能的天才，没有娘胎里带来的天才。世界上，有的是“地才”，扎根于人民这块土地上的地才。“地才”之所以能成为“天才”，首先是靠汗水来浇灌，其次是靠“有所舍，方能有所得”。不是吗？世上勤奋的人，流汗的人多得很，为什么有些人硬是没成大才呢？其中的奥妙是：“茂林之下无丰草”。为了让树长高一点，便不能让树下的草长得太高了，或者说是，正因为树高了，草就无法长得很高。不管干为什么事，都得分个轻重缓急，保证了重点，难免放松一下轻点。企图样样都领先，都杰出，是办不到的。所谓“全才”，只能是“所谓”一下而已，只能是说一说罢了。不要讲对现在的三千多门自然科学，两千门社会科学，以及多少门文学艺术，没一个人都懂，就是过去带有艺术色彩的“三百六十行”一说，也不是都能全面掌握的。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下个结论：任何天才，都有不足，都有弱点，都有严重缺陷，都有幼稚可笑的地方。
1978年春，我曾奉命调查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这个少年班人称“神童班”。里面的少年个个有“神”，我看他们也看得出神。十岁出头的人，会解高等数学题；十岁出头的人，会背一二百首诗；十岁出头的人，会写古体诗。还有一位“神童”从贵州坐火车赴合肥中国科大报到，到合肥后便把沿途火车站的站名全报出来了，真是记忆过人，聪明过人。可是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有不同于常人之处，或者说都有不如常人之处。在1978年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接触过陈景润等大科学家。陈景润之怪、之傻，已是尽人皆知了。还有些不像陈景润那么傻的“傻”科学家也还是有的。人文科学界的人才照理是最懂人情世故的了。可是，有的大文人见了熟人从来不打招呼，你说他懂多少人情世故？你说他不懂吗，他的学术成就堪称中国一流，他对人的思想感情的剖析胜过会打招呼的人不知有多少倍。你怎么解释？解释只有一点：他们是才，只是有点怪。在生活中有不少人以见了多少多少大官为荣耀，以与多高多高的大官握手为自豪，可是像话剧《陈毅市长》里的化学家、像中山大学里的陈寅恪教授那样，压根就不愿与大官接触的大学者，也不是一两个。我还熟悉一位既担任过国家科委副主任，又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知识老人，他竟然把医疗上的“吊针”说成农业上的“滴灌”。试问：你能说他无知吗？“术业有专攻”嘛！任何专家跑到自己专业之外，都成了“外行”。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
有职业，就有“职业病”。“职业病”是与职业共生的。有时候，在职业上愈是有造诣的人，“职业病”则愈是严重。“职业病”在普通人看来也是“怪”。
人才之中有怪才。怪才是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允许出怪才就是堵塞成才之路。否定怪才就是否定人才。因此，对待怪才的态度应是考察人才观的一大指标。对怪才，一要容其怪，二要用其才。对这“一、二”的先后次序是万万不可颠倒的。只有先“容其怪”，然后才能“用其才”。企图只“用其才”，而不“容其怪”，是办不到的。至于说，能不能在“用其才”的过程中，改造其“怪”，那就看用才者的本事了。不过有一点应该记住：要当心改造了“怪”，连“才”也磨平了哟！
200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