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今天见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村长，像是见到了亲人。因为我从小是在一位又一位村长的呵护下长大的。在战争年代，我的家乡是“拉锯地区”，上个月是国民党统治，这个月是共产党领导，白天是“黑暗的旧社会”，夜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因为父亲参加革命，共产党来了我是站岗、放哨、查路条的儿童团，国民党来了我就成了“匪属”、“八匪羔子”，受人欺负。在这种情况下，全靠村干部、地下党来掩护、转移。村干部把我交给哪一家，我就称呼那一家的主妇为 “娘”。这些娘，绝大多数是农民。这些娘，是朴实忠厚、很有正义感的农民。在座的都是农民的头儿。你们是五百万个村的代表。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能同农民的代表一起学习和领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小农向大农转化的过程中，讲“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是有道理，有背景的。今天，在农民对国家贡献极大，而收入连年相对下降的时候，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改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要教育干部了解农民，要教育干部理解农民，要教育干部懂得农民，要教育干部代表农民，为了农民。奇怪得很，一些充分享受改革成果的人，竟然忘了在中国带头改革的是农民，竟然不知道改革的发明权在农民手里。不要忘了，在农村改革的时候，城市还按兵不动呐！不要忘了，改革在进入“由农村包围城市”的转折时期，是何等的艰难！改革在城市遇到的阻力是何等的巨大！假若农民不拿出一亿亩土地搞开发区，搞城市建设，经济会有今天这么繁荣吗？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先驱。谁忘了农民谁就是忘了改革。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村为城之初。先有村后有镇，有了镇才有城，才有市。今天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大上海也是由村、由镇一天天发展出来的。 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是一座有名的城市，可是它当年也是个庄，至今仍称为庄。城不能忘了村，忘了村就是忘本。
      农业是第一产业。应当记住：从历史长河看，是先有第一产业，然后才有第二、第三产业成为产业。从“民以食为天”的角度讲，至今仍是第一产业决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而不是相反。不论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如何变化，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可能改变，永远不可能改变。只热心于三产，而忽视一产，三产是发展不起来的，是作茧自缚，是倒立着走路。倒立着走路虽然有时也蛮好看，但是不能长久。现在提倡“反哺农业”是有利于持续发展的，也是有利于二三产业发展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农民依然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中国，只有代表农民才堪称代表多数，不代表农民就是不代表多数，损害了农民就是损害了多数。今天在座的村长都是民选的村官，是值得尊敬的八亿农民的优秀代表。
      村官是不是官？对于村民来讲，村官无疑是干部，是官。可是，这官又不是官，没有公务员编制。尽管不是官，我认为村官的作用是很大的。众所周知的几项作用我不准备多说了。今天我想扣住和谐社会这个主题词，讲几点作用。
      第一，村长拥有最大的发言权。有人把“和谐”的“谐”说成是“都能说话”。不管这一说法是否符合词源意义上的解释，这一说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有句名言，叫做“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拥有最多的报告权和最大的发言权的人来说的。调查，主要是下基层调查。基层在哪里？农村的基层，基层的基层在村上。村干部最了解基层的情况，了解基层的经济，了解基层的文化，了解基层的社会，了解农民的苦，了解农民的乐，了解农村的需求，了解农村的发展走向。因此，对农村最有发言权的是村民，拥有最大发言权的是村官。上面的人再深入也没有村干部深入。他们走马观花固然了解不到多少社情民意，他们下马观花，也比不上你们村干部的下马栽花，比不上你们村干部的养马种花。
      第二，村长拥有最大的监督权。棉花不打枝会疯长，官员缺少监督会腐败。监督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还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缺乏的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其实，自上而下的监督更重要。知上者，下也。请问：哪里是“下”？最下的地方在村里。为了爱护上，村长应当加大对上司监督的力度。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充当上司的 “三陪”，不是对上司的真正尊敬。监督领导才是爱护领导，才是真正地尊敬领导。上级、下级都应当明白，尤其是上级应当明白：只有当下级敢于监督上级时，才是上下级关系和谐的表现。
      第三，村长拥有最大的检验权。1968年“战高温”时我在上海第三钢铁厂二转护当炉前工。我干的工种是取样，从转炉里取出钢水样品后，立即交化验员化验。 我深知化验员、检验员的权力之大。炉长要听他们的。我们不是讲“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吗？请问：谁是实践者？决策者固然也有参与实践的，可是，决策者的使命主要是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广泛、深入的实践中来丰富、修正自己的决策，让决策、战略和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最广大的实践者不是决策者。最广大的实践者在农村是村民和村官。村官是社会实践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和谐社会这一曲交响乐中跳动的音符。因此，村官应当握有最大的 检验权。
      当然，村长不是圣人。村长固有的优势，也是村长固有的局限性，同时会给村长带来某些劣势，因此，村长也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便会失去村民的拥戴，以至于连那些固有的优势也会喪失。五百万村官的素质和水平也不是一样高的。就拿村干部对待村印的态度来说，有两个极端：有的村干部认为， 大印有什么用，忙于为他人盖章，妨碍自己赚钱，便把村里的大印挂在树上，谁想盖谁盖，放弃领导，放任自流；再一种村干部认为，大印这东西就是权，权能转化为钱，不能由那一个人掌管。他们把大印劈成几瓣，分头保管；要盖印时，再由几个人分別拿出来，拼拢一起方能加盖。两极相通，这都是对神圣政权的亵渎，都是村干部素质低下的表现。素质是作用，或曰功能的翅膀。素质越高，作用越大。
