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读书界的三位“挑刺高手”
近十来年，在读书界有三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湖南的朱正，一个是上海的金文明，再一个深圳的余汝信。他们读书可以说是真正读到家了。对同一件事，这本书怎么讲的，那本书怎么写的，有什么大的差异，有什么微小的不同，包括标点符号、错别字，他们都能分辨出来。分辨率之高胜过显微镜。
朱正对中国近现代的文艺史，尤其是对文艺界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史了如指掌，不，岂止是了如指掌，简直是了如指“纹”。谁都知道，文汇报的徐铸成肚子里的掌故很多。二十多年前他邀我讨论办《天下》杂志的事，我们几个人都对他惊人的记忆力表示钦佩。可是朱正竟然发现徐铸成的回忆录与其日记所载大相径庭。近日，朱正又为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指谬，令人折服。
金文明对古代史，尤其是对古代的文艺作品，滚瓜烂熟。他曾在浙江发表文章评我的书，肯定优点，指出缺点。有人说他是吹毛索疵。我认为，“疵”在“毛”之下，不“吹毛”何以“索疵”？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为我挑毛病，为文史类书籍“校正”。不用说他的命中率很高，就是只中了百分之一，也够作者感谢的了。不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留一个讹错就是在书中留下一个苍蝇 呀！
对朱正、金文明我都知根知底，对余汝信我所知甚少。有人说，“余汝信”是笔名。不知确否？我知道余汝信，也是从他对我的一次批评开始的。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写作过程中，市委领导多次主持讨论。余汝信看后马上写文章批评我：“为尊者讳”，并指出“那领导就是陈丕显”。后来我渐渐发现，不管余汝信的职业是什么，他都堪称“文革史”专家。“文革”中，上层人物谁揭发过谁，十有八九瞒不过他。过去，上峰说，不要研究“文革”，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掩耳盗铃。“文革”中那么多人挨斗。不消说，斗人的人应该数十倍、数百倍于挨斗的才是。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只听说有人挨斗，而不见斗人的人呢？还有，除了“全职”的斗士以外，难道没有既挨过斗，又斗过人的人吗？历史的泾渭从来都不是那么分明的。试问：那些既挨过斗，又斗过人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不管到哪里去了，相信余汝信等人都能找到他。
要查清历史，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只要多读书就是了。据我观察，朱、金、余三位知道那么多情况，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后台，而是因为书籍是互补的。你回避的，他揭示；你抽象的，他具体；你模糊的，他清晰。“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书，如果是单数，那这话就是对的；反之，这书如果是复数，对不起，这话就是不对的了。读书少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读书多的，包括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平，组织部长不知道的，他也能知道。
书，是档案。书还是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中国需要朱、金、余这样的读书人。有那么几十、几百个，出版物就会干净得多，史实的可信度也会提高很多。
2005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