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科学与百姓生活
第一部分 社会科学属于谁？
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家的，更是咱老百姓的，归根结蒂是咱老百姓的，百分之百是咱老百姓的。
说是属于社会科学家的，是因为社会科学家是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为职业、为使命的。他们披星戴月读社会科学书，跋山涉水做社会调查，废寝忘食地撰写社会科学著作。社会科学家献身于社会科学事业。社会科学家自然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要知道，属于总是双向的，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社会科学家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不用说，社会科学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家的。
可是，社会科学又不能是只属于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看书写书，目的是什么?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咱老百姓出点子，找路子的，为咱老百姓找规律、找本质、找理论武器，是为了推动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个人的成名成家，不应当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假如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是成不了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的。
社会科学家是为百姓的，也就是属于百姓的。我们也希望社会科学家是属于百姓的，希望他们写好书，出好书，让咱们阅读，让咱们学习，让咱们享受，让咱们从中吸取营养。社会科学家已经是属于咱百姓的了，那么，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科学成果毫无疑问也是属于百姓的。
为什么说社会科学更是属于咱百姓的? 这首先要问：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社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又是随处可见，随手可摸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他说：正像人生产着社会一样，社会在生产着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摸到了人，就是摸到了社会。
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劳动，有思想，有社会性。动物，即使是群体动物，它们交往的方式也只能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蜜蜂分工合作的水平很高，但它们是靠飞行路线的情形来表达的，因此，不可能久远。人就不一样，人有语言，可以转述，可以做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人类就是社会。因此，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一定是属于被研究的对象的，换句话说是属于人的。
而人的社会化程度是有高中低之分的。社会科学主要属于社会化程度高的那一部分人的。社会科学的著作权不属于咱老百姓的，咱拿不到他们的稿费，可是咱有使用权。大家晓得，我们脚下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有使用权。社会科学著作的版权不属于我们，可我们有使用权。社会科学著作的使用权要比土地的使用权长远得多，广泛得多。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只能属于一家，至多几家。一本社会科学著作的使用权不得了，它具有共享性，可以同时属于千万家。 有的可以传世，被称为“传世之作”。孔子的《论语》传了多少代？
对社会科学著作，我们不仅有使用权，而且有鉴定权。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科学著作能不能站住脚，有多大用处，固然要听学科评委的，可是评委要听百姓的。历史上，有大量的社会科学著作评委说好，咱百姓也说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社会科学著作，评委说“好”，咱百姓说“不好”，最后证明就是不好的。还有些社会科学著作，评委说“不好”，咱百姓说“好”，最后证明就是好的。忽而肯定，忽而否定，忽而否定之否定，毛病往往出在没有倾听实践的声音，没有认真倾听咱百姓的声音上。大家还记得，1961年安徽出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都说好，好就好在它恢复了生产力，好在它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这个规律，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咱百姓的一句话，非要批判它不可，说咱百姓走的是“独木桥”，说他们走的是“阳关道”。他们说不过百姓，便在“适合生产力”后面加个什么“发展”，再加一个什么“要求”，以至于把个规律打扮得不伦不类。加上了“要求”，就为超越阶段大开方便之门。十七八年后，想听百姓的了，但又呑呑吐吐，加了一长串限制词。结果一拖就是二十年，才痛痛快快地接受咱百姓的评价。百姓，群众是伟大而公正的社会科学的裁判员、鉴定者。这个奖，那个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权银杯不如群众口碑。口碑才是丰碑。
裁判权、鉴定权、批评权不是所有权，高于所有权。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科学是属于咱老百姓的。在百姓对社会科学拥所有权的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任何余地。
不仅如此，社会科学成果，包括精品，包括被称作经典的，其原材料都是咱老百姓提供的。
