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记者高晓春问我20世纪80年代是怎样度过的。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想着想着“匍匐前进”四个字跳了出来。80年代，祖国在前进，我也在前进，不过我不是突飞猛进，我是在“匍匐前进”。

      “匍匐”，按郑玄的说法，可谓“尽力也”。70年代末，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丢掉了“凡是”，心情舒暢，因此80年代在写作上，我是相当尽力的。唐人杜荀鹤有句话叫做“坐当群静后，吟到月沉时。”我很钦佩，但是仍觉不过瘾，嫌杜氏只有下限，没有上限，还不算很勤奋。我房前屋后，有90年前康有为与其妻妾合植的广玉兰，树上住满了麻雀。它们不论春夏秋冬都是在天刚蒙蒙亮时，夏天四点多，冬天近六点，开始练声，然后飞向各地，直到黄昏时才归窠。恕我不才，下定决心与雀儿比赛。我的座右铭是：“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意思是起床的时间比鸟儿早，入睡的时间同杜荀鹤一样，比左邻右舍要晚。

      不仅如此，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又加了三条：第一条是增加工作时间，缩短非工作时间。比如我在《家规》中写上，吃饭不超过一刻钟，看电视不超过半小时。第二条是提高工作时间的质量。我以“生气不超过三分钟”要求自己，在写作时尽量专心致志，全神灌注。第二条是我的“发明”，叫做提高时间的“复种指数”。我这是从农民那里学来的。比如一熟是五个月，农民一年可以种三熟，岂不是一年变成十五个月了吗？我们读书人也一样，比如边看电视新闻，边吃饭，看15分钟电视，吃了15分钟饭，二者相加就是30分钟了，可实际上还是15分钟。15分钟当半小时用了，这同农民提高复种指数一样有意义。

      至于说休假，我更是“变农闲为农忙”。80年代休假、旅游虽然没现在这么多，可也不少，我一律放弃。说起放弃旅游还有两则笑话：一个是在合肥开第一次全国年鉴研讨会，当时通知会后去黄山。不料，就在开会的第一天中央下文不许去黄山等几个风景区开会。这可把我这个大会秘书长难坏了。去黄山吧，违纪！不去黄山吧，我们会议组织者变成了骗会的骗子。怎么办好呢？我个人决定：去黄山。为什么个人决定？在这当口，向谁请示，都是给谁出难题，都是拉谁陪傍，都是拖人下水。反正通知是集体定的，我就按既定的做法做。可是，我自己不去黄山。自己不去，只负“擅自违反”的领导责任，也许可以罪减一等。我不去，我等着挨批，准备检讨。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挨批。我倒利用会议上黄山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文章初稿。你说可笑不可笑？

      再一个笑话是，有个部门通知我去普陀山暑期休假。我当即按照我60岁 之前不休假的决心，回答说：“我一直是放弃休假，放弃旅游。这次普陀之行，我也不去了。”可是，他们不相信我这话，认为我是以“放弃休假，放弃旅游”为托词，又进一步认为我是不愿与他们合作，听说还从政治态度上奏了我一本。我知道后，只当笑话听听，无非是夹杂点苦笑而已！值得聊以自慰的是，我又利用他们上普陀的时间写了点东西。

      “匍匐前进”还有一层意思，叫做“伏地而行”。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服务的对象在地上，理论的源泉在地上，要想有点出息，必须“伏地而行”，只能是“匍匐前进”。在80年代我做了很多调查，参加过云南、甘肃、江西、湖南、三峡、延边的调查。我带着39℃的高烧，翻越海跋三、四千米的大山，到藏族地区考察。在调查中，我吃过不少苦头。我上过“猴子路”。那是只有猴子能上去，人是不能上的，可是我上去了，上了又上。我走过铁索桥。这铁索桥可不是公园里的那种铁索桥。这是同红军长征走过的铁索桥一样的只有四根铁索链的桥。更严重的是桥下有激流，如果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同长征不同的是，前无堵兵，后无追兵，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慢慢往前挪。我还穿过密林。过密林时，马怕挂肚皮，不肯走。马不肯走，人不能不走。我平常写文章，爱用“披荆斩棘”这个成语，可是真要我披荆斩棘时，方知其中的味道很不好受。除了荆棘丛生要划破皮以外，又因为我们是在雨季穿的密林， 树上有蚂蝗，穿的时候蚂蝗会进到脖子里吸血。由于长期坚持了“伏地而行”，因此作品的数量比较多。量多则质低，引起的争论比较大，因此被国内外媒体称作 “被加按语的多、被转载的多、引起讨论的多”的“三多学者”。这“三多”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似褒非褒，似贬非贬。80年代中期有一篇《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为胡耀邦所称赞。在胡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后，拙作也受点牵连。有家大报载文讽刺道：“有人哀叹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唉！说“哀”也有根据。我是有点哀，不过，我哀而不伤，还算不上“哀兵”。

      “伏地”与“仰天”应该是一致的，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这也是导致我“匍匐前进”的一个缘由。80年代初，有位领导同志发表了一篇宣传声势很大的文章。我对其中有的观点不敢苟同。1984年5月2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一篇千字文，对领导同志的那篇文章指名道姓地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这位领导同志很不高兴。他通过好几位我从没有见过面的上级打招呼，要他们撤销我在一部大书中的编委。我在上海的顶头上司罗洛听了，左思右想没有充足理由把我撤下来，于是用“研究研究”、“讨论讨论”来搪塞。当时，有人批评“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式的官僚主义。我暗自思量：也有另一类性质的“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呀！但是，逃得了十五，逃不过三十。在1986年12月30日，在我与巴金、谢晋等一起被评为“上海市文化新闻人物”之后，马上遇到了挫折。不，不是“之后”，是同时。

      1986年12月30日下午，我正在就《社会报》的自由化倾向挨批。一位参加评选上海市文化新闻人物的领导人回来了，正好坐在我邻座的空位上。他知道我在挨批，他也应该参加对我的批判会，可是他并不认为我的自由化倾向很严重，便低声对我说：“好消息！你已被评为” 上海市文化新闻人物了。我压根就不了有评选文化新闻人物这回事。他似乎看出我的莫名，又进一步说：“文学界有巴金，电影界有谢晋，理论界有三名候选人，你的得票最多，理论界就你一个。”我明白了，不是大挫折，仍能匍匐前进。我乐于匍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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