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人民留下长篇遗嘱的母亲
邓伟志
我一听《松花江上》就流泪
我今年虚龄七十，有人说我“冲”，有人说我“大胆”，有人称我是“倔老头”，有人说我“是条汉子”，可是，我实在是又很脆弱。我直到现在都不能听人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听就流泪，不管在什么场合下听了都要流泪。我自己是从不轻易唱这首歌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那阵子，许多场合都唱这首歌，我是听一次，流一次泪。有时，我正坐在主席台上，很怕失态，为了不流泪，不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样莫名其妙，耳听着这首歌时，我故意去想别的事，尽量不去听，不投入地听，但是，就是这样，听到“大豆高粱”时还可以控制住，不落泪，到“爹娘啊”声起时， 我仍是要老泪纵横。
我的家在皖北，不在东北，我的家在淮河边上，并不在松花江上，二者相距数千里，况且我过去初听“松花江”的时候，还没到过松花江，怎么会有这番感受呢？这是因为我一听这首歌曲就想起我母亲，我的娘，想起俺娘带着我们姊弟几个东躲西藏、四处颠沛、流离失所的艰辛岁月。
我母亲名不见经传。她生于20世纪初，活了近百岁，2003年12月病逝于郑州姐姐家。母亲有文化，但文化不高；她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投身革命；她一生热爱共产党，但从未写过入党申请报告。她生过四个孩子：第一个孩 子是我大姐，中学教师，已退休；第二个是我，大学教师，还在教书；第三个是我三弟，河南省政协的笔杆子，已病逝多年；第四个是我四弟，是一位将军。母亲一生的精力主要用在父亲和我们姊弟四人身上了。从宏观上看，母亲是中国亿万母亲中一位很普通、很普通的母亲，但在我们姊弟四人眼里，她又是一位很不平凡的母亲，很了不起的母亲！
苏维埃为母亲作媒
母亲与父亲的结合并不门当户对。
我们邓家很穷，是一个由富变穷的家庭。曾祖父是当地名医。传说徐州八县（丰、沛、萧、砀、邳、睢、铜、灵）的人，甚至连河南省永城县的人，都有坐车坐轿来求医的。可是，曾祖父是个性格狷介的怪人，对来看病的有钱有势的人，他要摆架子。不抬轿子、不拉车子接他，他不上门。官僚们假如对他不是十分尊重，只有九分尊重，他会不高兴，会给达官贵人施以脸色。相反的，如果是穷人找他看病，他不分黑夜白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出诊，近的自己步行去，远的坐自己的轿子登门， 一般不收费，不仅不收费，有时还会送东西给贫苦病人。渐渐地，富人找他看病的少了。本来说是“徐州八县”，后来，实际上外县人也是难得来请他一次。
有一次，邻县的县太爷请他看病，他没看好，死了。县太爷的家属以及衙门的人就诬陷曾祖父有意害死了县太爷。因为他对权势人物一向不阿谀逢迎，那就更像有了害死县太爷的迹象，于是就打起了官司。尽管也有人为曾祖父伸张正义，特别是有几位医生仗义执言为曾祖父辩护，断定曾祖用药正确，可是，在清末官场腐败那年头，最后还是判曾祖父有罪。判什么刑罚呢？听祖母说，叫“穿红绣鞋”，就是强迫曾祖父在烧红的12块铁板上走。
为了这场官司，家里的土地差不多变卖光了。家境从此败落。曾祖父逝世后，祖父不久也含恨而去。我没见过祖父，只见过祖父的哥哥。我称他大爷爷。大爷爷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是聋哑人。我爷爷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们姊弟七人就像亲姊弟。三个姑姑个个疼我，个个待我母亲像亲弟妹。我到八、九岁时都不知道三个姑姑不是亲姑姑。在我记忆中，大爷爷同我爷爷就没分过家。听说这也是曾祖父“穿红绣鞋”之前，留下的遗言：要和睦，不要分家；要节俭，不许吸烟、赌博。—— 一百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为止，曾祖的后代，约有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吸烟，没有一个赌博的。
