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刘瑞龙同志是我家两代人的领导，是我最敬重、最钦佩的一位领导。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在红14军当军长时，我舅父纵翰民是红15军师长。两军一个在苏中，一个在苏北，经常联合作战。在豫皖苏时，他是边区领导，我舅父是区党委民运部长。我父亲和叔父也都是刘瑞龙同志的部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后，他是局党委委员、农委主任。我是华东局政治研究室最小的干部。两人地位虽有高低悬殊，但是由于刘瑞龙同志平易近人，我与他的接触还是很多的。

                                你提到哪里，刘部长知道到哪里

      六一年春，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率领调查组到各地调查，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准备。华东地区由刘瑞龙同志带队，从华东局机关各部门、上海市各部门，还有江苏省省、地、县的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约有四十几个人的工作组，开到苏州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在常熟县，一路在江阴县，重头在常熟。常熟又以白茆公社为基点。我被刘瑞龙同志分配在白茆。
      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作组集中以后，刘瑞龙同志与大家作动员报告。动员前他要求大家自报家门，报简历，报籍贯。当时令我敬佩的是，他对我们二十来个人（不含江苏的干部）的家乡都了如指掌，有的比我们对自已家乡的了解还要深透。与会者是广东人，他就说到广东，不只说到广东，还说到广东的与会者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公社，谈那个县、社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与会者是山东人，他就说到山东，不只说到山东，还说到山东的会者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公社，谈那个县、社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既自然，又亲切，实际是在做随机抽样，比较研究。轮到我时，我说：“我是‘三门干部’，刚毕业，安徽萧县人。” 他就问是萧县哪个庄的人。我回答：“薛庄人…”他再问我：“薛庄出了哪几个共产党（人）、哪几个国民党？”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快。他又问我：“你们县出了哪几个共产党、哪几个国民党？”我说了好几位。结果漏了一位，他立即补充出来。因为在共产党人里面我提到纵翰民，他接着就说：“你知道纵翰民，你知道陈聿民吗？”我本来在报我父亲和舅舅的名字时，并未说明我与他们的血缘关系。在刘瑞龙同志问到陈益民时，我脱口而出：“她是我大妗子（舅妈）。” 刘瑞龙同志马上接过去说：“你大妗子抗战时是妇救会主任，很能干……” 刘瑞龙同志又问：“你老姥姥（即母亲的外婆）家的永堌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我回答：“不知道！”刘部长想説什么，又没能说下去。——我后来才知道刘部长（因为刘瑞龙同志刚从农业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调来华东。尽管他要我们按规定，称他同志，但是大家在背后还是称他“刘部长”）是想了解永堌挨饿的详细情况。
      动员会后，大家都说：“这农业部长真不愧为国家的农业部长，对国情那么熟悉。”

                               刚接近八队，他就说八队队长好

      有次我们随他去白茆六大队第八生产队。进村前，先路过了八队的打谷场。他看了稻草堆以后，说：“你们应该总结这个队。这个队长是个蛮不错的队长。”
      我愕然了。刘部长啊！你还没进村，你也没见到队长，怎么知道这队长好呢？他可能想到我会有这个疑问，便说：“你看他这稻草堆，四周圈着草木灰。你们知道这草木灰作什么用的吗？是防止老鼠钻进稻草堆的。为什么要防止老鼠钻进稻草堆呢？因为他们脱粒时没脱干净。为什么不脱干净呢？是这队长想在稻草里藏点稻谷， 等到青黄不接时，再脱粒，当口粮，就不会饿死人。这队长有预见，有水平。”
      进村后，我们跟队长、社员交谈。一起进村的李学广处长，点穿了八队的稻草堆问题。开始时队长还有点腼腆，后来见工作组没有整他的意思，又见刘部长一直微笑，慢慢地承认了他为什么要“留一手”。
      离开八队后，我流露出自己不会调查的畏难情绪。刘部长说：“调查研究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调查就是‘抬头一望，开口一问，回来一议，提笔一写’，就成了。”
      ——说句实在话，几十年来，我每参加一次调查，刘部长这句话都会跳出来给我鼓劲。近年来，我又不知把刘部长这句话同我的多少学生、研究生转述过。

