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找到律师地位的坐标系
二十年来，律师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蒸蒸日上。
“有问题，找律师”，“有官司，找律师”，“有冤枉，找律师”，这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声音。包括有些法人代表，也常讲：“请找我的律师去！”这无不表明人们对律师的信任，表明社会对律师的重托，表明律师的业务已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现代社会中，在公民社会中，哪里有人那里就得讲法，哪里讲法那里就得有律师。
律师是法律的卫士。不过这卫士的成长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公元前五百年，古罗马就出现了找熟悉法律的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论这类事。大约经过了一千年，到公元五世纪，才形成律师行业。然而，到了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律师便失去作用。中古初期的法国，虽然保留了律师制度，但是主要适用于宗教法院。与此同时，还有些国家改辩论式为纠问式。又过了七百年，一直到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伏尔泰和狄德罗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再提出用辩论式代替纠问式。从此，律师制度才真正形成。历史告诉我们：律师制度是与封建制度此消彼长的。律师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法治建设的完善程度，以及民主建设的完善程度的尺度。
律师的肩上，一头挑着公平，一头挑着正义。律师是公平的化身，正义的天使。即使律师辩护方败诉了，那也不能抹煞律师的作用。中国有句话，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再公正的法官也会有疏漏。律师呢？他的具体任务就是站在一方，为这一方设身处地思考。谁都知道，是不是换位思考，是不是设身处地，是大有区别的。认真“设身”，认真“处地”,完全有可能弥补“智者”的那“一失”，至少可以减少智者的片面性。足球场上的守门人从来没有为竞赛夺得过一分，可是，他却为竞赛减少了输分。一个无私的法官是最欢迎律师、最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的。没有律师的辩护，判断的准确率就会打折扣。没有律师就没有公正。
律师的公正不仅体现在执法上，而且也体现在立法上。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谁是实践者？毫无疑问，律师是实践者。他们对实践的接触面既广又深，还比较早。律师站在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看得清，认得准。因此，他们对立法也最有发言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律师参加了人大和政协，并且在写议案、提案，参与法规制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律师进“两会”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我的法规之所以稳定性不够，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可是，与律师的参与度不深有一定联系。
看来，增加，大幅度增加律师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问题是，在政协中要不要设一个律师界别，也许还有困难。可是，困难算什么？“为之，则难者亦易也。”界别本来是人设的，人也可以改嘛！建国以后，并非没有改过。过去可以改，现在还可以改！
还有个问题是，总量增加怎么办？增设律师界别可以用加法，也可以用减法。对那些出席率极低的界别，就可以减嘛！还有出席率不低，但出问题率也不低的界别，也不是不可减人的。
问题怕讨论。把加不加律师界别的问题拉出来讨论，到群众中找答案，到专家那里找答案。
说得更远一点，“两会”中的律师增加了，水涨船高，接下来领导层中懂法的也才会增加。这才是律师地位的坐标系，与世界接轨的坐标系。
不知读者诸公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