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杨 雄   仇立平   程福财

      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不期而遇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它在把现代性注入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当社会风险的发生超出人类理性控制的范围并蕴积到一定程度时，它将把社会的发展推向失序、动荡的深渊。因此，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社会风险发生程度的报告，并据此实施一定的政府干预、社会行动，将其控制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

一、 社会风险发生的必然性
      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类社会从未有绝对的、凝固的稳定。包括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变迁、发展过程，实为新陈代谢的过程，它伴随着旧结构的消解与新结构合法性获得过程的同时生发。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稳定总是动态的、处于过程之中的，它并不排斥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存在。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通过解决这一个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与冲突的方式来实现由“乱世”、“衰世”向“治世”、“盛世”转变的。因此，任何社会发展过程都以一定的成本为代价，也都存在着社会解组的可能，不同的只是这种代价与可能性的大小。

      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做出过划时代的研究。按照他的观点，稳定成为问题是变革社会的特征。他认为，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提高着人们的“愿望与期待”，如果社会难以满足这些日益提高的愿望与期待，社会颓丧就会产生， 它将促使行动者诉诸政治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社会动荡并不由此直接发生，它还受制于其他几个条件。在社会动员与政治动乱之间，亨廷顿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

   1． 社会动员 ÷ 经济发展 = 社会颓丧
   2． 社会颓丧 ÷ 流动机会 = 政治参与
   3． 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 = 政治动乱

      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中，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流动机会与政治制度化，由社会动员引发的社会颓丧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发生。关于现代化、社会稳定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最抽象而广泛的理论框架是，在现代化未开始的漫长的、可以称为传统社会的时期，是个高秩序、稳定不成其为问题的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却始终伴随着动乱的发生；在现代化建立新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合法性建立以后，这个社会就实现了结构的转型，从而告别以社会动乱为标志的漫长的动员期或现代化时期，进入了现代性社会。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让我们把视线从社会学理论转现实生活。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由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重组也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社会分化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可能有：

1、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工业社会的秩序在上海正逐渐消解。

2、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如果在新的结构中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或者原有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如果无法得到制度化的安排，利益群体的冲突就会形成，社会的稳定也便要因此受到威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失势群体——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中获得体认，也可以从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诉求中得到启发。

3、社会分化瓦解了原有的社会 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产生规范真空与社会失范，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相对混乱与失序。当前上海社会的普遍性焦躁、权力与市场勾结引起的腐败等都由此引起。

4、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 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

      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成本与社会代价付出的必然性的认识将会更加清楚。一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之中，传统的、本民族的因素与现代的、外来的因素并存，二者间的对抗和矛盾势必导致价值损失与社会危机。社会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转变、完成现代化过程，转型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也会相应大增。事实上，社会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为“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还可能造成消极影响。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不像“先发”国家那样是自然地、整体推进的，起初集中关注的几乎都是西方科技和经济的威力，追求像“先发”国家那样的经济成效、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它刺激人们的往往是其物质欲望和对西方发达国家奢侈生活方式的崇拜。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过高的物质需求。这极容易引起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的发生，而以牺牲文化教育、公共福利和政治发展等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增长。最终，经济上虽然取得了一些增长，其过高的代价却吞噬、抵消了相当一部分新增价值，社会也因此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使得社会不同领域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激烈，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

二、监控、预警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行性

      社会风险的发生及其作用的发挥并非巫术描述的那样神秘不可测。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指出的，任何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存在都非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演化等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般来说，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的大小与社会政策的科学性、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民众的心态等密不可分。比如，现代社会中的专权社会比民主社会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要大；成年型社会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要低于青年型社会。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风险的发生的规律性的存在，是人们认识、预测与控制社会风险的理论前提。从现实的情况看，社会不稳定与社会风险的发生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征兆。《礼记·中庸》篇有这样的论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任何社会动乱、灾难的发生都非空穴来风，它不仅存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其本身的作用的发挥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一个系统要素，它有自身的存在、表现方式，会散发出一些特有的、可能为人们测度的信息流。正是基于这种“存在、表现方式”与“信息流”的存在，我们认为社会风险、社会动乱的发生具有过程性与可征兆性。用社会预警研究的术语来说，这种征兆其实就是警情、警兆。它为我们认识警源、预测预报警情并排除警 情，从而把社会发展过程始终控制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提供了可能。

