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老葛走了！”葛非同志病危我是知道的，可是，总觉得他几次病危都转危为安，这次也许能闯得过去。因此，当我妻子在长途电话里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老葛走了”时，我仍然觉得很突然。老葛走得太急了！老葛身上的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呀！

      葛非同志是我的老领导、老邻居，可是他在我眼里是一位神秘人物。他可以同我纵论国家大事，也可以同我私议生活小事，唯独不提他的工作正事。他的工作对我来讲一直是个谜。

      我是1962年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的。当时，老葛已经是华东局的机要局副局长了。机要是干什么的，他从来不说，我也从来不问。老葛从1977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招待处长。招待谁？他一字不漏。

      人啊！从名与实的关系上，大概有三类，一类是名副其实，二类是有名无实，第三类是有实无名。多数人是第一类，我属第二类，老葛为第三类。──这是我在老葛去世后查阅老葛材料时得出的感想。

      日前，我读到一本由童小鵬和胡立教作序的《无形战线》。这是专门汇集机要工作者英雄事迹的书，方才从书里知道葛非同志1941年参加革命。先是在新四军七师当机要员，后来就到军部、到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华东局、到总前委做机要工作，参加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的战斗。跟随刘伯承、 邓小平、陈毅转战大江南北。陈毅到丹阳，他跟到丹阳；解放上海时，陈毅住到圣约翰大学，他也与陈毅一起到圣约翰大学。陈（毅）、饶（漱石）、谭（震林）在 瑞金花园办公，老葛也跟着陈、饶、谭在瑞金花园做机要工作。1955年，他调到中央机要局。老葛的中青年时期几乎全是在“无形战线”上度过的。说是“无形”又“有形”，老葛在战争年代多次立下赫赫战功，无非是不可说出“赫赫”的具体细节而已。

      读了《无形战线》勾起我回忆起一些往事：“文革”中，康生一会儿说这个人是叛徒，一会儿说那个人是黑手，一天康生说新四军七师政委是黑手。老葛火了，他一口气同我讲了好多康生其人其事。有些事情，这几年书刊上已经有人披露了，只是有一件事鲜为人知。他对我说：“你知道康生建国后生病，生的什么病？生的惊恐病！他半夜里会梦见鬼来了，吓得半夜坐起来大喊大叫，因为他冤死的鬼太多了，总以为有鬼来敲门。”“九大”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大谈“陈毅不会打仗”。老葛说：“说陈老总不会打仗，我倒要问问说这话的人：‘你打过仗没有？’舞文弄墨的骂身经百战的不会打仗，这是什么混账逻辑？”老葛说的时候气得满脸通红，我看得出他的愤怒程度比他自己受冤枉、挨批斗还厉害。作为一名战士怎能容忍诬陷他的司令呢？

      “文革”以后不久，1977年葛非同志出任招待处长。只看他忙忙碌碌，时而“失踪”，时而回家。只要看他“失踪”几天不回来，就知道有贵人来上海了。谁？老葛滴水不漏。尽管有时我们也能猜出几分，比方说，再一看保健医生“失踪”了，再一看烧川菜的大师傅也同时不见了，便晓得是邓小平同志来了，可是他依然守口如瓶。

      只是有一次例外。大概是1990年吧！他突然打电话问我：“张锡媛的骨灰从瑞金花园转到哪里去了？你知道不？”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因为他四、五十年代在瑞金花园工作过。我六十年代初也在瑞金花园工作过。“文革”前，我们在闲聊时，曾说起那里有邓小平夫人张锡媛的骨灰和苏兆征烈士的骨灰。他看到过，我也看到过。这事说过就过去了。不料，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冬或1967年初，忽然街上刷出大标语：“强烈抗议走资派把枪藏在苏兆征骨灰盒里”，“强烈要求打开苏兆征烈士的骨灰盒”。我急忙把大标语说给老葛听。这时，他虽未“打倒”，但已快倒，出门不便。他说：“红卫兵还不知道张锡媛是谁，万一知道了不得了，你去看看。”我立即赶到瑞金花园。幸好大门口的“老传达”还认得我，对 我说：“已经转移了，放心好了。”我回来便把在瑞金花园所听到的告诉了老葛。他知道已平安转移，也没说什么，便笑瞇瞇地走开了。在那“红色恐怖”的日子 里，见面说多了会有“反革命串连”的嫌疑。

