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走近思想家于光远
我没资格做于光远同志的学生，可是，我又是于老道地的学生。
我没资格做于光远同志的秘书，可是，我又是于老出了名的“代秘书”。
我在学术上无法同于老相比，可是，我在学术上同于老又有些相像之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受于老的影响太大了。
我知道“于光远”这名字，是在半个多世纪前，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的政治课本《政治常识读本》就是于光远、王惠德著的。什么叫生产力、生产关系？什么叫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什么叫阶级、政权、国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ABC，都是首先从于老的这本书上学到的。
我第一次见到于光远同志是在1978年春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分组会上。不过，我看见了他，他未必看见了我。我第一次同于光远同志个别交谈是1980年春在杭州举行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不过，我真正跟于老学着做学问，那还是从1981年秋天开始的。
思想家的胆识
—— 一往无前地批判耳朵认字
1979年从北京到上海刮起了一股“耳朵、掖下认字” 的妖风，又是登报纸、又是上电视，还要办杂志、成立研究会。我虽然不信，但是置若罔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车公庄看到了被宣扬耳朵认字的人称为“夺魁”的两姊妹弄虚作假的经过。我一说出来，便遭研究会（筹）头儿的围攻。无可奈何，我只得投书国家科委。1981年秋冬，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常务副主任的于光远便把我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的人借调到他身边编写《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
在那段日日夜夜里，我领略了光远同志“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气概。因为盲目相信耳朵认字的最大人物的政治地位比光远同志高。因此，很多人抱着回避的态度，就是一些丝毫不信耳朵认字的大科学家，也是背后反对，公开沉默。因此，当时开展反对耳朵认字的工作十分艰难，阻力甚大。
有人给于老写匿名信，扬言在于老做报告时将发功把于老推倒在讲坛上。有人拿于老身边的研究人员的小女儿也能“耳朵认字”，大做文章。有一位在职的副部级干部，亲自给于老写信，诋毁于老身边坚决反对“耳朵认字”的人，企图削弱于老反对“耳朵认字”的力量。甚至于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也劝他“少管那件事（指“耳朵认字”）……”竟然被于老当面顶了回去，他说：“政府工作听你的，科学上的事不能听你的。”尤其好笑的是，当上面提到的那位“政治地位比光远同志高”的同志赶来祝贺于老从事学术活动50年的时候，于老还与他争辩了几句。我当时看了觉得于老有点过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人家是来祝贺你的，你就让他三分，有什么关系？可是，于老寸土不让。我当时马上想起：什么叫“君子同而不和”？从这两位“君子”身上突显了出来。
光远同志不仅搜集了大量“耳朵认字”弄虚作假的资料，还阅读了很多古代有关“天眼通”之类的资料以及外国反对伪科学的书籍。一次，于老要我陪他去北京图书馆借书。于老与北图的关系非同一般，50年代他曾把稿费捐给北图。北图他们见了于老分为亲切，破例借给于老很多书，车子后边装不下。拿回家以后，他自己读，也叫我读。我年轻，照理应该比他读得快， 可是，由于功底不一样，他触类旁通，会抓要领。他一边指导编写一期又一期《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一边写出了厚厚一本《 反“人体特异功能”论》。从实践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从科学到政治，旁征博引，文风犀利。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著作，对捍卫科学的纯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思想家的情怀