      当然，对于社会稳定风险的预警远不如地震预报那样准确而具可操作性。由于社会现象的异质性、社会成员的个体差异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使得人们对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预测与控制变得十分艰难。人文主义者甚至因此否定社会规律性的存在。所幸的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能力在不断增强，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不仅可以凭借已有的智识认识、解释从前的神秘，还可以基于这种认识与解释，采取一定的方法对未来社 会的发展做出预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托夫勒对于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验证。今天，未来学、预测学的科学基础日益坚固，社会预警研究的可行性也在逐渐提高。

      要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确保社会成本与代价不超出社会承受力、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我们就应该并且能够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危及社会稳定的各种风险进行及时的监控，并根据这种监控的结果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社会行动，化解风险、排除警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预警机 制其实是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现社会动态稳定的必要条件。它对于社会风险、社会动荡的发生具有不可或缺的预见、监测、防范与缓解的功能。社会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维持一种动态的稳定，就必须尽快开展社会预警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三、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它们形成为社会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关键性变量：

1．经济发展
      经济在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局面下，其实内含着种种不稳定因素。 只是由于在社会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中况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权重在相对地减弱，而社会预期对社会稳定影响的权重却在增加”。 民众总是寄问题解决的希望于发展。一旦人们对现在改革的目标或曾经预期的改革的效果发生信任危机时，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以牺牲部分利益为代价的经济改革的成效提出质疑并且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时，一些并不严重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销蚀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前景始终 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石。没有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就没有社会的稳定。这一点，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应该引起公共决策当局的特别注意。

2．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原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长期呈隐性状态的失业问题逐渐突出。企业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实体后，必然要求解雇计划经济时代出于政治需要而安排在企业中的大量富余人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不断产生劳动力流动的要求。在这两方面效应的叠加作用下，由于体制原因而长期积存下来的企业富余人员加速排放，由此形成了中国现阶段特有的失业现象。

      从失业人群的构成看，目前失业人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以旧体制下的受益人群——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为主。由于运作机制难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原来长期依靠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渐入困境。这也直接使得在市场化改革之前的社会强势群体——原来在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体系中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这种改革前后自身地位的悬殊落差，不仅直接影响了工人的基本生活，更在其心理层面引起强烈反响，进而可能在社会心理层面引起社会不认同感。二是下岗人员主要以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的中年人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社会是按照个体拥有知识的多寡来确定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的社会。因此，这些失业工人在失业后的再就业往往十分艰难。三是失业呈现“传染病”症状。往往一人下岗，家中其他成员也下岗，或不同程度受到下岗的影响。这使得家庭内部的互助互济功能的发生丧失了物质基础，从而进一步严重了下岗对当事人的影响。因为按照门当户对的择偶原则，一般地，国企职工找国企职工、甚至同厂职工结婚。当国有企业进入结构调整时，结果往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雪上加霜效应的发生。目前社会失业呈现的上述特征，使得失业对于失业者个人与社会秩序的影响往往呈现倍数效应，进而成为影响当前上海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不能在保证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引导他们正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在法律上处于国家领导阶级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极可能走向反对现存体制的一面，而直接威胁到既有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当我们在监控社会稳定的风险时，要对失业率的波动给予高度关注。

3．腐败问题
      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的同时进行，公共权利的非公共使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当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困难时期，改革对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必然要遭受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损失。此时，公共权力的腐败问题非常容易成为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过程中的受害者反对改革、反对体制的合理化借口，进而成为腐蚀既有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重要根源。而且，由于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力量不断发育强大，事实上，它对于政府力量的作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政治的腐败超出社会力量容忍的界限，它将自组织起来与政府进行谈判、斗争。所有这些，都将构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其根源都在腐败。