      今天我想在这里给村官们提几点希望。
      希望村官们多一点民族意识，少一点家族意识。人无不有家族。家族关系仍是不可丢的。可是，一个人一但入了党，一但当上了村官，就不能不淡化血缘关系，不能不淡化地缘关系，从而大踏步地走进业缘关系。走进业缘关系就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重业缘、轻血缘之所以必须，正像规定公务员不可经商的纪律一样，事关重大。村官的公正，突出地表现在对家族内与对家族外一个样，不能“胳臂肘向里歪”。这几年，各国都在大谈全球化。全球都要“化”了，一村之内还不能“化”吗？过去讲：“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虽有艺术夸张，但是寓意深刻。如果说过去看见天安门还不太方便的话，那么在网络化实现以后，任何人都被一网打尽了。在“‘网民’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今天，确立民族意识、天下意识的物质基础已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问题在于观念是不是跟得上了。
      希望村官们多一点村民参与意识，少一点个人拍板。村民不只是分享成果的主体，更是村务参与的主力。也许某一个村民不怎么样，可是作为复数的村民，一定是真正的英雄。村长应当尊重村民，尊重村民的积极性、創造性，做村民的贴心人、带头人、主心骨。越是先进的村，作为先进村的村官越不可把自己的功劳估计过高， 越是要看到村民的作用。少搞个人拍板，即使常常拍板拍得很成功，也不宜动辄个人拍板。是不是扩大村民参与，是个群众观点问题，是个民主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现在不少官员缺乏群众观点。村官切不可看样，不可学样。“一言堂”不是官员应有的形象。村民是村官的沃土，村官离开了村民就会枯萎。
      希望村官们多读点书，少喝点酒。社会的和谐重要的是目标一致。目标不一致，南辕北撤是和谐不起来的。而目标植根于文化之中。孔夫子说“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坦蕩蕩”容易和谐；“常戚戚”不容易和谐。唐代孟郊写道：“君子山岳定，小人丝毫争。”“山岳定” 容易和谐；为了蝇头小利争来争去的“丝毫争” 就不容易和谐了。我们要的是“坦蕩蕩”的大智者与“山岳定”的高知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与那些除他们以外的各种人的和谐。和谐社会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二部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以社会科学为指导，运用社会科学，实现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以自然科学为指导，需要运用自然科学，实现和谐。舍此以外，就实现不了和谐，即使声称实现了和谐，那也是暂时的和谐，虚假的和谐。热衷于用一些政治伎俩去化解社会矛盾，是化解不了的。即使一时声称“化解”了，那也是暂时的，表面的，并且是越解疙瘩越大，矛盾越多。用会前拍脑袋，会上拍胸脯，来构建和谐社会，只能落得个在兑现不了以后“拍屁股”走人的下场。不过，中国开始实行问责制，因此，恐怕也不会那么简单地“拍屁股”了，可能要“‘打’ 屁股”了。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它所反映的是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它所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怎样才能掌握科学呢？首是要学习。村干部要培养学习的兴趣。有不少生活在实践中的人疏于学习。疏于学习的人特别需要学习。生活在实践中的人一但注重学习，就会把实践上升为理论。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就是点石成金，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问题，看得准，看得深。村长都是大忙人，没时间，要挤时间读书。鲁迅说他自己常常利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写作。对今天的村干部来讲，应当把喝酒的时间省下来读书。“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身体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喝得丈母娘直掉泪。”喝成这样，有何益处呢？要变喝酒成瘾为读书成瘾。
      希望村官们多搞科普活动，少搞迷信话动。现在都在谈论“城中村”，其实还有“村中城”。我去过好多农村，跟城市差不多，比城市还城市。在那里不是存在城乡差別，而是存在“乡城”差別。在那里人富了，神也富了。神富了也罢，鬼也富了。人均住房面积大了，鬼的住房面积也大了，住上“三层楼”了。电视、手机等现 代化家具人有的，鬼都有。鬼在同人争地。死人在赶走活人。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敬老是必要的，但是敬老主要是在老人活着的时候敬老。丧事应该从简。利用丧事敛财，要制止。现在，有的地方邪教蜂起，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还是《国际歌》唱得好：“没有神仙皇帝”。建议村长们多组织些人们喜闻乐见的科普料活动。用科学把鬼赶走，用科学除掉邪教。不然，辛辛苦苦赚的几个钱又被鬼给“再分配”走了，多可惜哟！
      希望村官们不要做“一现”的“昙花”，要争做永不凋谢的花朵。我曾经与禹作敏、牟其中等几位著名的村官一起开过会，为他们的成就激动过，为他们鼓过掌，可是，曾几何时，他们就出事了。令人惋惜！我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有些村官的稳定性不够，当然绝大多数能够永葆青春，只是同別的行当比较，不稳定的比例略微高了点。因此，我衷心希望村官们“红旗不倒”，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永不生锈的、自天而降之后也不生锈的宇宙飞船。
      最后，希望你们把“村长论坛”办得像毛泽东、邓演达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出大思路，出大战略。希望你们有朝一日把“村长论坛”办到人民大会堂里去，在水到渠成的时候把“村长论坛”执委会变成21世纪的中国农会的筹委会。“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不要忘了，在“左”得出奇的1965年，共和国还有“中国贫下中农协会”呐！“非政府组织”的“非”字不是动词，不必骇怕。要相信：遍布农村的绚丽多姿的非政府组织一定会成为政府的伙伴，成为执政党联系农民的纽带和桥梁。

      （本文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5月29日在第五届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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