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在上海市政府提交上海“两会”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有一章专门讲新郊区的建设，写得很好，相信会成为未来郊区的蓝图。
      现在媒体上的“重中之重”很多，如果比较一下，应当说，只有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才真正是中国这一全局中的重中之重。涉及科学发展的城乡协调，“三农” 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与科学发展休戚相关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其实也是东部城市与西部农村的关系问题。现在到处讲“小康”，农民沒有实现小康，何来国家的小康？现在到处讲“全球化”，一国之内不“化”，还谈什么全球化？现在到处讲“代表多数”，应该明白：农民一直就是中国人口的多数。因此，代表了农民方能代表多数；没有代表农民就压根儿谈不到代表多数。过去在改造小农经济时，中国有句名言，叫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教育干部懂得农民。上下左右都必须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使命感，充分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是个“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呢？说法很多，我认为重中之重“之重”是农学。这里的“农学”自然是“大农学”，不只是指农业科学，还包括农民理论，农村理论。理论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而不是描述事物表象的。理论是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规律是铁打的，规律是可以反复出现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理论源于实践， 而又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离开了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盲人骑瞎马”。政策是要贯彻的。不过，不能不问一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正确的政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既符合理论，又符合实践。政策多变不好，“初一、十五不一样”不行。可是，政策所管的时域远远要比理论所管的时域短得多。理论可以突破，墨守成规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那突破的原因和前提是时间、地点、条件变了。理论被突破了，不等于原有的理论不对了，只要条件重新出现，那理论依然会熠熠生辉。假若理论在被突破之后变成了臭狗屎，这只能说明那理论在当初就不是理论，是“纸糊的”，而不是铁打的。
      联系到中国的“三农”，1992年以后，出现了连续好几年的不景气，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理论没有跟上应该承认是其中的一条。这里有哪几个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呢？
      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农民是老几？这就是说，今日之农民在今日之阶级、阶层结构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你认为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农民是走在前面的，那你就应该把农民排在各阶层的前几名，那你在利益的调整上則必然是向农民倾斜；如果你认为，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农民是走在后面的，那你就只能是把农民排在各阶层的后面，在利益的调整上也不得不让农民靠后、靠边。阶级阶层的地位取决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力的大小。应该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这无疑应当归功于改革。当今的时代之所以被称为“改革的时代”，是因为改革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和动力。改革给我们带来勃勃生机。请问：改革是谁发明的？是农民！在安徽农民冒着风险，着手改革的时候，城市还在按兵不动哩！说“不动”是客气的，实际上是：有不少城里人在对改革品头评足，嘀嘀咕咕。关于改革，用20世纪80年代舆论界的一种说法，叫做：“农村包围城市”，換言之，是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单凭农民发明了改革这一点来说，农民就足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推动力。当然，农民也不能吃老本。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农”字一号的大课题。
      接着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农村在中国社会中地位和作用怎样？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提高，已达41%，比三十年前差不多翻了一番。城市的大楼矗立起来了。要知道，相当多的大楼是平地起高楼。也就是说：大楼是建在农田上的。近年来中国的公路已修了几十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也有数万里。公路是城市的血脉。 道理很简单，这公路也是建在农田上的。近年，中国农村献给城市上亿亩土地。没有这上亿亩农田，这一座座城市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反过来想一想：在农民献出这上亿亩土地的过程中，我们“予”了多少？农民“取”了多少？农民所“取”的为开发商收入的多少分之一？发人深省！土地是农民劳动的对象。土地问题是农村工作的“牛鼻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以及考茨基都写过土地专著。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土地是征用好，还是租用好，值得继续研究。上海有个九星村，顶住征用搞租用，结果是没有失地者。细水长流，家家富得流油。租地搞工商是级差地租几？这极可能是对级差地租理论的一大发展。还有，现在依然是农村的地方，应当如何建设？农村的社区如何建设？农村的村民自治如何发展？农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进？我们既喜欢“讲政治”，又喜欢讲“组织群众”，能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发动农民组织类似农会那样的社会组织？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共产党是靠农会起家的。在左得出奇的1965年，从中央到地方还都有贫下中农协会哩！农村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上同城市的差距怎样缩小？现在中国的城乡差距有人说是1:3，有人说是1:6，不论是三倍还是六倍，都大大高于欧洲的二倍或者一点五倍。这种状况如何改观，都有待于农学的指导。
      再就是农业理论了。现在都在比赛三产，这是观念上的进步。可是，二产、三产的发展无不取决于一产所能提供的粮棉油、蔴丝茶、糖菜菸、果药杂。一产永远是居于第一位的“一产”。过去我们一直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没有过时，仍然适用。可是，仅仅理解到这一步还不够。更应当看到，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过去我们一直讲：“以农立国”。落实到工农关系上就是“以农养工”。然而，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工业比重大于农业时，工业就应该“反哺”农业了。所谓“反哺”，就是以工业化的手段和规模经营的方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推进科技强农，提升农业的社会化水平。放眼世界，财政资金向农业流动已成为国际惯例。发达国家农民最高人均补贴性收入多达三万美元。我们呢？虽说逐年增加，但还是杯水车薪。投入的多寡首先取决于认识水平的高低。 “反哺”不是施舍。“反哺”是付培养工业后备军的培养费，是付拓展市场的“开发金”，是工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日前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三农”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我们相信，“三农”加“一农”，有了先进的农学为指导，我们一定能够爬过坡，建设出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新农村。

                                            2006年1月30日

                           《探索与争鸣》  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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