4．贫富分化问题
      当我们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讨论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时，还应该注意到东部社会也存在日渐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合理的分配的原因。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尤其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相当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扩大化趋势。这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使得市民在社会心理层面不认同现有的分配原则与分配结果，人们强烈怀疑现存体制的合法性。而且，“由于社会地位越低下越糟糕，越会遭到真正的惩罚，遭到社会的遗弃，于是，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就会不满自己的地位。他们要么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善其社会地位，要么就与他人联合起来变革造成其地位低下的社会结构。” 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已经对社会生活构成了严重影响。综合各种调查研究，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5．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是社会稳定与否的最直接标志。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新旧体制转换引发的社会利益调整与冲突也将加剧。加上政府控制力量的弱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市场社会初建的国家与地区里，暴力犯罪等公然挑衅既存社会秩序的现象普遍出现，成为影响市民生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目前改革向体制内核靠近、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冲突逐渐加剧的今天，应该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6．社会流动率
      社会流动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流动的广度、频度决定了社会结构开放性（亦即其弹性）。人口、技术、资金的流动情况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原因，也是社会实现社会动态稳定的标志。

四、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建构
      当今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致力于社会风险监控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早在1960年代，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就建立了经济层面的警报指标， 以此监测经济的运行状况。例如，美国的“哈佛景气动向指数”、“富兰德指数”与“痛苦指数”、西方七国于1986年建立的“经济指标相互监测”指标体系等等。台湾也根据10个敏感指标计算景气综合指数，用红、黄、绿、蓝灯分别标志经济的稍热、尚稳、稳定与萧条，收到了良好效果。
      此后，随着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西方风险预警研究逐渐向整个社会领域深入。1961年，埃·蒂里阿基提出了测定社会动荡发生的三大经验指标：（一）、都市化程度的增长；（二）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它的社会限制的消失；（三）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埃·蒂里阿基以此作为测度社会稳定与否的晴雨计。当晴雨计的指针指向“零”点时，社会处于最安定状态；“一”点则是最危机关头，表明既有秩序处于崩溃边缘。Estes和Morgan则主张从6个方面来估量社会的稳定程度：（一）反映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的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二）个人需求水平；（三）为满足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四）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五）支持或破坏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六）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 1984年，利查德·爱茨确定了社会不稳定性最高的标志：（一）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二）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三）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四）政治上不稳定；（五）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六）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这三个社会不稳定性评估指标体系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社会预警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些指标设计对于今天上海社会的预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当然，这些研究大多处于抽象的纯研究状态，离具体的应用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剧和国外社会指标运动的导入，国内有关社会预警方面的研究逐步展开。朱庆芳研究员认为警报指标体系就是把一系列比较敏感而又对经济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指标组成体系，进行动态分析，以及时发现社会和经济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她根据我国国情设定的社会风险警报指标体系包括四大类40多个指标：一是反映经济方面的指标；二是反映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三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指标；四是反映民意的主观指标。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风险早期监测系统”应包括更多方面的指标：社会痛苦指数；社会挫折指数；腐败指数；贫富指数；社会不安定指数；社会骚动指数与社会对骚动的反响指数等七个方面。据此，社会风险计量值分为六级，级数越高，社会风险越大。当风险值达到4级时，检测系统应及时发出警报。 1999年，宋林飞先生提出了未来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社会稳定预期、适度社会成本、非均衡社会、早期预警等五种社会风险预警理念，并且设计了包括18个警源指标、10个警兆指标与12个警情指标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 同年，在东北的吉林，学界也开展了社会预警方面的应用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既是对我们的一种激励，更为我们对上海社会预警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五、社会预警指标选择的原则
      社会预警指标是社会指标之一种。它不仅要满足一般社会指标的规范，也应该体现自身作为社会风险量表的特征。对社会预警指标的选择，我们认为，它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综合性与敏感性。