国内外比较多的注意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区别与联系。殊不知马克思主义是从少年马克思走出来的。正因为有德国特里尔葡萄园的工人向少年马克思诉说了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才有少年马克思的觉醒，才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德国特里尔葡萄园的工人给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激 情。正因为青年马克思结识了恩格斯，马克思才得以听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背后的故事。马恩最初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没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透彻的了解，全力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引导就没有老年马克思的成熟和升华。马克思主义的根在草根阶层。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也离不开工农。
中国有位健在的社会科学泰斗，叫于光远。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起人、奠基人。他在社会科学上有很多建树。邓小平的著名文章《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他根据邓小平的提纲起草成文的。他经常说，他的很多独到的见解，是群众先到，他才“到”的。他每年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下乡下厂下基层。到了基层，从来不游山玩水。他到了大理的蝴蝶泉边，他不去，他也不许他手下的人去蝴蝶泉。他要大家抓紧时间，在群众中“采矿”。他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还高高兴兴地坚持“坐着轮椅走天下”。坐着轮椅干什么？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做群众的“‘老’学生”。
原材料提供者的作用理应记在成品的功劳簿上。是不是富矿，在炼钢中关系极大。含硫少的铁矿，炼起钢来要便当得多。社会科学永远属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原材料提供者！
我把咱老百姓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说了这么多，可能会有人提出：我们并没感觉到啊！有些理论书我们还看不懂哩，这种理论怎么能属于我们呢？
是的，有些理论书是不那么容易看懂的。这里有几种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第二部分 老百姓最喜欢什么样的理论著作？
理论毕竟不是生活。经过加工过的成品怎么说也不等于原材料。优秀的理论著作必然有其自己的新概念、新命题。假如你过去没接触过这些新概念、新命题，怎么可能一拿到手就看懂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作品，会拿高等数学的术语、公式来作比方，目的是让懂得高等数学的人一目了然。可是，对没学过高等数学的人来讲，就困难了。马克思、恩格斯还喜欢用文学名著中的故事情节来说明一种理论。这本来是为了让人更容易理解深奧理论的。可是，如果你没读过那文学名著，捧起理论书来就吃力了。谁都是“学而知之”。理论也是要学而知之。越学理论兴趣越浓。“知书达礼”，读懂了书，才能通达“礼”，包括理论的“理”。
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点让人听起来刺耳的情况。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有些社会科学理论书籍，专家也看不懂。专家的书，专家怎么会看不懂？咱百姓有句话：敲锣的，卖糖的，各干一行的。社会科学分好多门类，大类有：文史哲，经法社，六类。细分，早几年说有一千多，接近两千个分支学科。这些年，分支学科层出不穷。据金哲先生主编的《新学科辞海》，社会科学的新学科又增加了上千门。新老学科加一块，足有三千门。一个专家，只能精通一门，至多三、五门，谁也不能精通三千门。因此，专家看专业以外的书，有时也会看不懂，并不是奇怪的事。连专家也有看不懂的时候，咱百姓看不懂更不值得难为情了。
专家看不懂也得看，也得学，咱百姓看不懂，也得看下去，也得活到老，学到老。
再一种看不懂社会科学理论书籍的情况，就怪不得咱百姓，而要责怪专家了。那就是学者的文风有问题。
有些著作是故作艰深。中国现成的术语他不用，非要用洋名词不可，似乎用了洋名词身价就高了。其实未必！如果那洋名词真的比中国的准确，你也认真做过比较研究，吸收一些洋名词，算不了什么。问题是，有些作者对洋名词也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便生吞活剝地搬过来，反而给读者增添了麻烦。有人批评这类文章是搞 “洋名词大轰炸”。我赞成这种批评。
写书有几种：
第一种是深入浅出。只要“深入”了，而且“深透”了，表达起来一定会“浅出”的。所谓“深入”，就是从混沌中理出了清晰的线条。理出了线条就是抓住了要领。现象纷繁，要领就那么几点。抓住了要领就可以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简单化”可不“简单”，这“简单化”是提纲挈领，是明察，是上升，是出类拔萃的“出类”。认识总是沿着“复杂→简单→再复杂→再简单→”的途径往上提的。假如都是从复杂到复杂，那宇宙飞船岂不要比百万吨巨轮还要大吗？大了，还能上天吗？恒星的演化也是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再到小的，决不是一直膨胀下去的。
再一种是浅入浅出。所谓“浅入”，就是没理出头绪来，没说到点子上，可是他对事物的表象还是略知一二的。“略知一二”他就只说“一二”，把浅显的认识，浅显地表达出来。这书读者能看得下去，看了也有收获，只是收获不大罢了。
第三种是“深入深出”。这一种人学了不少，也懂得不少。深是深了，只是尚未到达“深透”。这里的“透”字很重要。透了，文章就从另外一头穿出来了。穿出的另一头总是浅的，这就是上面讲的第一种：深入浅出。“深入深出”的“深”是“深”而“不透”，那么，表达起来就费力了，就兜圈子了。兜一圈，再兜一圈，把 要领埋在一圈又一圈的钢丝圈里，让读者感到深不可测。“深”是有益的，“不可测”就适得其反了。写文章的目的是要人家学会“测”的，假如“不可测”，就失去出书的意义了。
