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政治资源问题的提出

      政治资源各国都有，各地都有，各种集团都有。尽管政治资源的内容、性质、多寡有千差万别，然而有政治便有政治资源则是客观存在的。对我们国家来讲，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政治资源进行分析，并进而把这些政治资源有序地组织起来，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

      政治资源问题是随着政治文明度的提高而提出来的。当今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高度、热度、亮度。而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是提高政治参与率的前提条件。政治参与率取决于政治资源的利用率和政治资源的转化率。政治资源配置得好，事半功倍，二加三大于五；配置得不好，事倍功半，二加三小于五。大于、小于，差别很大。何况政治资源的配置不是算术，而是代数呐！由政治上的代数所代出来的结果，高低悬殊那就更加非同小可了，就不仅是“大于”、“小于”，而是“胜于”和“败于”的问题了。

      政治资源问题是随着政治系统的功能日益丰富和政治机构的分化程度不断增强而提出来的。打个简单的比方，过去界别少，团体少，配置起来方便；如今界别、团体增多，从大类看，五十年来差不多翻了一两番，从小类看，增加了一百倍也不止。显而易见，不把政治资源配置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便行不通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迅速推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社会化，社团将如雨后春笋，政治资源将随之遍地开花，要求把政治资源当作重大课题来研究便是迫在眉睫的了。

      政治资源问题是随着政治任务的日益明确与进一步端正而提出来的。过去的任务是搞阶级斗争。历史证明这个纲不能再举了。我们今天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具体地说，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政治资源，把个人或团体的政治行为集中起来，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努力。这个“一切”，可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少了那一只“角”，都意味着没有完成任务，都是失职。因此，政治资源问题是与忠于职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资源问题是随着政治社会学的不断发育而提出来的，是从“模糊”政治社会学向计量政治社会学转变的需要。地球都要变成“数字地球”了。政治工作的量化还会很远吗？政治问题有一时难以预料的一面，同时也有可以预测的一面。“不可知”总是有的，可是只会是暂时的。只要掌握了规律，找到了相关因子，就可以预测。而预测的基础数据是对政治资源的定量分析。有了对政治资源的定量分析，才能算出政治工作的成本，才能算出政治工作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才能对政治工作进行准确的评估。

      何谓“政治资源”？政治资源是可以为政治主体用来作用于他人行为的政治手段、政治派别和政治角色。政治资源就是政治财富。有了“政治资源意识”就会像爱护水资源、土地资源那样，更加珍惜和开发政治资源，把政治资源“以一当十”地来使用，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政治共同体，更加努力壮大和发展我们的政治共同体， 更加英勇地捍卫我们的政治共同体。

      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主要体现在对多种政治资源、多种政治力量的驾驭能力和组织能力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理所当然的是执政党。对政治资源运用得好，形成合力，浩浩荡荡，无往而不胜；反之，如果浪费政治资源，糟塌政治资源，在政治上必然遇到挫折，紧接着也会给经济、文化带来种种困难。

      那么，现代社会究竟拥有那些政治资源呢？

                             对政治资源实行分类管理

      爱戴人民、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组织，政治资源一定是雄厚的。中国拥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宽广的政治资源。资源种类繁多。对广阔的政治资源需要进行分类研究。有了细致的分类，方能分类管理，分类运用。

      硬性资源与软性资源：硬性的政治资源，有警察、武装、传播和政党。软性的政治资源有：财富、声望、友谊、职业、知识、信息。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政治资源，如：阶级、阶层、党派、团体、民族、宗教，也可以把它们归之为硬性的一类。

      长期资源与瞬时资源。长期资源要长期抓；瞬时资源要及时抓。对长期资源，不因其“长”而慢慢来；对瞬时资源，不因其“瞬时”而忽略。抓住转瞬即逝的政治资源，有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将倾”。反之，藐视转瞬即逝的政治资源，丧失了转瞬即逝的政治资源，有时会导致全盘皆输，长期翻不了身。瞬时资源的显现是短暂的，但是抓住了，用上去了，其效应也是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及时”，能给政治资源以附加值。一场“及时雨”胜过十发“马后炮”。宋江的“及时雨”不是自封的。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完全必要，十分及时”，老实说，对有些“十分”有时要大打折扣。有些“十分及时”，同群众的呼声比较起来，往往是十分落后。“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三年”。由于见事迟，行动慢，丧失机遇，所造成的政治资源的损失比“误了农时”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到了积重难返时再去解决， 所花的精力要大得多，其成本要高得多。为了抓住瞬时资源，各级干部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应急应变能力，在关键时刻要不失时机地一柱擎天，气压乾坤。