      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我便在电话里回答老葛：“肯定是转移了，当时没有问转移到哪里……”老葛很失望。我悔恨自己“文革”前受“不该问的不问”这一条的影响太深，当时怎么没多问一句呢？我猜想他的电话可能同邓小平的过问有关，心里更感内疚。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我知道了全过程。在老葛陪邓小平同志散步时，小平同志对老葛说：“上海解放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张锡媛的骨灰，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骨灰在哪里了？”老葛立即回答：“我在瑞金花园见到过。”随后他报告给当时任市委秘书长的王力平同志。王力平当天就通过市民政局，知道王锡媛烈士的骨灰已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小平得到了安慰，第二天便着女儿和秘书一人持一枝玫瑰花献给张锡媛烈士。后来我又把我从张锡媛30年代的领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张老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给了老葛。老葛是不是说给小平同志听过就不知道了。

      在向葛非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看到组织上发给我的《葛非同志生平》上写道：“出色地完成了中央领导和其他中宾接待任务，得到了中央首长和上级领导的好评，尤其是连续三年圆满完成了接待邓小平同志的任务……”我暗暗思索：“老葛为了这个‘圆满’花费了多少心血啊！”在参加整理葛非同志遗物时，我发现了他与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陈云、彭真、李先念、赵紫阳、邓颖超等领导同志的许许多多合影，才解开了葛非同志的“招待之谜”。

      老葛的神秘不仅表现在工作范围上，更主要的是，还表现在他的性格上。他对人的态度跟一般人不一样。对人，通常有两种：一是表里如一，二是表里不一。老葛属哪一种呢？他似乎是二者兼而有之。不过，说“二者兼而有之”也很不恰当。他的神秘就在于他的表里不一，与别人是反向的。有人是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老葛呢？恰恰相反，他的“表里不一”是：背后说好话，当面说坏话。他对领导，心里是很尊重的，可当面常常有不同意见。“文革”前，我亲眼见他顶过四级、五级的干部（老葛“文革”前13级，我22级）。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敢与上级争。奇怪也真奇怪。他一争，从善如流的领导还真的会采纳他的意见。当然，领导也有不接受他意见的时候。如果领导坚持己见，不听老葛的怎么办？他只能服从。但他从来不像现在有些人那样马上说什么“坚决照办！”更不会说：“还是领导高明！”他的回答是：“那就先按你的意见试试看 吧！”他回答得不坚决，但贯彻起领导意图来还是挺认真的。

      他对下呢？有时候也是背后说好话，当面说坏话。记得有1964年10月 底的一天，他把我带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面前。曾老笑着对我说：“听说你能写，也能吃苦，我需要这样的人，你留在我这里抄抄写写吧！”出乎意料的是，在我还没回答的时候，老葛先开口：“会写客里空的东西，会像‘叠罗汉’那样叠加四个字的成语。”说得曾老笑了起来。我也苦笑了一下。从曾老那里回来后，我开始捉摸老葛的性格：真神秘啊！曾老怎么知道我会写不会写，还不是老葛对他说的！既是他跟领导讲我会写，可他又为什么在我面前、在领导面前讲我不会写？想想也有道理：我有会写的一面，也有不会写的一面。快四十年了，我从不敢“像‘叠罗汉’ 那样乱叠加四个字的成语”。在言之无物用成语硬凑时，叠到两个成语，当年老葛批评我的话语便会跳出来指教我“且慢！”。再一点，他当面不说我好话，也可能是怕我好话听多了，翘尾巴。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有些人当面说坏话叫人生气，可老葛当面说坏话却能令人心悦，真不知他“神”哪里？在老葛病逝后，为了进一步弄清老葛的神秘，我向老葛的几位部下咨询。他们对老葛比我熟悉，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不是神秘，是魅力。”“从不阿谀逢迎是老葛的人格魅力。”

      “机要，慎之又慎，南北安宁；交际，亲上加亲，上下称赞。”这副輓联是对老葛的并不夸张的描绘。                   

                                                    2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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