第四种是“浅入深出”。作者不懂装懂，故弄玄虚，有意不让读者看懂。这种人严重地缺乏读者意识，其结果是背离了写作的目的。照理呢，“浅入”是不可能“深出”的。只是从他摆出的架势上，有“深”的样子，从他的晦涩难懂上看，似乎比“深入深出”还“深”，就说他“深”了。这“深”是打引号的。
“浅出是普及”，有人这样认为。这话说对了一半。浅出包含着普及。不过，这“普及”是“提高”的起跳板。更应当看到，这普及饱和着提高。浅出决不是浅薄。 浅出只是表达方式上的通俗易懂，而不是认识上的浅陋。通俗完全可以阐明高论、新论、创见。因此，只认为是“普及而已”，是误解。请看，中外有多少名人名言，不都是浅出的“至理”吗？
比如大家熟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看便知的大白话，这是把认识论的大道理讲穿了的大白话，同时，也是1930年以前世界上没有人讲过的全新的论点。浅出不是给老话、套话作注释。即使是述说那应该重复、不怕重复的真理，深入浅出时也要做到古树开新花，结合现实把老话说出个新意来。刚才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今妇孺皆知了，我就亲耳听见两位外国元首引用这句话，赞赏这句话。可是，也要看到：普及伴随着走样。国内国外都有人挂着调查的“羊头”，在卖自已造假的“狗头”，还有卖游山玩水的“海鲜肉”的。这固然无损于这句名言的光辉，可我们在阐发这句名言时可不可以补充一句：“不科学的调查不如不调查”呢？这似乎就多了一层新意。
“浅出”是淡出，是“淡然超群芳，不与春争妍”。浅出表明学者做人的态度和风格。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促膝谈心，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是为理性插上翅膀，是把理论送到百姓的心窝里。浅出如春蚕吐丝，不走红地毯就静静地结出了丝长达一公里的蚕茧。浅出如雨露，没有隆隆的雷声就为千万朵鲜花涂上了湿润美。
浅出是学问。学者要敢于浅出。浅出是自信。只有大家才不怕自己浅出了会被人瞧不起。江苏的华罗庚就是最擅长于把高论讲得很浅显的大家。
浅出是艺术。只有会写文章的人才能写出“教授读了不觉浅，农民读了不觉深”的佳作来。作者应把读者当上帝。蒋介石不抗日，《申报》的创始人史量才公开指责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封了《申报》。后来蒋介石见史量才时，吓唬史量才说：“我手里有二百万军队！”史量才立即回敬蒋介石：“我们有二百万读者。”史量才这话真是铿锵有力！读者是后盾，是力量。占有读者的作品才配称力作。即使专业性很强的作品也有个专业内的读者占有率问题。
深入浅出是杰出。
占有读者，感染读者，就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不能掌握群众的理论是抽屉理论，能掌握群众的理论是工具，是武器。
换句话说，占有读者，感染读者，也就是群众掌握理论。群众掌握了理论，就如虎添翼，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群众没有理论，就容易盲动，打消耗战。
深入浅出的理论书老百姓最爱读，是上乘之作，最差的是不知所云的浅入深出。
第三部分 社科界对生活的四次大讨论是对百姓生活的四次大推动
有句世界名言，叫做“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话一点不错。生活相对于理论来讲“是常青的”。可是，常青树也有落叶的时候，常青树与常青树之间也有茂盛、不茂盛之分。常青树茂盛、不茂盛同理论有很大关系。理论并非永远是灰色的。绿色的、充满活力的理论能使生活之树常青；反之，陈旧的、干巴巴的理论，也会使得生活的常青树缺水、凋零、枯萎。
这些年来咱百姓的生活蒸蒸日上，多姿多彩，应当说得益于理论的指导，得益于理论界对生活的四次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
记得吧！1978年中国曾发动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是个理论问题。这场讨论非同小可。这涉及到：生产是不是目的？生产与生活是什么关系？没想到，这个讨论与一个 著名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发生了冲突。“先生产，后生活”的提出者下令停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是，中国理论工作者讨论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被下令停止讨论后，讨论会无法提供伙食，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就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讨论会无法提供住处，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就投奔北京的亲友，或者是自己找小旅馆住。热衷于生活理论的理论工作者自己动手解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最后响亮地提出了“生产的目的是生活”的重大命题。
别以为理论家写理论著作都那么容易，有时是要冒着撤职、开除，甚至坐牢的风险的。理论家要在理论上有突破，需要有为理论献身的精神。理论家是咱老百姓的代言人，贴心人。
“生产的目的是生活”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有震撼力的，具有推陈出新的作用。
事情是这样，在特殊情况下，在生产急需，生活又一时无法宽裕的时候，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是必要的，能做到“先生产，后生活”也是难能可贵的，是有忘我精神的，可是，总不能一直是“先生产，后生活”。假如年年月月都是“先生产，后生活”，那么，生活什么时候才能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先进分子能做到“先生产，后生活”，决不等于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先生产，后生活”。理论主要是解决普遍性的，是要回答能够被反复验证的问题的。因此，从根本上，必须理直气壮地讲：“生产的目的是生活”。不是吗？即使是在创造“先生产，后生活”经验的地方，他们在那般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十分关心职工生活的。他们一方面是 “把寒风当电扇，把大雪当炒面”，另一方面，还是千方百计把热饭热菜送到工人手里。特殊不能代替一般，一般不排斥特殊。理论是燧石，越争越明，越打越迸发出火花。