                              到生产队食堂吃饭之后，讨论食堂

      在白茆，我们都与社员同吃同住。大家劝刘部长在公社食堂吃饭，不要到生产队食堂吃饭。他说：“你不到生产队食堂吃饭，怎么知道食堂好不好？”
      大概是3月16日这一天早上。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几个人陪他去我本来所在的六大队十五生产队食堂吃饭时，走在渠道堤岸上，韩秘书打开收音机让大家边走边听早新闻，忽然听到陈赓大将逝世的消息。接着刘部长讲了许多有关陈赓智慧的故事。中午，在食堂吃蚕豆瓣湯时，刘部长说：“咱们吃素，纪念陈赓大将……”
      下午，他把大家招拢来，谈对食堂的看法。发言大体上是按职务高低为序的，先是厅局级，再是处级，个个都说食堂好。我这毕业不到一年、尚未定级的小干部自然不敢发言。他突然点名要我表态，说：“请伟志同志（他对人都尊称“同志”，只有在别人当着他的面称我“小邓”时，他才顺便叫我一声“小邓”）说说……”我 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有女社员反映，吃食堂烤尿布困难。为了烤尿布，吃了食堂以后还得回家再生火。”刘部长在听別人发言时，虽然不能讲面孔严肃，但是没有笑容。听到我说尿布，他笑了。他示意我再说下去。我说：“还有社员反映，稀饭锅里煮干饭。干部用小布袋把米紥得紧紧的，放在稀饭里煮。社员吃上面稀的，干部吃下面布袋里稠的。”听到这里，刘部长开始系统讲了。他说：“印把子、勺把子、枰杆子、帐本子，当然还有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热心为公的人手里，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定量（口粮）标准，今天这样一个生活水平，办食堂恐怕不合适。再办下去会毁掉我们的干部。”大家听了大为震惊，互相递了眼色：这在当时是个“禁区”呀！接下来他讲了食堂的利弊，讲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讲生产与消费，讲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深入浅出，使大家乐于跟着他闯禁区。

                           与一级教授谈学术

      在白茆，我开调查会，社员、干部总是吵着“肚皮饿”，背后的意思是嫌我学生腔，八股调，希望早点散会。可是，刘部长开会，社员、干部会忘记疲劳和饥饿。社员、干部还敢跟刘组长（社员、干部不知道他是部长，有人把华东局理解为华东电管局，以为刘部长就是华东电管局领导）争，争输了就跟刘组长笑。他们不仅不是叫着肚皮饿，而有时是笑破肚皮。因为刘部长对农业生产技术比生产队长还精通。比如罱河泥，他知道先罱哪里后罱哪里，他知道顺风怎么罱，迎风怎么罱，他还知道罱过以后应当过多少天再来罱。一船河泥能增产多少斤粮，一船有菱叶的河泥能增产多少斤粮，一船没有菱叶的河泥能增产多少斤粮，他都一清二楚。生产队长唬得了我们，唬不了刘组长。有位生产队长问刘组长：“你管电的哪能比我俚还懂农业生产？”我们听了暗暗发笑，也暗暗敬佩刘部长的实践知识丰富。
      回上海后，刘部长要我们陪他接待一位研究农学史的一级教授。这位一级教授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不买校领导的帐。校领导布置他任务，他竟然说：“你们瞎指挥。我只听刘瑞龙的……”校领导没办法，只好跑几百里路，赶来上海向刘部长汇报，请刘部长代学校给教授布置任务。校领导向刘部长汇报时也少不了埋怨几句一级教授。校领导说完后，退到内室。我们把一级教授请进来。刘部长开始了同一级教授对话。谈了好久，只字不提任务的事。他们谈什么呢？谈《齐民要术》的20多个版本，谈完了版本谈残本，谈完了残本谈译本。他们谈完了《齐民要术》，谈《农桑辑要》，谈完了《农桑辑要》，谈《农政全书》。这位主编过第一本中国农学史的大家，虽然笼统知道刘瑞龙同志有学问，大概不知道刘瑞龙同志有如此淵博的学问。从眼神上看得出，他是越谈越敬佩刘瑞龙同志。谈了差不多一小时的时候，刘部长才说出拜托他指导几个年轻人编一份农学史资料。一级教授立即答应，说：“这是给我一个再学习的机会。”刘部长说：“就从你三十多岁时搜集的八千万字的资料中挖出八千分之一就足够了。”教授像是遇到了知音，愉快地领着任务告辞。
      教授走后，倾听刘部长谈话全过程的院长、书记，出来向刘部长说：“不怪教授瞧不起我们，只怪我们自己不学无术。”
      怪了，刘部长自始至终没批评过院长、书记一句话，可院长、书记一个劲地检讨，心悦诚服地检讨。常说“批评教育”，刘部长怎么会不批评而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呢？
      都说那一级教授骄傲，怎么骄傲的教授到了刘部长面前就不骄傲了呢？
      一个实践经验超过生产队长的人，怎么在学术上又能同一级教授不相上下呢？这是一种什么魅力？这魅力从何而来呢？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启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由谁来主编？从总编辑姜椿芳到我们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刘瑞龙同志！”有人说：“ ‘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刘瑞龙同志‘农业七字宪法’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 有人说：“‘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循环经济是刘瑞龙同志根据群众经验提出来的。”看来非“他”莫属了。当时他正在朝阳医院住院， 大百科领导让陶家祥和我作为他的老部下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欣然同意。他说：“我身体不好，做不了多少事。我晚年做两件事吧！一是编大百科，二是做绿化北京的参谋。”后来他呕心沥血，主编了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并且担任了整个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的副主任。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便是以 《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作礼品，赠给外国首脑参阅的。
      难怪有人说：刘部长是理论与实践结合部的部长。

