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刊物出了100期，可喜可贺！在这100期中，我大概看过90期。细看的至少50期以上。向友人推荐的约有十来期，几十人次推荐的多是有争议的。争议是好事。我一贯认为：实践是理论之源，讨论是理论之流。流就是江水滔滔，奔腾向前，一泻千里。流，还有流域。流域之域因有流水而五谷丰登，粮棉油，麻丝茶，糖菜菸，果药杂，郁郁葱葱。在《学术界》的百期里，有茂盛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菸，果药杂，也就是说有百家在争鸣，有百花在齐放。党的“双百”方针在《学术界》的百期中得到充分体现。百期的《学术界》闪烁着“双百”方针的灿烂光辉。

      毛泽东一生提出过好多方针，依我看，“双百”方针是最为正确的方针之一。“双百”方针符合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在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国内有人说毛“右”了。国外的“老大哥”赫鲁晓夫说毛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国的杜勒斯也为毛在向“自由化”发展而庆幸。实际上，“双百” 方针的提出是向马克思主义“自由化”，向无产阶级“自由化” 上迈出了一大步。不过，鉴于毛曾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想，他在受到赫氏反对、杜氏欢迎以后，一度有一点摇幌，这表现在后来的“反右”上。一反右，“老大哥”不再这件事上嘀咕他了，杜氏又继续攻他搞“铁幕”了。于是毛松了一口气，心理上平衡了一阵。殊不知反右是倒退，是对“双百”方针的逆转。不过，伟人毕竟是伟人。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双百”方针。这一点难能可贵，十分可贵。遗憾的是，后来一直贯彻不力，在批错了很多人，批错了很多文以后，曾有过鸦鹊无声。

      提起过去搞的“大批判”，令人不寒而慄，毛骨悚然。我们再不能搞那种斗争式的“大批判”了，再不能再搞那种打引号的“大批判”了。可是，学术离不开批判。一部学术史就是一部批判史。中国有《十批判书》，没人说个“不”字。在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里，以“批判”二字为书名的书，不下十本、百本。马克思说：几人类建树的一切我都要批判。学术没有批判就没有突破；没有突破也就没有前进。科学要求交流。交流中难免出现旋渦。但是交流是思维共振。交流中会产生美丽的思想浪花。理论离不开讨论。没有讨论就没有理论。许多大作、名著是“商榷”出来的。“商榷”，对“商榷”的“商榷”，对“商榷”的“商榷”的 “商榷”，这才是学术界题中应有之义。我看到过，批评《学术界》中某些文章的文章。有的批评得对，有的也不见得对。我们欢迎别人苛求我们，从严要求我们；但是，我们决不苛求别人，尤其不苛求批评我们的人。学术界一方面缺少批判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十分需要一个宽容、宽厚、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

      商榷、批判、批评以水平运动为好。学者与学者之间商榷、批判、批评，学者没压力。不仅没有压力，而且容易激活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垂直的批判，垂直的批评，就不同了，压力就大了。《学术界》过去在水平讨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安徽的学术界、思想界争了不少光。

      过去有人很得意地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如果允许我给这种说法打分，我最多给他打75分。 因为，少了个“无文不高”，即不高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地位的高低是可以变化的，穷国可以变富国，富国也可以变穷国，“日不落国”不是早已日落西山了吗？可是，思想、文化是永远的。按恩格斯的说法，是“铁的花朵”。打个比方，就像安徽的铁画，远比纸画更坚固，更久远。希腊在经济上有什么地位，可是至今有些人在论坛上还是“言必称希腊”。美英只敢声称抓伊拉克的政治头领，而不敢对伊拉克的千年文物动一根毫毛。湖南出了个毛泽东，安微出了个陈独秀，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都是任何人花钱买不走、武力夺不走的。思想可以变物质。农工商都离不开文。文可以融入农工商，文可以指导农工商，文可以转化为农工商。

      《学术界》是安徽的一颗璀灿的明珠。我是安徽人，是安徽的游子。我不大能经常吃到安徽的土特产，包括萧县葡萄，几年吃不到一次，可是能经常看到安徽的《学术界》，从《学术界》里吸取精神营养。《学术界》里有江淮大地的芳香，有文化大省的书香。我为安徽学术界的繁榮而自豪。《安徽日报》曾称我为“江淮人民的儿子”。我特别高兴。我在异乡荣获过许许多多荣誉。惟独“江淮人民的儿子”这个荣誉最让人回味，遐想。作为江淮人民的儿子，我对《学术界》出版100期而骄傲。《学术界》是安徽这一文化大省的标志性刋物。

      历史告诉我们：刊物寿命长的好。刊物寿命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标志。世界上有不少百岁以上的老杂志，名刊物。它们辐射力强，覆盖面广。我打心眼里为《学术界》的茁壮成长而高兴。祝愿《学术界》永葆青春，健康长寿！希望《学术界》跻身于世界名刊之列！

                                            2003年4月2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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