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次从北京出差回来，都要拖两个大纸盒，里面装的全是书。乘飞机行李超重，常常要请同行的帮忙。我这书，有从首都图书馆借来的，多数是自己买的。
      北京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城。我到北京，不管任务是什么，总要挤时间逛逛书店。在北京向亲朋借车，我还没开口，对方就会先说：“又是去书店吗？”
      我与书店有着不解之缘。记得1994年，为了改建王府井大街，要新华书店搬迁时，雷洁琼偕我等九人在报上呼吁：把新华书店留在王府井就是把文化留在市中心。不能一味地讲“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还得讲“无文不高”才是。
      北京的好书真多，已经多得不能再用柳宗元的“充栋汗牛”来形容了。我喜欢买三种书；一种是学术价值高的书，不论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都买，与我专业相关的更是千方百计地去买。我把这类书不恰当地称作能帮我“胸有成竹”的书，因为学术书本身就是成功的“成竹”。家里有了“成竹”，人再笨胸中也会有两根 “成竹”的。再一种是年鉴之类的书。它能帮我“心中有数”。有些诗人怕听数字，说数字枯燥。我却把数字当作诗，认为数字是鲜活的诗句。第三种是现当代史料，尤其是传记。看传记是我的业余爱好。多看传记，能懂得前人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对不起，演艺界明星的传记我很少买。很多明星妇孺皆知我不知。因此，常有朋友拿我对演艺界的无知当笑料。有些人物的传记我收藏有好几个版本。对比着看，还把书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联系起来看。看出了差异，也会有一种心痒难挠之感。
      对读书人来讲，单逛书店还不够，我更喜欢去出版社的发行部。出版社的特色相对讲比书店显著。书店脫销的紧俏读物，到出版社的发行部一般都能买到。就是出版社发行部回答说：“卖完了”，如果你耐心商量，他们看你心诚，有时也会人性化地从库存里拿出一本来卖给你。北京是中国的出版之都。我同好几家在京的出版社管发行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到北京买书，并非只买自己喜欢的书，不喜欢的书有时也买了来。为什么买不喜欢的书呢？道理是这样：不能听别人一说不喜欢，自己就跟着不喜欢。过去，随声附和，不止一次地上过当。我对书的态度是：即使是很多人都说不喜欢，也不宜轻率地随大流。喜欢不喜欢得要自己在读完了以后下结论。没读，或者说没读完，尽可以认为喜欢不喜欢，但万万不可以写文章表示喜欢不喜欢，否则，就是以偏概全。再说，从整体上不喜欢这本书，不等于书中的每一章每一句都不喜欢。不太好的书里也藏有惊句妙言。香分草香、花香，花香又有多种不同的香味。书香也一样，不只是一种香味。
      我到北京还很喜欢买那些被认为“不宜发行、不宜再版”的书。有次我拿着书讯，“对号入座”，去书市一家櫃台买一本由二十多位学人的文章汇编在一起的集子， 孰料营业员找来找去找不到。问经理，经理说：“昨晚领导审查时不許我们卖了。”我说：“领导不可能篇篇都批评。你看里面这些人（指正在走红的作者）的文章，领导敢批评吗？请你把领导批评的那篇撕掉，原价卖给我！” 经理思考了片刻，说：“领导不许我卖，没说不许我送。我送你一本。”结果我就不花钱“买”了本书，创下了这天下第一“买”。
      很有意思的是，有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常常下令“不宜发行”的人，最近他的一本书印出来以后，也被认为“不宜”了，真是“今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我买不到“不宜”之书，便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打电话要一位路道粗的小朋友去买，不巧她在买书的路上，车子被撞了，人受了点轻伤。我很不安：难道这本“老人不宜”的书真的不宜我这半老不老的人看吗？
      书，我主张在出版上放宽一些；在书评上，加紧一点。书的质量如何，要听读者的。实践是理论之源，讨论是理论之流。没有讨论便没有理论。过去，常看到“商榷”的文章，值得继续提倡。“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科学无止境。天下没不可商榷的书。希望北京能多发些商榷类的文章，包括对商榷的商榷的文章。少一点垂直批评，多一点横向商榷，书市会更加繁荣，书香会更加扑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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