                            挨斗之后还想着研究农民住宅

      1966年夏，华东局因为是中央机关，“文革”的“四大”比社会上缓半拍。当时满街上都是“紧急呼吁”、“最新消息”、“首长讲话”。有一天下午，我在宛平路10号门口遇见刘部长。他对我说：“你有事吗？没事的话，陪我到33号去一趟……” 33号是延安西路33号，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现在市委已经瘫瘓了，他去干什么？我想他大概是去看大字报的。担任宛平路11号警卫工作的“好七连”战士，一听刘部长出去，主动打电话要车。刘部长说：“不用！” “好七连”的战士要跟随着去。刘部长也说“不用”。怎么办？我就示意“好七连”战士远距离跟随。从宛平路到33号有三站路，我们边走边看马路两旁的大标语、大字报。到了33号，人山人海，挤不进去，看不清楚。这时，我和“好七连”战士站在他一左一右。他发现“好七连”战士在身边，便先朝我看了一下，好像要批评我，然后对“好七连”战士说了声：“谢谢！你来了。”三人好不容易挤到跟前，他一张接一张地看，看陈伯达讲话，看王、关、戚讲话。他看后一言不发。 去33号是沿衡山路——常熟路方向走的，回来是沿乌鲁木齐路——淮海中路走的。一路上他只谈家常，不谈文革。我忍不住问他：“你与陈伯达共事过吗？”他冷冷地回答：“在制定农业发展纲要时，一起……”
      看得出，刘瑞龙同志在思考，也在忧虑。可是，形势没容他多想，“文革”的风暴就开始席卷华东局机关了。虽然因为他作风好，人缘好，不是首当其冲，但是，他也是在劫难逃。有一天，在建国西路648号由农委发起、召开“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瑞龙大会”。第一个批判的是“打态度”，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和 尚脑袋——抓不住’，你的问题多来。”接下来有人揭发，说：在董加邦（华东局农委副主任）向他汇报安徽“责任田”问题时，他没表态。“没表态”就是“不反对”，“不反对”就是支持。还有人揭发他笔记本上记了三个互不连接的词汇，揭发人把三个词汇加以扩充，再联接起来，就是当时正在批判的“反动”言论。每人 揭批后都要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瑞龙！”批斗会上到的人不少，可是“吼声”并不太响亮，分贝不高。
      批斗会刚散，他在建国路上看到我，连忙问：“曾希圣同志要你研究的农民住宅问题，怎么样了？应当下功夫研究。”我在想：刘部长啊！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关心农民住宅问题。但是，我还是向他作了汇报。我说：“测算了十几个方案，选了三个，其余作附件。我准备复打几份，在寄给曾希圣同志前，向你汇报。” 不料，很快就传出刘部长已被隔离了。

                                “三八作风”的楷摸

      大概是1963年初春，解放军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人民日报》就此发了有关“三八作风”的社论。这篇社论写得很美。政治研究室的领导要我们背诵。一天一 大早，我在宛平路11号大院的小树林里高声朗读，被几位散步的首长听见了。先是魏文伯同志叫我当场背几句给他听。正背着，刘瑞龙同志也来了。他在远处静听着。魏文伯同志忽然见他来了，就说：“喏！‘三八作风’的楷模来了。我是‘文’中之‘伯’，他是‘文’中之‘典范’……”
      确实是这样，刘瑞龙同志在整个华东机局机关里，艰苦朴素，作风正派，是有口皆碑的。
      刘瑞龙同志家里有位老人，是一名烈士的母亲。他一直把她留在家中贍养，待老人像母亲一样亲。刘部长出差前，向她辞行；出差回来，到他身边坐坐。
      刘瑞龙同志衣著简朴。他是整个华东局机关里工资最高的两位领导之一。但是穿着是整个华东局机关里比较差的几个人之一。夏天穿的是布背心，有的还有好几个洞眼。
      刘瑞龙同志吃饭简单，是标准的粗茶淡饭。在华东局，几乎是每天让女儿用钢筋锅到职工食里买点菜带回家。1978年春天在北京，我们到他万寿路家里看他，那摆设是出乎意料地简陋。
      刘瑞龙同志上班早，下班晚，星期天来办公，是几十年如一日。有次我们几个住在高安路19号的单身汉已从食堂吃好回到19号，见韩秘书坐在传达室外边聊天。我说：“你还不走？” 韩秘书向二楼一指，但见刘部长站在窗户边正在唸材料。韩秘书说：“他啊！只要一见简报里有写基层优秀事迹的材料，就会激动地唸起来，甚至忘了饥饿。”我跟韩秘书说：“你提醒他一下。” 韩秘书说：“没用！他兴奋时，你怎么说他也要唸下去。”
      还有一件事，我是听桂世杭说的：大概是50年代的一个冬天，刘部长回到南通。他叫县里用自行车接来了一位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过他的农村老年妇女。他为这位老人拍打衣上的雪花后，亲自给老人打来热水，亲自给老人洗脚。县长以及周围的人看了，都感动得流泪。
      刘部长啊！您是心里有人民，又有本领为人民的好部长！在您九五华诞的时候我们想念您，在全党上下保持先进性的时候，我们更加想念您！

                                    《党史纵览》  200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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