      社会预警指标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准确灵敏地反应错综复杂的社会稳定问题，这是对社会预警指标最基本的要求。社会是由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因此，度量社会稳定状况的社会预警指标就必须囊括所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在一般意义上，社会风险、社会动荡对社会生活具有较大的破坏性。显然，如果能够在风险发生最初就能够识别，社会成本就可能降到最低限度。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预警指标应该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对出现的社会风险发出警报，以利于社会控制的实施。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预警指标还必须具有切实性这样的特征。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的发展特征 ——警源，而预警指标其实就是对警源的表征。上海社会预警指标的选择应该最充分地尊重当前上海社会的发展特征。

      2．互补性与最小性原则。

      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内的各指标要能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由于社会稳定、社会动荡的成因十分复杂，一种社会经济问题往往与其他问题紧紧相关联。而单一的指标通常只能征兆某一方面的情况，因此，要使预警指标真正显现其“指示器”的作用，预警指标体系内的各指标就必须相互补充，以客观全面地反映、揭示社会现象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要尽量避免可以相互替代的指标同时出现在预警指标体系之内，“要选择那些在显示社会风险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或难于替代的指标，从而过滤或建构出一个能够满足社会风险监测与预警需要的最小完备指标集。”

      3．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的有机结合。

      社会稳定不只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在今天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典型的社会动乱，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并不这样认为。从另一方面看，市民的心态其实是社会稳定的最直接的表征。民怨沸腾是革命到来的象征，这样的社会极可能走向动荡、不稳；人民安居乐业则是社会繁荣兴盛的表现。因此，一个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不仅应该包括失业率这样的客观性指标，还要含摄民意、民心这样的主观性指标。

      4． 规范性与可操作性。

      预警指标需要的相关数据都需要从相关统计机构发布的信息中获得，因此，它的设计必须尽可能与主流的统计机构的统计口径相一致，以确保预警指标体系的实际可行性。另外，应该注意的是，社会风险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一种不确定因素，它并不如具体的具有物质形态的事物那样容易量化。在确定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到社会预警机制的科学化需要，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内的各指标，无论是客观性指标还是主观性指标，最后的结果都应该能够用数值来表示， 可以定量化处理。研究者应该尽量选择那些便于操作化的指标去充实指标体系。

六、社会预警机制的架构及其运作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前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特征以及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影响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来源其实有三方面：一是经济领域；二是社会领域；三是社会领域。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非良性发展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始终以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为作用渠道。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不仅应该包括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更应该把民心、民意反映在其中。根据这样的理念，我们设计了如表1所示的包括四大类十七个指标在内的上海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表中“（）”内的数字表示该指标在上级指数中的权重（Weight），它们是课题组根据其对社会稳定影响的程度而赋值的结果。 其中，经济、社会、政治与价值观念领域里的风险在整个上海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中所占的权重分别为0.2、0.3、0.2和0.3。各风险领域里分指标所占的权重在表1中都有明确表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上海社会风险程度的计算公式：
SRD=∑InWn =I1×W1+I2×W2+……+I17×W17

      其中SRD表示社会风险程度，I代表指标，W代表指标在整个上海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权重，n是指标及其权重的序号。

      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均使用五级计分法，即根据指标值的大小分设5个值：10、20、30、40和50。指标值的大小与社会风险的程度呈正比关系。这样，我们便可以通过上述社会风险程度的计算公式测量出社会的风险程度，并用相应的预警信号予以标识。社会风险程度总分为10-20分的为无警区，用绿灯表示；20-30分的为轻警区，用蓝灯表示；30-40分的为中警区，用黄灯表示；40-50分的为重警区，用红灯表示。

