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进学风 净化学风
“天下莫大于学术”。（陈建：《学蔀通辨》）学术界愈是受人重视，学术界愈是要自重，愈是要净化自己的学风。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物质条件并不宽裕、学术生态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以天下为己任，艰苦奋斗，兢兢业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就不会有后来所有制的调整；没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和对“生产力论”的批判，也不会有今天“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提出。理论是实践的开路先锋。不少国家的消亡，不是因为自然科学落后，而是出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僵化和失误上。理论是治国的武器。“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李顒：《李二曲全集》）。
可见，学术也有个“明晦”的问题。应当说，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是“明”的。学术界同别的界别相比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学术界的天是明朗的天。不过，也应该承认：学术界也有“晦”的一面，在有些地方甚至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学术界之“晦”主要表现在，学术机构行政化。有些人把学术水平的高低等同于行政职务的大小：谁的官位大谁手里的真理多，谁的官位大就由谁担任课题领衔人。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经费就可以翻一番，再翻一番。小人物磕破头申请来的课题费充其量三两万，大人物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给百万甚至更多（多到何等地步，恕我姑且不表，留给当事人自省、自言）。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验收和评奖时容易顺利通过。官位大的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如牛毛，官位小的便与国际学术会议无缘，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录取了，也去不成。
学术界之“晦”还表现在学风不正上。有些学人是“学‘奴’”，讲课、写文章通篇是老话、套话、上司的话。洋洋万言没有几句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有些学人是“学 ‘霸’”，“罢黜百家，独尊‘己’术”。谁不赞成他的观点，他就以势压人，拉着自已的“近亲”哄人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些学人的论文水平很高，可就是不知道出于谁人之手？有秘书代劳的，有请人代笔的，还有东抄西抄抄来的，也有变“译”为“著”变来的。文抄公过去就有，可是像今天这种上万字、十万字地大量抄袭却是有史以来罕见的。
学术界之“晦”最严重的，是出现了学术腐败。有的学校变成了学店。校长成了老板。过去只听说校长因为保护学生的革命行动而坐牢的，没听说校长因经济犯罪而坐牢的。如今有小学校长贪污、大中学校校长因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前“腐”后继。此外，还有院士成为阶下囚的——当然，院士不会是从事社会科学的——文凭有按 “质”（即学位等级）论价买卖的。人们深感对付“真的假文凭”好办，而对“假的真文凭”难办。博士分三类：官博、款博与学博。做了官再读博，本是大好事，可是这些人学费公家缴，论文别人写，博士帽自己戴。官博的泛滥也不能全怪官儿，这也是学界的需要。学界的费用要官来批。学界不跟官场拉好关系怎么行？行贿的事干不得，送大礼也有点肮脏，送他（她）一个博士既雅又俗，雅俗共赏，双向互动，权学交易，该多好！
当然，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评估上，看法还不尽一致。非学界的，看得重；学界的，看得轻。在学界中，学者看得重；管学界的，看得轻。看得重的，有看得重的道理；看得轻的，自然有看得轻的理由。观察有角度。认识有过程。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掂量上，应当容许人们有个认识过程。
轻也好，重也好，不管怎么说，改进学风已是刻不容缓的了。依我之见，当务之急应该抓四点：
1. 专家应该专心。学科在分化。自然科学有两三千门，社会科学有一两千门。在社会科学当中，文、史、哲、经、法、社，每一类里的子学科都是数以百计。排在最后的社会学，也有170种分支。任何一位大社会学家，倾毕生精力，也只能占有一两种，至多三、五种。正如再大的物理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物理学家一样，再大的社会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社会学家。这就要求学者不能心猿意马，朝秦暮楚，要专心，要全力以赴。既要做学问，又要做大官，还要赚大钱，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17年前，我在《淡化“当官心理”》一文中提出：“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见《文汇报》1985年6月27日）说实在话，现在官场的诱惑力太大。学者应挡住官场以及商场的诱惑，沉下心来做学问，甘坐十年、几十年冷板凳，写出振聋发聩的作品来，而不是写那些不痛不痒、不错也不可用的急就章。
2. 专家应该致志。做学问是艰苦的思想劳动。有人说，搞理论研究是专吃批评饭的。因此，从事理论研究的更要致志。古人云：“为学非道，立志为难。志既坚定，则寒暑晦明，贫富夷险，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夺之矣。如此而学，有不成者乎？”（《朱舜水集》）志，是学成的力量，是理论的勇气，是一往无前的坚定性。毋庸讳言，如今有些学者的骨头是软的。“安‘于’低眉折腰事权贵”，左顾右盼，东倒西歪。“老板”一声吼，吓得抖三抖。对“老板”固然要尊重，但万万不可盲从。 盲从是理论研究之大忌。柳宗元说：“聪明正志者为神。”此言有点夸张。世人孰能成神？可是，不想成神的也得“正志”。（当然，把“神”理解为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我倒很欣赏关汉卿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铜豌豆容易普及。多数学人都可以成为铜豌豆。
3. 学人要博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近来有些没读那书的在谈那书。不少没读世贸文件的，到处做应对入世的讲演。不少连《资本论》有多少卷都不知道的，在大批《资本论》。韓愈说：“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遗”是难免的。然而，你在批判人家的时候，是一定要解读人家的。先解读而后评论，这是学界的规矩。“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也是学人的成功之道。
4. 学界应增强创新意识。一说创新，无人不喜创新。中国人从来主张一日新，又日新。不创新，毋宁死。可是，这里也有真假之别。有些“创新专业户”在否定别人时， 高喊“创新”；在遇到人家否定自已时，又把人家的创新斥之为“胡来”，主张“继承”。其实，“继承”与“创新”是统一的，在探索真理中统一。“创新”是探索真理的必须；“继承”也是探索真理之必备。可怕的是玩“创新”。可喜的是真创新。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愿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都成为时代的千里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