      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这是从地域上分的。凡是国内的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关系、文化关系，均为国内政治资源。除此以外，中国还有比许多国家总人口要多得多的华侨、华人和新移民。他们都是中国不可缺少的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在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以后，能在白宫门前抗议的，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也只能是他们。国内三千万归侨和侨眷，是同远隔重洋的三千万海外侨胞联系的桥梁。“桥”的工作做好了，“侨”的工作也就做成了大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国际友人是我们重要的政治资源。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对政治资源进行了分类研究之后，接着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统一战线系统应该如何运用政治资源？

                           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形式

      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基本形式有：领导、指导、沟通、策划、组织、协调、控制、动员、灌输、服务以及惩治、任免、监禁，等等。概括起来是两类：一为行政的，二为协商的。大量的是用民主协商的形式，开发和利用软性政治资源。

      1.政治支配：

      政治支配有三种：一是权力型政治支配；二是制度型政治支配；三是法规型政治支配。三者各有千秋，互相补充。对治国而言，应当是三二一，而不是一二三。 法规是第一位的，存长效作用。过多地用“一”，可以立竿见影，但会留下隐患。

      2.政治使用：

      使用政治资源就像用煤发电，用电发光一样，不仅是发挥政治资源的作用，而且会促使政治资源在使用中增值。用进废退。人才是用出来的。精心物色、培养、举荐、安排各种政治力量中的干部是一项重要工作。

      3.政治沟通：

      《西厢记》里讲：“长相知，不相疑。”人间私情是这样，处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长相知”，贵在“常（长）”。“常”，包括沟通的速度。及时通报十分必要。不及时，容易引起各种猜测和疑虑。大广播不发达，小广播就会满天飞。

      4.政治互动：

      现在不提“改造”了，因为“改造”太臭了，实际上还是有个“改造”的问题。疾风暴雨式的改造不能搞，和风细雨式的改造还是应该搞的。单向的改造不可以搞，双向的改造则是免不了的。假如暂且回避一下“改造”二字，把互相改造换成社会学的术语--“互动”，也许可以减少一点争论。在互动中，重要的是要讲究“得体、得当、得法、得力”。得体，就是既体现“主体”，而又不以“主体”自居，不要处处居高临下。得当，是把握分寸，“浓妆淡抹总相宜”。当轻则轻，当重则重，在今天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要学会“举重若轻”。要研究政治心理变量，针对政治心理，把主体的思想灌入心田，把感情注入心间。得法，是讲究艺术，讲究方法，讲艽方法的多样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得体了，得当了，得法了，其效果一定是得力，得千钧之力。主客体之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5.政治引用：

      这是指，将非政治性角色引进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如果这些角色在自己原来的领域中有一定的联系面，他们在被引用为政治角色以后，所起的政治作用会有别开生面、别有洞天之感。比如说，演员一般不会被认为是政界人士，可是，有位演员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能够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参政议政。一次，这位演员绘声绘色地向一位副省级的市委书记如实地转达了市民对市委书记的评议，市委书记感慨地说：“难得啊！没有一位部、局长，没有一位副书记对我讲过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可见，角色可以转换。角度也是水平。当然，引用也是有标准和范围的，不是随意的。

      6.政治转化：

      所谓政治转化，就是通常讲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转化对于发挥政治资源的作用是头等重要的。转化得好，风调雨顺。转化不好，也要尽量把消极因素控制在局部，不要让“癌细胞”转移到全身；转化不好，也要尽量不要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化成对抗性矛盾。退一步讲，即使转化不动，出现了“逆转化”，对政治家来讲，也会变坏事为好事，从消极现象中吸取教训，找到转化不动的原因，从而增长做转化工作的才干，或者是以逸待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来个“逆‘逆转化’”。“转化”，还包括化敌为友。敌，也不是铁板一块。在1948年底所定的43名战犯（其实这个数字在公布前也是几经修改的，由多到少的）中，后来不是有很多人成了党的挚友吗？后来不是有很多人成为统战领域中的闪光点了吗？1956年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把资本家拉进来”，“要同资本家共事”。这也是化“敌”为友。今天依然有个化敌为友的严峻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关键还是个政治资源意识的强弱问题。政治转化的工作是长期的嘛！

      7.政治妥协：

      这是一个挨过批的字眼，其实，妥协是交朋友的常识。对妥协、让步要分析。妥协也有积极与消极两种。“以退为进”之“退”是允许的。“退一步，进两步”更是必要的。“共退共进”也是常有的。原则问题上不让步；非原则问题上可以让步。“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出发到甘肃会宁会师，怎么算也不会超过一万里。之所以走了两万五千里，无非是因为迂回前进。迂回是为了前进。没有迂回便没有前进。很清楚，运用和开拓政治资源的过程，做政治工作的过程，都是事物辩证发展的过程。政治工作的胜利是辩证法胜利。

