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西部开发中的城市化问题
开发西部，换言之、就是要加快西部的城市化步伐。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城市是社会的载体。城市“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城市化水平是社会化水平的尺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水准。
在促进西部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加强规划。越是市场化，越是要在城市布局上加强计划化。在城市分布上，见缝插针，各行其是。以邻为堑，划地为牢，将比乱开小煤窑的后果更为严重。城市规划决不能只由权力机构拍板。城市规划一是靠政府、人大，即权力系统；再一个是靠专家、学者，即智力系统。专家，要多学科的专家，既要有城市地理学，又要有城市经济学，既要有城市生态学，又要有城市社会学，既要有中国专家，还应邀请外国专家。”政府＋专家 ＝城市规划的制定” ，这才是我们的公式。当然，不论是政府、还是专家、都要以人民的需要为依据。人民的需要是城市规划的出发点。因此，“(政府＋专家) × 人民需要 ＝城市规划 ”。 在城市化过程中要结合中国国情，既不能拿外国的学说乱套，也不能拿头儿们的片言只语硬灌。
一、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国如何实现城市化？举世公认，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有长足进步，可是，即使如此，到2000年初，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只是 30％上下(一说29.6％，又说30.4％)，处于城市社会学通常所说的“一般发展状态”，很难同那些已达70％的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相比。按市场规模分：一级城市13座；二级城市170(或为171)座；三级城市483(或为498)座。很明显，绝大部分是三级城市。三级城市迟早要晋升为二级或一级。既然是从西部农业区中兴建城市，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招“城市农业”包括在城市建设之中？是不是不必像有些国家那样，在建好城市之后，发现城市化“化 ”过了头，再回过头来安排城市农业的发展？一边建新城，一边充实农业内涵，发展经济、生态与社会三大功能齐头并进的城市农业。城市建设与城市农业并举，可能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一条捷径，可能只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二、中国的城市分布具有不均匀性。东部多，西部少。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的城市应该如何布局？城市的发展也有一个“马太效应”，越多则越多，越少则越少。在大城市周围，建个小卫星城，不是顶困难。假如急功近利，就会搞什么梯度转移。可是，这不知要转悠到了什么时候？中国有句话．叫做：“手心手背部是肉。”东部、西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分东西。要采用“迎头赶上”的战略、战术。所谓“迎头起上”，意思是：起点要高。在基础设施上’要强调高效能；在生态环境上要强调高质量；在城市管理上要强调高水平；在分工协作上要强调高度社会化。这样做也许会增加难度，看起来像好高骛远、但这更像结婴儿做衣服，不妨大 一点，免受“朝‘建’夕改”之苦。从长远看，是符合那个被人遗忘的“多快好省”原则的。不能“四高”，“三高”也行。不能很高，较高也行。中国的城市建设在处理东西部关系上，会受到“马太效应”的作用，但是我们总要尽量摆脱“马太效应”的制约。中国一定要东西联动，走自己的路，从而变扩大差别的“马太效应 ”为布局合理的“中华效应”。
三、中国人很重视“规模效应”。在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中，西部城市的规模如何掌握？中国的城市正处于由少到多的阶段。新建的城市，规模不是不宜过大，而是不宜大。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可以迅速做到星罗棋布，群星灿烂。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谈何容易！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便于管理，适合于我们多数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市民生活方便；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有利于带动周围的农村。缩小城乡差别；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也容易形成城市的特色。快要实现经济全球化了，干么还要搞“小而全”、“大而全”？说是“小而全”，只要有个“全”字，必然走向“大而全”。“迎头赶上”，不是要在规模上赶上大城市。我们既不能盲目地跟在外国社会学界提出的城市规模〔主要指人口〕加速度增长的“曲线”乱跑，更要注意克服我们自己多年形成的“宏大”的积习。
四、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能否少牺牲一些精神文明？德国以研究大城市心理而著称的齐美尔(Simmel，1858—1918)认为 “城市是罪恶之源”。这话固然失之偏颇，可也反映了西方城市的一个侧面。齐美尔的根据之一是：城市里的精神异常及越轨犯罪行为总是远远高于农村几倍、十几倍。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说，抢劫案大城市比农村高35倍。城市犯罪率高于农村是城市固有的“城市病”。这是城市社会学同仁的共识。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指出的：“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马克思恩格斯个集》第2卷第 303页〕地无分东西，人无分南北，都是如此。可是，病情有轻重，治愈有快慢。因此，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管理、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要真正做到〔而不是假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只要真正做到（而不是假的）“ 两手都要硬”，并且进一步把那些真硬的东西，从法制、机制上加以规范，中国完全可以缓解“城市病”。建设出一大批科学、文明、健康的城市。
五、城市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人才问题。开发西部急需人才。人才哪里来？一靠培养，二靠交流。建议迅速来一个东西干部大对调，尤其是把东部的城方建设人才调到西部去，这是开发西部的“一号工程”。根据中国的习惯：头儿来了，很多东西都会接着来了。这个道理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