——在“苦甲天下”的定西
1984年， 甘肃省政府邀请于老组团考察。于老不管下到哪里，都不愿意在省会的宾馆里多呆。在甘肃也一样，在听了省里对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后，他提出下去。甘肃名胜很多，可去的地方有的是。光远同志选择了自宋代以就是“苦甲天下”的定西地区。谁都知道，西藏的日照最多，观天很方便，最适宜建天文台。殊不知，定西的日照比西藏更多。有的地方一年365天不下雨，有的地方曾有十年不下滴雨的记录。有时看到乌云下来了，农民会跑出来欢迎，欢呼，以为有甘霖降临，哪知快到地面时就被蒸发光了，空欢喜一场。适宜观天的地方不适宜种地，当时的定西很穷。正为穷，光远同志才奔着这个“穷”字带我们去了定西“治穷”的。
在定西，他去了好多农民家里。于老看见农民喝的水很脏，心情沉重，爱讲话的于老半天不语。于老看见农民家家没有橱柜，全家的全部衣服就挂在一根只有三、四尺长的绳子上，他眼圈顿时红了起来。于老是走哪里笑到哪里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落泪。实践打动了思想家的感情，实践为理论家提出了课题，实践也为理论家提供了上升为理论的原材料。于老带领我们认真讨论了“坎儿井”的改造问题，如何蓄水，如何防止水份蒸发。他反复思考种草的问题。草有多种，种什么草最好， 什么地方种什么草最有利于保持水土。他还讨论了引黄河水灌溉的问题。他一口气为《甘肃日报》连续写了近十篇文章。光远同志知识渊博，既从经济学上讲，又从社会学上讲，既从社会科学上讲，又从自然科学上讲，富有振憾力，穿透力。我后来也来了个狗尾续貂，在《甘肃日报》发了几篇短文，其水平无法同于老相比。
鉴于他对甘肃的开发拿出了整套方案。甘肃省政府聘请他为顾问。我们这些随行人员被聘为地区顾问。顾问有顾问费。于老分文不取。他只许我们接收定西赠送的梨，而且只许收一只梨。这使得定西很为难，他们只得挑选大个头的梨送给我们。别看定西穷，定西的梨不仅个头大，味道也特别甜。
现在定西大变样，应当说，有于老的一分贡献。
思想家的勤奋
——到了蝴蝶泉不看蝴蝶泉
在我所接触的学者中，像于老这样勤奋的人不多。在大干部当中，像他这样笔耕不辍的人更不多。80年代，不分冬夏，他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前后就起来写作。大约是81年冬，我见他六点还没伏案写作，颇为惊奇。于老的夫人孟苏大姐看我诧异，便说：他今天有点不舒服。话没落音，身体不适的于老已出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很多人一当了官便不动笔。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别人代劳的。外行人看不出，内行人从文风不一，笔调混杂等方面一瞄，就知道不是作者亲自动笔。可是，身为“三科（科委、科学院、社科院）”负责人的于老从不让人代笔，一点也不让人代笔，到了九十多岁还是坚持自己的文章自己写。不仅如此，他还代人起草。于老干了很多代上级、代中央起草的事，那是应该的，不必说了。于老代下级写作的次数并非一次两次。有时答覆一个问题，用秘书名义比较合适。我亲眼看见他代他的秘书刘与任同志写好后，由与任同志誊写清楚，用与任的名义发出。就是我，也有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千多字的文章，原是于老写的，并不是我写的。有一次，他就一个问题，从好几个角度写了好几篇文章。他可能觉得写的太多了，就说：“这篇文章你拿去用你的名义发吧！”
