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取信于人民
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心花怒放，心潮澎湃。在多达二十余次的鼓掌中，最长的有两次，其中在“取信于人民”之后的那次鼓掌可以说是第一次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取信于人民”，报告人加重语气，语重心长。
“取信于人民”，听众报之以掌声，意味深长。
“取信”与“取胜”
“取信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转败为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的关键。有10万人口的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那里，有多少要害机关啊！在那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了多少特务啊！可是，有谁相信那里总共只有四道岗？不信也得信，四道岗就是四道岗。四道岗够用吗？不够！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都在为中共中央站岗。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具有决战意义的淮海战役中，60万解放军打败了80万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队。这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这，至今还在令多少军事家不解。其实，要解也很容易解。这“解”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取信于人民”。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信”，既是古老的武器，也是新式的武器。取信于人民群众的“手榴弹”，可以打败失信于民的“原子弹”； 失信于人民群众的“原子弹”，远不如取信于人民群众的“手榴弹”。
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这样。现代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愈是做大生意，愈是进入扩大的商品经济，愈是要讲信用。信用是市场的神经中枢。作为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作为替市场经济掌舵的中国共产党，更要讲信用，更要“取信于人民”
可是，“信”，不是随便可以取到的。
“取”与“给”
中国有句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就是说，要取信于人民群众，必先“给信”于人民群众。有些人“取信”的积极性大于 “给信”的积极性，“取信”心急火燎，“给信”三心二意，可那是要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的，是“取”不到“信”的。毛泽东在1942年说：“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
“给”，不是一句空话。“给”，就是给好处，给利益。给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以好处，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取信于人民群众的重要前提。给人民群众谋的利益多，取信于人民群众的“信度”大；给人民群众谋的利益少，取信于人民群众的“信度”小。“利益”与“信度”二者之间是有线性关系的，是成正比的。首先是多花力气给信于民，然后就可以不花力气地取信于民。
可是，单讲“给物”还不够。
给物与给德
“利益”，通常被人理解为物质利益，这自然是没错的，可是，人不仅有生理，而且有心理。人不仅有肉体，而且有灵魂。人是有政治需求、道德评价、求知欲望、感情生活、休闲娱乐的，这些都属于精神范畴。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满足程度，也是与信度成正比的。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匮乏的人，依然是穷人，且是真正的穷人。有些人津津乐道于他手下的百姓收入提高了，用“百姓收入提高”来作自己政治腐败的护身符，甚至把“百姓收入提高”看作自己的施舍，并且作为自已作威作福、鱼肉群众的资本。错了！大家不是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吗？“端起碗来吃肉，放大筷子骂娘。”大块肉是堵不住群众嘴巴的。你的收入同群众收入之间差距太大，群众还是要骂的。你没有经济腐败，而有政治腐败，群众照样会骂娘的。你成天假正经，做缺德的事，群众是不会喜欢你的。因此，“给”，还包括给精神食粮，还包括给道德，给社会道德，给家庭道德，给职业道德，给政治道德。“给”，还包括给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把心换到手了，才算“取”了“信”。“取心”才是“取信”。
取信于民与取信于“敌”
“敌”，有狭义的，有广义的。从广义上说，竞赛的对手也是敌手。对敌手，毫无疑问，可以声东击西，应该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可是，对敌，也不可以无中生有，也要讲信。46年，在重庆的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了坐在周恩来专车上的周恩来的秘书棗李少石。共产党人认为这是阴谋，民主党派认为这是阴谋，国际友人认为这是阴谋，连国民党里的有些派系也认为里边有鬼。如果我们一定说对方是阴谋，那也是无不可的，对方也只能是“哑子吃黄莲棗有苦说不出”。可是，仔细一查，确认不是有预谋的，而是对方酒后开车所致。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一是一，二是二，不仅不栽赃于国民党，而且相反的是到医院去看望那几个压力很大的国民党士兵。这一招，使那些成天同我们作对的国民党人也为之动容，更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无限信赖。“取信于‘敌’”，在这里转化为“取信于民”。
事物都是有联系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对敌手都讲信用了，对谁还不讲信用呢？反过来说，对敌手不讲信用，也会来个交叉感染，助长一些人对自己人也不讲信用。在几十年来的好几个回合的所谓对敌斗争中，值得我们从这方面反思的地方不少。五八年吹牛吹得那么厉害，难道说同五七年的那场对“敌”斗争中的假话连篇没有关系吗？
取信于民与民意测验
“取信于民”不是自封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声称自己已经“取信于民”，即使是己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他也会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取信于民”。因此，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对“取信于民”要进行量的分析，也就是了说，要进行民意测验。
民意测验是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问卷调查，来了解调查对象的观点和想法，了解社会舆论，即社情民意的。民意测验具有精确、迅速、简便的特点。民意测验是观察问题的窗口，分析问题的准绳，制定政策的依据，预测未来的参数。民意测验适用的范围很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可以采用。一个乡，一个县，一个省，乃至国家都可以采用。
我们常说：“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完全正确！不过还应当补充一句：不科学的调查不如不调查。不是吗？不调查，他没有发言权，虽说无益，但也无害。还不就是他一个人不发言吗？然而，如果把“不科学的调查”，也算是“调查”，“调查者”便有了“当然的”发言权。那么，他拿着那不科学的调查所带给他的错误结论，登台发言，四处兜售，为害可就大了！反之，你是在大范围内进行“定额抽样”或者是“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整理，统计分析，那就对了，那就是民意测验了，就是科学地调查和科学的调查了。不断地搞民意测验，可以使各项政策随着人民意愿的变化而随时微调，而不致于到问题成堆时再处理，不致于到大堤决口时再去堵漏洞。
为了进一步落实“七一讲话”，建议今后立一个规矩，大凡搞什么新规定、新规范，都要问一问“民意测验”如何。没有一个或几个民意测验的数据，就坚决不把新规定、新规范付诸实施。倘若民意测验的数据，否定了现行的规定、规范，就应该修改规定、规范。
民意测验是取信于民的水准。
2001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