在战争年代，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多次发布关心群众生话的号召。在1936年长征路上，一位女战士要生孩子。为了让女战士顺利地生下孩子。团长下令战士把后边追赶来的敌人堵住。堵是堵住了，结果牺牲了两名战士。当连队后来知道，为了接生而牺牲了两名战士以后，展开了“值得不值得”的讨论。最后，兵团政委董振堂说了句话，结束了长征路上的这场讨论。他说：“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嘛！ 不就是为了让下一代生活得更好嘛！” 董振堂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连革命也不是终极目的。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抚今追昔，二十多年前关于生产目的讨论，是改革时期生活觉醒的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也就是第二次大讨论，是理论界关于生活方式的讨论。在明确了生产水平并不等于生活水平以后，接着而来的是要懂得生活水平并不等于生活质量。成天消费奢侈品，不能说生活水平不高，可是，生活质量未必就高。成天吃补品，补出一身“富贵病”，你能说他生活质量高吗？生活还有个生活方式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参与生活方式讨论的学者著书立说，观点鲜明。最后，他们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概括出了六个字，这就是“健康、文明、科学”。因为有胡耀邦的支持，理论转化为了政策。后来这六个字写进了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这六个字，在今天看来还闪闪发光。
1986年底、1987年初，对生活的认识，理论界曾有过一度的动摇。有人著文批判“能挣会花”。硬是说“能挣会花”导致“乱花”。“会花”与“乱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嘛！ 还有人批判“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决定生产”是马克思说过的。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生产什么，我们用什么。可是，在一定情况下，也必然是人们需要用什么，生产单位才会生产什么。消费不决定生产，还用得着搞市场调研吗？生产与消费，生产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当时，那一阵的批判说明了人们对生活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加深。
于是，第三次讨论开始了。
第三次大讨论是始于世纪之交，延续至今的关于公平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先是围绕“是应当兼顾公平还是应当更加注重公平”？是只在社会上讲公平，还是在经济上也要讲公平？是只在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还是在第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发了当今的贫富差距大不大的讨论，引发了有没有分配不公的讨论， 引发了按劳、按资分配关系的讨论，引发了有没有弱势群体的讨论，引发了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讨论，引发了贫富差距过大与社会张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关系的讨论。最后形成的共识、上升出的结论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关心弱势群体应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最后提练出 的结论是：“公平正义是我们的首要价值。”这就为劳动者的生活问题，即民生问题作了舆论准备。
第四次讨论就是自中共中央提出关注民生以后，引伸出来的关于幸福的讨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在提高。有肉吃了，为什么还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人们愈来愈感到：有钱不等于幸福，有权也不等于幸福。GDP增加了，吃的水不干净了，算什么？能算幸福吗？GDP增加了，犯罪增加了，安全感降低了，这又算什么？能算幸福吗？GDP增加不少，群体性事件增加更多，能算幸福吗？算不算端正了生产目的？这都是值得从长计议的。
近年，学界在研究“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着力构建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有了指标就有了奔头，也有了考核和监督的依据。据我了解，南京社科院在为江苏许多地方制定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颇受咱百姓的好评，走在全国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生活的四次讨论，并未穷尽对生活的研究。比如在幸福指数上，还有几个负方向的指标值得从长计议。比如自杀率问题，自杀固然是从猿变成人以后就没断过，但是，自杀率的升降能说明幸福的状况。为什么有人认为生不如死呢？还有精神病发病率问题。精神病发病率同自杀不同。它是不期然而然。怎么会出现事与愿违的事情？这也同幸福的状况有关。诸如此类，都是生活在终端作出的反映，都是不可缺少的反证，不可等闲视之。
第四部分 用和谐文化引领生活
生活，不只是指物质生活，还包括精神生活。君不见，前些时候有些人口袋里鼓鼓的，脑袋里瘪瘪的。过去，人们只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殊不知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叫做“无文不高”。没有理论，没有文化，在经济上就没有战略，没有后劲。经济是改善生活的前提条件，而文化才是生活的灵魂。物质是外在的，文化是内在的。精神境界高了，就是物质条件相对差一点，也会感到充实。家庭关系亲密、人际关系和谐了，心情就会觉得舒畅。
