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曹漫之的“五个全国第一”
曹漫之是我大学的老师。可是，我只知道他讲《资本论》讲得出神入化，讲《律师史》讲得三易教室，越变越大。可我却没福气听他讲课。大学毕业后，我常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庞季云去《学术月刊》，见曹老知识渊博到端起茶杯讲茶经，讲瓷器，摇起纸扇讲扇画，讲字画，于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再加上庞季云同志在会上号召我们：“做杂家，要做像漫之同志那样提到那里就能讲到那里的杂家。”这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曹漫之的崇敬。“文革”期间，我们华东局机关食堂被冲击得无法开伙，我就到只隔一条马路的市社联搭伙。这时，曹老正在挨斗。我每次见到他，旁边有人时，他就装作不认识，不与我打招呼。有次，他在社联大门里边拔草，周围没有人。我见他眼睛不好，问他：“到医院看了没有？”他说：“我自已会看……”还是当年潇洒的样子。我问他劳动重不重，曹老说：“不重！我写外调材料的时间为我劳动时间的十倍，为我写检查的几十倍。”我又问曹老：“听说要你写外调材料时，还画地图，是不是？他们说你地图画得好”曹老说：“写外调 （材料）是救人一命的事，不认真不行。”后来我们都下了五七干校，大家各奔东西，我在奉贤之东，他在奉贤之西，彼此没再见过面。
我与曹老往来频繁还是在“文革”后，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经常带着我。因此我得以接受曹老的教育。我最爱听他讲故事。曹老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文革”后的曹老至少在上海做到了“五个全国第一”。
参与恢复中国第一个社联
曹老是195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文革”中市社联名存实亡。“文革”后，1977年1月徐盼秋负责恢复社联，被车文仪（代表市委）任命为秘书长。当时市社联只有三个专职干部。1977年3月徐盼秋把曹漫之请来，也任秘书长。在这以前，市社联从来没有专职副主席，都是“秘书长挂帅”。两位秘书长都是正职，没大没小，没前没后，在今人眼里那是没法工作的，可是，两位秘书长精诚合作，互相配合，没发生过半点矛盾。——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向1977年1月进社联的张文香了解情况，他说：曹徐二人是“典型的黄金搭当”。
曹漫之与徐盼秋一起为恢复社联招兵买马。他们不计前嫌，动员那些批斗过他的人回社联工作。有次有人与曹老师与徐盼秋教务长（我做学生时的习惯称呼）等议论 一位“造”过他们“反”的人时，曹老师说：“那是形势造就的，不能全怪他。”他招人不拘一格，可是一旦召进以后，他要求严格。他多次提出社联要向左联学习，学习左联的“自我牺牲”精神。
社联边恢复，边工作。头一件事就是为学者奔走呼号，为李平心、为周谷城、为胡道静等开平反大会。我参加过一次胡道静的会。曹老为胡洗冤，义正词严。胡激动得唱起了《绣荷包》。
创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学会
1978年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可是，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主张“慢一点”。曹漫之同志无所畏惧。他动员老一代社会学家发起组织社会学会。他把当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于光远从北京请到上海给社会学界作报告。于197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会——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他自任会长。
曹老连任了两任会长。在他带领下，社会学界思想活跃，论文集一年出一本。有些社会学者的文章被有关报刊转载，还有文章在国外引起反响。社会学者的观点有的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促进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诞生
中央教育部曾下通知要求国内的两所名牌大学率先建立社会学系。哪知这两个学校的领导在别的问题上思想很开放、开明，可是在建立社会学系的问题上，行动迟缓。这时复旦大学分校的王中校长、李庆云书记，同曹漫之一起讨论在复旦大学分校建社会学系。曹老他们的主张得到市教委舒文的支持。于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便在上海破土而出。
曹老被聘为社会学系教授。他每次讲课都是高朋满座，连兄弟高校的教师也赶来听课。他亲自指导学生搞调查，写论文。
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就是今天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前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是上海同行中第一个社会学博士点。这个第一是二十多年前曹漫之、王中、李庆云他们那个第一的继承和延伸。曹老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想必他一定会为之微笑。
创办中国第一张社会报
1984年，曹老与社会学学会的几位副会长商量：学会办张报纸。鉴于曹老的声望，各有关方面处处开绿灯，很快就批准社会学学会办一张《社会报》。曹老任总编辑。《社会报》先于1985年7月试刊两期，接着就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社会报》是国内第一张由社会学界办的报纸。随后，才有贵州以及民政部后来的报纸。
《社会报》办了不到两年，就已成为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订数达10万份。在曹老的直接关怀下，《社会报》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观点和激动人心的报导。时任《文汇报》总编的马达同志批示，要文汇报有关编辑、记者学习《社会报》，市委宣传部长也一再表扬《社会报》。
在办报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报纸受到来自北京的所谓批评时，曹老一方面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又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为此，受到市委书记芮杏文的称赞。芮说：“还是老同志顾全大局。”
第一个提出办私人律师事务所
1984年，在一次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上，曹漫之同志大胆提出：“应当办私人律师事务所”。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因为当时的律师事务所刚恢复不久，几乎全是官办。曹老的这一倡议简直是一声惊雷。
在这个会上，我没有与曹老坐在一块，而是坐在曹老钭对面的远处。曹老发言后，与我坐在一起的一位哲学家，是我多年的老领导，马上与我耳语：“说别人搞自由化是假的，说曹漫之搞自由化是真的。你在他手下工作，要注意！”我知道这位哲学家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对我这老部下的爱护。可是，中国有句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首长爱我，我也爱首长，此首长爱我的的话，是不对的，我不能听；彼首长的发言是对的，我得听。鉴于情面，我左右为难，便对哲学家首长说了句中性的话：“他这个观点可以讨论。”曹老那么鲜明，我却如此暧昧。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私人律师事务所星罗棋布的今天，越发看出曹老观点的超前，也可以看 出一个新观点要转化为社会共识是何等的艰难！
其实，曹老在“应当办私人律师事务所”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律师、法官不能......”。只因后面这句话，现在仍然“不合时宜”，恕我暂不披露，待过些日子“合时宜”了，再另写文章。这样做，虽然滞后了，但是不会给曹老身后添什么麻烦。
成立中国第一个青少年犯罪研究所
曹漫之同志以战略的眼光关心下一代。他与北京的张黎群同志共同发起并主办了好几次青少年犯罪问题研讨会。我都被他带去听听。
曹老是带过兵的军人，也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他是军人型的学者。他是把军人的勇敢气质与学者的严谨素质集于一身的大学者。他像军人那样，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敢想敢说敢干；他做起学问来，能够有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把“三敢”与“三严”紧密结合，具有非凡的理论勇气，是我所悟出的“曹漫之 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