他外出调查决不游山玩水。80年代初，他带着我们七、八个人到云南大理考查，住在离蝴蝶泉不远的招待所里。七、八个人个个看过《五朵金花》，人人会唱《五朵金花》的插曲，到了美丽的蝴蝶泉边没有不想去蝴蝶泉的。可是，光远同志就是不许大家去蝴蝶泉。他坚持说：“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游玩的。”大家一方面佩服于老的执著，另方面也对他的过于严格有意见。于是大家一合计，讨论出一个方案。于老的脾气是：对身边的人要求很严，对借调来的人则比较宽容。大家对我说：“你是借调来的，于老从没有批过你。你去到于老面前为大家求个情，放大家去蝴蝶泉。假如你挨了批，也不过是第一次，去吧！”我考虑再三，鼓气勇气对于老说：“光远同志：今天上午开会，我来做记录，做代秘书。你就批准他们去蝴蝶泉吧！他们保证快去快回，遵守纪律……”于老一听笑了，说：“批准你们的‘阳谋’，你留下当代秘书。”于老 一松口，我就连忙告诉几位一同来的朋友。他们大拇指一翘，说：“‘邓代秘书’立了一功。”我这“代秘书”的绰号从此传开来了。
思想家的娱乐
——在船头扭秧歌
熟悉于老的都会知道于老是一位没有娱乐的人。他自称大玩家，可他自己不玩。正像一百多年前那些为“八小时工作制”呐喊、奋斗的人一样，自己的工作时间从来不只八小时。于老从不打麻将，从不进卡拉OK，也很少看戏。听过于老唱歌，看过于老跳舞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我有幸既听过于唱老新老版本的《东方红》，又看过于老扭秧歌。
那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是1986年，有关方面为了上三峡工程，准备成立三峡省。三峡省筹备处邀请于老带队考察，意思是支持三峡电站上马。当时同去的有21个人。我记得有地质部长孙大光，还有农业部一位副部长、水电部一位副部长以及几位司长。为什么孙大光的名字我记得特别牢呢？因为他是在右手骨折后，从北京带着绑带上阵的。沿途人家请他们几位部长题词，孙大光部长都是用左手写的。签名写的是“孙大光左手”。——孙老骨折后的时间，是我们核对去三峡的准确时间。
我们一行21人可以说个个都是怀着支持三峡电站的出发点去三峡的。没想到，在调查结束时，在21个人当中没有一人赞成电站上马。道理是：
第一，只要用三峡大电站一半的资金就可以在长江三峡附近的支流上建几个中型电站。几个中型电站的发电量之和同大电站 一样。
第二，四个中型电站，东方不亮西方亮，比较稳定。
第三，利用河流搞水运运价便宜，修了大电站怎么说也会妨碍水运的速度。
第四，三峡链子坡等地方曾出现山体滑坡，一个很好的卫生院被缓缓送到了江里，化为乌有。建大电站，水位提高，更容易引起山体滑坡。我们站在船上都亲眼看见江边山体的裂缝，近水处的裂缝有三四厘米宽，山顶上的裂缝有一米宽。21人当中我最年轻，于老他们叫我爬上去看裂缝，果然是越高裂缝越宽。水位上升，惊涛拍岸也拍打裂缝，越拍打，裂缝越大，这对山体滑坡会发生什么影响？难以预料！
第五，电站底下的岩石质量怎么样，说不上来。出于上述考虑，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大家不约而同地不赞成电站上马。不赞成电站上马，也就是不赞成成立三峡省。——这与邀请者的初衷是相悖的。
气氛有点紧张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缓和气氛，还是兴致来了，由于老、孙老带头，大家在船头自娱自乐起来。于老边跳边拿条毛巾把头包起来，酷像陕北妇女，逗得考察组和三峡省筹备处的领导笑得前仰后合。如果在耳朵认字问题上于老与几位大人物，包括他的清华同学是和而不同的话，在三峡，因为有于老寓理于情，以理服人，邀请方与被邀请方做到了“乐”而不同。
于光远同志是国内少有的思想家。自我认识他以后，他陆续发起了生产力问题、分配问题、初级阶段问题、生活方式问题、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等诸多问题的讨论，起了引领、导向作用。其中生活方式、经济与社会关系两个问题同我从事的社会学关系密切。我知道得具体些。现在讲生活方式已成为家常便饭，可是在讨论之初，曾被勒令终止过。现在我们讲“第十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名称，很轻松，可是在当初于老他们建议把“ 第六个国民经济计划”改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时，可困难了。
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在不断提升。思想境界的提升要依靠思想者的带动，要依靠思想者的智慧和奉献。于光远同志是一直走在前面的思想者，直到他年届耄耋时，还能坐着推车走在前，令我们后辈敬仰。
200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