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生活是人类的最佳生活方式。有人把“和谐”的“和”，解释为有“口”是吃饭的，有饭吃就“和”。这是戏言，不是词源意义上的解释。“和”源于“龢”。“龢”有三个“口”。假若是吃饭的“口”，何必要用三个？谁见过用三张嘴吃饭的人？任何人吃东西都是只用一个“口”。可见，三个 “口”不是用来吃的。三个“口”是什么？三个“口”是扁钟的象征，是音乐。那就是说，造“龢”字的人们认为听听音乐就能“龢”。那“龢”字下面“册”是什么意思？“册”就明显了，是线装书。那就是说，在古人眼里，读读书就能“龢”。听听音乐，读读书，归纳起来，就是有文化就能“和”。大家常引用孔子的“和 而不同”。其实，在“和而不同”前面还有“君子”二字。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君子”可有不同解释。比较多的人认为“君子”是指有文化的人。那就是说，孔子认为有文化的人尽管在学术上有分歧，可在人际关系上是和谐的。
和谐社会是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而和谐相处首先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凝聚的磁石。因此，和谐的生活需要有以崇尚和谐为轴心的理想、信仰、道德、价值取向，一句话：需要和谐文化。
在文化领城中，理论是第一位的。刚才说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认理”。“道不同，不相谋”嘛！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闻大论，则志不坚；不听至言，则心不固。”坚，固，是指坚定性。有理论的人，不怕那片言只语，不会东倒西歪，不会忽左忽右，也不会畏首畏尾。理论是高度，理论是气质，理论是胸怀，理论是做人的指南，理论是致富的无形资产。
作为和谐社会指导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全在于它是唯物辩证的。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发展观。协调各方，就是要辩证地处理各方关系。换句话说，发展是哲学指导下的发展。哲学是科学之王，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制高点。哲学是聪明学。
这些年有藐视辩证法的倾向，以至于形而上学猖獗。过去有把辩证法当变戏法的庸俗现象，但是，我们今天也不可矫枉过正。要知道，藐视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现在在增长与环保的关系上，长远与当前的关系上暴露出很多问题，就是在辩证法在惩罚我们。
因此，咱百姓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家，同时，还要学习理论，运用理论，争取做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家。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出一批工人哲学家，农民社会科学家。
第五部分 学者与百姓是一家
我祝愿大家“做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家”。这不是恭维，不是溢美。我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的莎士比亚正生活在千百万农民工之中。他们是社会的根。他们的阅历是一部大书。莎士比亚的好多书是写农民工的。莎士比亚本人就是农民工，还是偷过人家东西的农民工。他是从一个在剧场打杂的勤杂工成长为大剧作家的。我不相信在一亿农民工当中就没有比不上莎翁的，绝对不相信。
1845年 一位哲人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解释世界的与改变世界的应当合流。解释不了世界还谈什么改变世界？不参与改变世界，如何把世界解释清楚？没有解释的改变是盲目的改变。对改变世界无用的解释不能认为是高水平的解释。解释是为了改变，在改变中深化解释。解释世界者应当向改变世界者学习，改变世界者应当向解释世界请教。
最后给大家通个信息。现在中外社会科学界正在把目光转向穷人。穷人经济学、穷人社会学、穷人文化学、穷人心理学方兴未艾。中国的情况在座的比较熟悉，我说点国外的。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穷人经济学的舒尔茨教授。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孟加拉国一位办二百家穷人银行的人。往年发诺贝尔和平奖总是分歧很大。这次授给办穷人银行的人，没有分歧。这是个动向。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这是个值得高度注意的重大动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上课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给我们的官员上课了。这表明：谁为老百姓说话，谁为老百姓写书，谁就有出息，谁就能成才。因为老百姓永远是多数。如果精简机构，调整了官民比，老百姓更是占多数。代表百姓就是代表了多数，不代表百姓就是不代表多数，不代表百姓声称代表了多数那是骗人的。
同志们！百姓在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百姓心中就有多重，这是世界公理。在中国，是百姓在学者心中八百斤，学者在百姓心中有一千二百斤。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最好，是世界一流的老百姓，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老百姓。
同志们！同胞们！在战争年代，我们高唱：“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呐，才能打得赢啊！”革命从胜利是向胜利。
今天，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大潮中，我们要高唱：“学者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呐，才能打得赢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人民万岁！
科学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