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杨永直给我一支“冲锋枪”
在杨永直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接连从《解放日报》上读到纪念杨永直同志的文章，从而引起了我对杨院长的回忆。
我大学的毕业分配，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永直亲自宣布的。那是1960月3日30日，我正在上课，突然通知我去市委开会。在海格大楼坐定后，杨院长说，社会科学院要成立两个室，一个是学术情报室，一个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接着，他念了一长串名字，大家都摒着呼吸，会议室安静得翻一张纸头都像在打雷。当我听到念到我的名字时，心都快跳到了喉咙口。
当时社科院两位书记、三位院长，共五位院领导，彼此之间相当团结。他们的领导方式，不管当时怎么说，在我看来，是“无为而治”。说得好听点，叫“所长负责制”，或者称作“以任务带出人才”。书记，在那“党委挂帅”的岁月里，理应由书记抓总，实际上书记就是分管哲学所，说分管哲学所，实际上就是抓哲学教材的编写；一位副院长分管经济所，实际上就是抓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再一位副院长分管学习室、情报室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实际上是经常在市里参与重要文件的起草。那么，还有历史、政法等等全面工作应该由杨院长来抓了？不是！他们是集体决定后，共同委托一位副书记抓总。副书记是个好老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大 家都支持副书记的工作。杨院长呢？他因为还领导市委宣传部，在社科院只抓学习室和情报室，特别是学习室。他同副院长兼学习室主任的庞季云开玩笑说：“你是室主任，我是班主任。”作为正院长只抓一个角，多少有点不顺，因此杨院长常来学习室指导的事，叫我们对外不张扬。
学习室初建时不到20人，是全院平均年龄最低的部门。除庞院长四十多岁以外，只有支部书记陶家祥31岁，其余的都是二十几岁。有两位年龄最小的不到22岁，我是其中之一。学习室名曰“室”，其政治待遇比由学部委员担任所长的“所”还高，因此由两位院领导齐抓共管。
杨院长为什么对学习室如此偏爱呢？作为小字辈的我自然说不清楚，我只能从他的谈话中，悟出一点来。他当时正以市委宣传部领导的身份在全市工农商学兵各界中组织五百人的理论队伍。他认为培养理论队伍的方式不应该是一个模式。他把龚自珍的话改了一个字，叫做“不拘一格‘育’人才”。他想改革一下教育制度，但是， 凭他的力量难以左右全局，因此他想把学习室作为按他的思路培育理论工作者的“试验田”。
他不欣赏干巴巴的坐而论道，提倡“起”而论道，带着激情论道。寓理于情，寓情于理。他对我们说：文章情理交融了，读者方能情理交融。
他不欣赏那些既不从实际出发，也不准备解决实际问题的“大部头”。他反对无病呻吟，主张切中时弊。他认为社会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大部头，更需要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千字文。
他不欣赏用欧式的句子、西式的笔法写中国的文章。他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在用汉字写文章。你们如果是用俄文、英文写文章，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中国人的文章应有中国人的文采！”他规定并且检查我们读古文的指标。为此，学习室先后请来八十多岁的复兴中学的王震老师教了我们几个月的《论语》，请刘师培 老师教了我们几个月的古代政论文，请蔡老师教了我们几个月的古代散文。还学了《文心雕龙》的《神思》等篇章。他严厉要求我们背诵。为了克服我们怕背书的思想，他自己和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在我们年轻人面前一起背诵了一段《红楼梦》里的《葬花词》。
他不主张太专太窄，他要求我们扩大知识面，“博而约”。因此，以“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命名的研究室（后更名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竟然请来郭绍虞给我们讲文学，请来黎澍、周予同给我们讲史学，请来冯契给我们讲哲学，请来杨谷方给我们讲农学，请来陸灏给我们讲新闻学，请来厦门大学的王亚南讲国外见闻，请来上海的大笔杆子吴云溥、蒋文杰、沈竹给我们讲如何写文章。还鼓励我们到科学会堂听讲座。
他不喜欢故作艰深，但他认为“浅出”是因为“深入”。只有“深入”才能“浅出”。不“浅出”是因为没“深入”。读者看不懂往往是作者没搞懂。一次，他和庞季云针对我文章中的“学生腔”，对我说：“你应该看看冯岗的文章。他当过《农民日报》总编，文字生动活泼，农民爱看，文人也爱看。”
他对我们学习室的人说：“你们的培养目标是政论家，是背轻武器的，不是拉重炮的。重炮固然重要，可是重炮尾大不掉，不能随身携带。我今天是来给你们发“冲锋枪”的。冲锋枪扛得动，拉得开，打得准。不要小看千字文。万言书易书，千字文难写。从效果上看，长文章是短文章——因为读者挑着看；短文章是长文章——因为读者全部看。小文章能以少胜多。”
1960年毛选四卷出版前后，为了研究解放战争史，导师要我花几个月的时间阅读延安《解放日报》。一天，我忽然从《解放日报》上发现一篇杨永直的文章，题目为：《不要用党八股反对党八股》，一针見血，掷地有声。我向庞副院长作了汇报。他说他当时就知道杨永直的这篇短文发表后，在延安上下一致叫好。当时没有复印机，庞副院长叫我把文章抄出来，给大家看。
大约是1961年吧！杨院长为了教我们“扛冲锋枪”，他要我们协助他写了篇《为谁谋幸福》。发表后，他还讲了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改。庞季云说：“这叫手把手地教。”
人生的笫一批引路人特别重要。几十年来，我从不忘记身上有一支杨永直同志发给我的“冲锋枪”。不论是在写书、写大块文章时，也不忘见缝插针，写点“豆腐干”。我从不怀疑“豆腐干”里有丰富的植物蛋白，不卸下身上已被摸得锃亮的“冲锋枪”，因为我从小扛惯了杨永直同志发给我的这支“冲锋枪”。
2004年7月21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