                             用辩证法指导政治资源的配置

      辩证法不是教条。辩证法是教条的对立面。用辩证法指导政治资源的配置，在政治资源配置中运用辩证法，是政治资源配置的重要保证。

      1.政治资源配置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在政治资源配置中，主体是中共。客体是通常所说的“十大对象”： （1）民主党派；（2）无党派民主人士；（3）非党知识分子干部；（4）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5）原工商业者；（6）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7）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8）去台人物留在大陆的家属和亲友；（9）港澳朋友；（10）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不能混淆，可是主客体之间是平等的，是互相依存的，是要长期共存的，是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要有肝又有胆。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要既有“肝”又有“胆”，都要坚持“荣”也共，“辱”也共。既不可以只在荣时共，不能辱时共；也不可以只在辱时共，不能荣时共。在“共”中体现不分主客，在“共”中充分体现主客体的统一性。主客体的自觉统一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主客体自然应该定位，要分别找准位置，可也别忘了“定中有不定”。定了以后，有时也会有易位。不是吗？有的中共省委统战部长后来成了一个省级民主党派的主委。不是吗？有些地方的党派干部后来成了统战部的干部。这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主客体的相互交叉恰是发挥主体作用的沃土和热土。当然主客体之间也不可能时时、处处都一致。“无矛盾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的诚实态度。有矛盾就需要用手中的真理来协调，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达到新的统一。

      2. 政治资源质量的变与不变。

      政治资源的质量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从根本上说，是个变量。从群体政治资源上看，有起有落；从个体政治资源上看，沉浮更大。 近几十年的政治资源的演化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有时这一股政治力量向心力强，有时那一股政治力量向心力强；有时这一股政治力量离心力大， 有时那一股政治力量离心力大。在出现这种情况时，要坚持阶级、阶层分析，从不同利益集团在社会变动中受损、受益的状况来判断其政治态度。经济利益的增量决定政治资源的质量。对政治资源要坚持一分为二。既要有政治敏感性，也不要神经过敏。力戒“蹲下来都是蚂蚁，站起来没有蚂蚁”的片面性。更要防止在上边抓“左”的倾向时，我们从左边口袋里摸出一包“左”的材料，说明“左”得出奇；在上边抓右的倾向时，我们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叠右的材料，说明右得要命。邓小平多次阐明的“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主次分明的分析，是毋庸置疑的，是长期适用的，不能动摇的。政治工作要有冷有热，以热为主，冷热适度。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住另一种倾向。要懂得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要懂得更可怕的是以“左”反“左”，以右反右。尤其是以“左”反“左”，这在历史上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在政治力量出现分化时，要沉着对付，不要惊慌失措，自己吓唬自己。要心中有数，只要他还爱国，就立足于拉，不要轻易甩，不要任意推。晾，也不要晾得太久。《妙法莲花经》上说：“聚沙为佛塔”。只要有成为政治资源的一线希望，那怕他是一粒沙，我们也不嫌弃。从冤假错案平反的情况看，有很多宝贵的政治资源是被我们自己扔掉的。爱护政治资源的教训是用血和泪换来的，值得永远记取。不仅政治资源中的主体要爱护政治资源，作为客体的政治资源也要珍惜自身。客体自毁政治资源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啊！

      3. 政治资源结构的复杂多样。

      政治资源庞大而又复杂。新时期的政治资源既有党外布尔什维克，又有刚从敌人营垒中出来的人；既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又有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私营企业家；既有无神论者，又有有神论者。在有神论者中，又有佛、道、伊、天、基五种不同的宗教，甚至还有以石为神、以树为神的“泛神论”的原始宗教；在每一大宗教之下，又有若干教派。每一教派都有自身复杂的一面，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等等。在民族工作中，面对的是56个民族。仅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就占全国总面积的64% 。有的民族前不久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有的民族前不久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前不久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民族中，细说起来，又有很大差异。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出来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出意外。记得有个民族的一个支系，流动性很大，你一碰，他整个民族就不见了。自1953年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找到以后，有人碰过他们两次，他们便“消失”过两次。进化总是渐变与突变相结合。要求他们天天突变，是不现实的。要他们一步登天，是理想主义。政治资源的复杂性和不均匀性，决定了在政治资源的运作中，要注意个性，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再拿知识分子来说，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专业就有五千门，职业习惯各不一样，政治上、生活上差别也很大，决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辩证法告诉我们：要注意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艺术，没有区别就没有水平，没有区别就说明自己还不清醒。从来不迎送国内外同党的毛泽东，却热情地搀扶着党外老人迎送，应该是政治工作中区别对待的一个范例。可政治工作的实际状况远比迎送之类的礼仪更复杂，少了辩证法的指导是不行的。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政治工作者要把自己的情，自己的意，全部倾注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资源上，与他们一起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而大显身手！

                              1999 秋天写出初稿，2000年元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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