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的源泉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多次提到理论创新的源泉问题。这既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理论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些实际工作者成天看上司眼色办事，似乎正确思想就在头头脸上，也有些理论工作者把国外早已过时的理论，粘贴过来，算作引进，甚至于索性就当作自己的创新，这都是不懂得理论的源泉在哪里的表现。
理论的源泉在哪里？胡锦涛明确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理论，按大家公认的看法，其定义是：“在实践中，用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来表达的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很清楚，它的前提是“在实践中”。没有这个前提，便是空中楼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在实践中，便找不到“事物本质”。事物的本质不是浮在水面上的荷花，而是沉在水下、泥下的莲藕，可荷花又无不是以莲藕为依托的。因此，在事物将其各种表象、各个侧面展现出来时，理论工作者观察、剖析了这一个又一个表象、一个又一个侧面以后，才能顺藤摸瓜，找到事物的本质，找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
列宁说：“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活力，既包括赋予理论以影响力、辐射力，也包括赋予新理论以突破旧理论的冲击力。
理论创新不是自吹的。一般说，新理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新理论一定要能够说明旧理论所能说明、解释过的全部社会现象，倘若不能全部说明就不能取代旧理论。
第二，新理论一定要能够说明旧理论所不能说明、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取代旧理论，不能站住脚。
第三，新理论一定要能够依其所阐述的规律，来预见事物的未来、趋势，否则，仍然不能取代旧理论。
而要实现这三条，唯一的途径是到实践中去。
理论工作者的课题蕴藏在实践中。实践的的呼声应为理论工作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践呼声高的是大课题；实践呼声低的是小课题；实践不需要的就不必列为课题。 人脑是加工厂。原材料和半成品来自于实践。伟大的天才的大脑也不过是个小小加工厂，较之于实践是沧海之一粟。君不见越是伟人越谦虚吗？道理就在这里。国人颇喜欢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试问：是先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是先有沟通行为理论？许多人爱谈符号互动论。试问：是先有语言交流还是先有符号理论？这还用回答吗？选题到实践中去选，立项到实践中去立，这才是理论工作者有出息的表现。
理论工作者对课题的论证也要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展开。理论要做到无懈可击，就必須在理论体系中回答好来自实践的各种提问。不对实践中提出来的与主体有关的挑战作出应战，就是漏洞，就是“有” 懈可击，就是授人以柄。对有些理论工作者来讲，有时不是不敢应战，也不是不愿应战，而是不知道实践有哪些挑战，这就是不深入实践所带来的缺憾。有些理论体系完整，往往是实践这位导师逼出来的。实践，包括某一领域的实践，也是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直接决定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天下没有落后的群众实践，只有落后的理论。就是超前的预测学、高瞻远瞩的未来学，也是源于实践。“高瞻”是立于已有的实践和理论平台上才“高”起来的。理论家的本事在于能够从有限中把握无限，从特殊中认识一般。可是，请注意这里的“从有限”、“从特殊”，就是从实践中开始啊！
理论水平的高低应当由谁来评价？是评委，又不是评委。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充满着智慧和力量。这个奖，那个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实践是检验理论成果的试金石。评委，只有把握了社会实践脉搏的评委才是高评委。
当然啰，理论的抽象过程较之于抽象的理论，也是实践。因此，法国有人把它叫做“理论实践”，或“第四实践”。实践是源，理论是流，二者是有区别的。但是， 有些流，经过地下再冒出来时，也可以视其为源。宋人朱熹在题为《观书有感》的诗中居然会想出“源头活水”。把书与源联系起来确是有点“理趣”的。理论家心里有了实践之“源”，从理论到文风都会是活水而不是死水，其研究成果也就会源源不断。
2003.7.7.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