      表2：上海社会风险警级加权综合评估

      表2中的绿灯表示社会发展呈稳定状态，社会风险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蓝灯表示社会发展处于向稳定或动荡转折的过渡时期；黄灯表示社会发展开始出现轻微的动荡，社会风险程度高于社会稳定的承受范围，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发生并进一步加剧；红灯表示社会发展处于混乱状态，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当预警系统亮出蓝灯时，公共决策当局应该开始注意分析、检讨相关的政策决策，寻找到警源所在，并采取措施努力把社会导向良性运行的状态；预警系统亮黄灯时，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防微杜渐，控制好那些已经出现的社会动荡的苗头。不然，社会必然要进一步滑入更难以应对的重警区；预警系统出现红灯时，表明社会秩序的 基础在遭受严重侵蚀，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扭转社会动荡的局面，并重新创建、开启稳定与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社会稳定的实现以社会结构各要素间的有机运转为前提，社会的动荡或者说社会的不稳定却并不始终需要社会各种风险要素的加权综合值达到一定程度才发生，更不需要社会各层面都达到某种临界值才会发生。当社会系统某一方面的紊乱超出社会承受力时，它都可能把社会引向不稳定的边缘。一个极端的例子的是，任何社会，如果其失业率达到100%，便必然要走向动荡、失序，而不需其他任何附加条件。实际上，这正是通常所谓的“木桶理论”昭示的真谛在社会稳定方面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把各社会预警指标的指标值进行加权处理后来衡量社会风险的发生程度并不尽理。事实上，即使是在预警研究先发国家的西方，其社会风险预警研究的一般做法也不只是侧重于综合性的研究。而往往是选择与民意调查直接相关联的各社会具体层面的社会问题进行预警，综合性的预警指标体系大都比较宽泛、抽象。

      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惯例，可以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警报指标的警限做如下设定：
1． 失业率：2.9%以下为无警区，3-4.9%为轻警区，5-8.9%为中警区，9%以上为重警区。
2． 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10%以下为无警区，10-20%为轻警区，20%以上为重警区。
3． 10%最高收入户平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平均户之比：500%为有警与无警的界限。
4． 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户占总户数的比例：20%以下为无警区，30%以上为重警区。

                                结语

      社会风险预警研究其实是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横移运动的一部。从实际的情况看，社会预警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它在实际中的运用更是薄弱。我们的研究，由于考虑到尽量与目前政府部门的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以获得可操作性，我们不得不对一些重要指标做出必要的修正，实际情况比预计的要困难得多。对这些，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要尽快成立主持社会风险监控、预警研究与应用的机构，发布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方面的报告。

      社会动态稳定的实现，要仰仗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仰仗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的协调运作。社会预警机制只有与其他社会稳定机制，比如社会安全阀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共同作用，其于社会稳定实现的意义才能显现。

Ⅰ [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第38-51页

Ⅱ 文军等：《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8）

Ⅲ [美]塞缪尔·P·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101页

Ⅳ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200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指出：“国有企业扭亏脱困的任务繁重，职工下岗和再就业压力依然存在；技术创新环境亟待改善；区县经济发展后劲有待加强。”

Ⅴ 袁方等编著《北大为证》，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第47页

Ⅵ [美]S·M·李普塞特著《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4页

Ⅶ [美]J·艾斯特斯著《各国社会进程》，华夏出版社，1989，第22页

Ⅷ 朱庆芳著《社会指标的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Ⅸ 刘建明著《天理民心——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Ⅹ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1）

Ⅺ《吉林省社会风险预警指标研究》、《吉林省社会预警现状分析与对策》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增刊

Ⅻ 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5（6）

ⅩⅢ 胡传胜：《社会稳定的概念分析》载 www.pen123.net

ⅩⅣ 需要说明的是，各指标权数的主观赋值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研究者的价值诉求、学力智识等方面的原因而出现偏差。毫无疑问，这种偏差会影响到研究的科学程度及其应用价值。这也正是目前人文主义对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应用的批判重心所在。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偏差的存在不可避免，它却并不影响实证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科学探索从来都是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具体到本研究，我们在坦承其赋值过程的主观性与不完善性的同时，更希望它能起抛砖引玉之效，激发更多的注意投向上海社会风险的预警研究。

ⅩⅤ 鲍宗豪等：《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4）

ⅩⅥ 丁水木等著：《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稳定机制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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