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党史研究“十忌”
写史必须力求真实。写党史尤其要强调真实。
中共党史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新的一页。“最新的一页”，会因为史料比古代史齐全，又有在世人物参与，而最容易做到真实；“最新的一页”，也会因为受到今人及其亲者、疏者的两个方面的干预而最难真实。近年出版的党史读物，不论是集体编纂的还是个人撰写的，不论是写80年历史的，还是写其中某一时期的，都富有可读性、可教性，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党史读物，特别一些回忆录，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对有些党史类书刊失真的原因我曾概括为十个方面，这里简称“十忌”。
一忌活人优势现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世共产党人与已故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的。不少在世人物在写党史的时候充分肯定已故共产党人的历史功迹，但也有些在世人物钻“死无对证”的空子，功往己身揽，过往人身推，出现活人欺侮死人的现象。有些人把死人公开讲出的违心之言当靶子，用自己私下讲真心话去射击，其实人家私下里讲的，说不定比你还正确呐！还有些在世人物当年与人家本来是错在一起，对在一起，“彼此彼此”，如今在写回忆录时却撇开自己讲的错话不提，只抓人家说过的错话，包括后来人家已经不再说的错话，大做文章。认识有个过程嘛！过程错位，活人难识别，死去的人就更加没法说了。
二忌正确无边现象。把一些较多站在正确方面的党史人物说得处处正确。对他们过去做错了的、今天看来依然是错误的事，极力加以回避，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甚至还有文过饰非，颠倒是非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三本传记作者相遇的故事。A 传作者对B说：“您老爷子（指传主）可把俺老爷子整苦了……”话没落音，C传作者对A说：“您别忘了，您老爷子（指传主）也把俺老爷子整得好苦……”三人 对A、B两位传主整人的一面了如指掌，可是在传记中没有半点传主整人的影子，这完整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应当走下神坛，把任何人神化都是错误的。
三忌一错百错现象。把党内的罪人，包括一些做过错事的人说得一无是处。比如延安整风，一说整错人，就是康生如何如何。康生固然是个整人狂，可是，为时两年， “抢救”了那么多人，全是康生一人干的？康生既不是学委的前几把手，也不是锄奸委的前几把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把坏事都拉到康生头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不利于把教训变成共同的财富。
四忌亲人溢美现象。凡书都有校正系数，其中有些党史人物的亲属写的长辈史，校正系数最大。他们在书中说老一辈私下里对他说过什么什么精彩的、针砭重大事件的、富有前瞻性的话。假定那些话是真的，不说别的，单从保密角度看，他们的长辈的某些先见、高见，或多或少犯有泄密的错误，至少犯有不守纪律的自由主义。
五忌屈人无错现象。不少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伤害，甚至遭到惨死。人们不忍心多说这些受害者的失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忍心说他们的失误，不等于他们没有失误。在不说清他们的失误便不足以讲清历史时，就应当对历史负责，把这些受过委屈的人的失误讲出来。不是么？这几天太阳黑子又在刮风暴了，然而它丝毫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六忌发泄私愤现象。有些史书的作者“以我划线”，对于过去批评过自己的，或者是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含沙射影，恶意中伤。这就势必迫使对方及其后人起来还击。翻老帐，“打内战”，与大局不利，与团结有碍。
七忌以论阉史现象。研究党史必须按中央有关党史的决议办事。可是谁都知道，决议上的结论是根据史实做出来的。一但有新的史实被挖掘出来，结论也会随之更新。 曾记否？有不少重大结论已修改过多次。史书不可无论。在行文时，自然是应当以论带史，不然，就是“一本狗肉账”。可是，“以论带史”是从在战术上说的；在战略上，在全局上，只能是从大量史料中，抽象、概括出“论”来。“以史立论”是第一位的。当史料非要冲破已有之定论不可时，史学家应当勇于放弃旧论。放弃旧论不是耻辱，是学者风范，不必脸红。
八忌扣大帽子现象。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很强。政治性再强，它也属于研究的范畴。研究无禁区。正因为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很强，才最怕乱扣政治大帽子。多年来，在党史研究领域总有人乱扣大帽子，所好的是扣得快，摘的也快。以史为鉴，大帽子还是少扣点为好。
九忌捕风捉影现象。这是指有些人急于求成，“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不要说没搞清五个“W”，有时连第一个“W”是“谁”都没搞清楚就发文章，把女的说成男的，把弟弟说得比哥哥年长，至于史实、观点，那就更不用说了。
十忌家长里短现象。有些人总是用那种所谓婆婆妈妈的“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去分析政治事件、去揣摩政治家。这是把政治庸俗化。政治家，不论哪个阶级的政治家，一但被人称为“家”了，便或多或少地要“走出家庭”。脱俗，是政治家的共同气质。现在动不动就是“伟人也是人”。殊不知伟人固然不能不是人，但他首先是政治家一类的人。不管人们给“政治”所下的定义有多么不同，在把政治视为群体现象、宏观现象、国家现象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因此，把宏观政治等同于家长里短是犯了大忌的。
史学首先应该对历史负责。党史研究首先应该对党和人民负责。如何提高党史书刊的信度和丰度？本文提三点建议：
一、提高公开性，增强透明度。档案该解密的马上依法解密。不能搞垄断。取消“特批”这一条。“特批”十有八九是护短。自己不公开，无异于让人家公开。让人家公开又无异于让人家曲解。曲解是不透明的伴生物。别人的曲解是自己封锁惹出的麻烦。
二、充分展开讨论。人无不有局限性。即使是当事人、过来人也只能是占有一个侧面。目击者也有没目击到的地方。因此， 在党史研究中要注重讨论。在讨论中鉴别真伪，在讨论中提炼观点。讨论，特别是党史讨论，尤其要坚持平等讨论。不平等算不上讨论。
三是写史的人要下笨功夫。 一是一，二是二。史料是一，只能说一，不能耍什么小聪明，说成三；史料是二，只能说二，既不能耍什么小聪明，说是一点九，也不能耍什么小聪明，说是二点 一。史学是“老实学”。史学家可以想像，也应该推测，但是必须说明是“想像”，是“推测”，决不能用“想像”和“推测”代替史实。下笨功夫是党史学者的基本功。下笨功夫也是一件苦差事。正因为是苦差事，所以历史常常被歪曲。正因为是苦差事，所以才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党史专家。忠于历史比歪曲历史要困难一百倍。
一是公开，二是讨论，三是下笨功夫，这三条平凡的真理是提高党史真实性的起码条件。前两条是讲客观，第三条是讲主观，其实前两条也可以用主观努力去推动。真实性是党史研究的生命，是党史著作的长生不老药。失真的作品即使能哗众，即使也能取宠，但那只能是昙花一现，是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