耕地卖光了，宅基地还是有的。我们家的宅基地比别人的高，因此，周围的人称我们村庄为“邓台子”。过去，在我们那里常闹水灾，台子高是富裕的象征。台子四周有高大的枣树、柿子树、紫藤。听说台子上面过去全是房子，可是我所见到的是，只在南头有六间房子，北边是果树。台子西边有个小菜园。我们称它为“西小园”。这个菜园不仅种菜，而且种杏树、桃树、梨树、竹子，足以蔽云遮日。在西小园西边和北边有小水沟，南边有个像小湖一样的大池塘，有荷花、芦苇。也许是曾祖父舍不得吧，什么地都卖了，就保留了这一小块。
嗨！就是这样一个地形被萧县的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看中了。台子高，望得远，是天然的瞭望台。南边有芦苇塘可以作为撤走的水路。开会、活动不在家里，就在西小园里。于是，萧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萧县苏维埃就是在我家西小园里成立的。
萧县苏维埃主席纵翰民常在这里活动。他领导下的骨干其中就有我父亲、叔父，还有距离我家只有半里路的薛庄的许大脚等人。
我父亲为什么会投身革命呢？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穷，穷则思变；再就是有文化。家里穷了以后，是读不起书的。可是，我们变穷了，亲戚并没变穷。就在薛庄的东头，有一家姓刘的，叫刘汉川，字云昭（建国后为扬州市政协副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是我父亲的姨表哥。他兄弟三个，刘云昭排行老大。我称呼他表大爷。表大爷家是大地主，大官僚，但是他颇有正义感。他在河南当县长时，春节宴请一百多乞丐。酒足饭饱以后，他再开口动员乞丐自食其力。他在当国民党江苏省法院院长时，曾审判过蒋介石的亲信，也有人说是审判蒋的秘书，得罪过蒋介石。因为他在徐州八县有影响，李宗仁当淮海省主席时，还专门到薛庄来给他祖母(即我曾祖母的姐姐)祝寿。表大爷替我们当家，叫我年仅十多岁的伯父不要上学，种田养家，叫我父亲和叔父上学，学费由表大爷资助。
这样，父亲读到了高师，接受了新思想。1925年父亲邓果白（父亲名文昌，号果白，有时化名‘戈北’，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化名），被山东或者是江苏的党组织看中，送到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在瞿秋白等任教的社会学系读书，并在上海大学经戴盆天（上个世纪80年代，我认识了20年代也进过上海大学、后任党中央总书记秘书的张纪安老人，他说戴盆天早在20年代就牺牲了。）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被送到毛泽东任所长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继而又参加北伐。1930年前被派到苏州，执行立三路线，组织苏州暴动。失败后，纵横断线，沿途讨饭回家，便在纵翰民带领下组织农民暴动，并与纵翰民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样，经多人说合、介绍，父亲便与纵翰民的妹妹纵舒民结了婚。用老一辈与父母开玩笑的话来说，是“苏维埃作媒”，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带头放足之后
母亲出身当地名门。她的祖父，也就是我的老外爷爷是个贡生，也有人说是举人，家里田连阡陌。有多少地，我不知道，只知道在他们纵瓦房村周围的很多土地都是他们家的，甚至于在距离纵瓦房一二十公里的山后(即山北)，还有他们的土地。我外祖父兄妹十人。他是老大，人称他“大先生”。
外祖可能是出生于1880年。 他能写一手好诗，还改编过《西厢记》。“五四”运动时，他这擅长文言的人，却提倡白话。他懂旧学，却大办新学。他当过洋学堂的校长，又当过县师范的校长。 办新学，就是不仅讲文史，还要开数理化课程。这一点在他们新学派中没有分歧。我外祖父新了还要更新。他进一步主张在校开音乐、体育课，于是遭到新学、旧学的共同反对。当时校长有权决定开什么课，校董有权决定发多少薪水。校董不同意开音乐、体育课，自然不同意给音乐、体育课老师发薪水。可我外祖父坚持开音乐、体育课，那么，薪水就只能由他卖自己的耕地来发了。不过，外祖分到的地多，卖了仍是富人。
外祖这个村叫纵瓦房，有很多姓纵的大地主。“纵瓦房”顾名思义，住瓦房的多，住茅草房的少。在纵瓦房村的东南有个刘楼，有很多姓刘的大地主；纵瓦房村的正东有个蔡洼，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邓陈粟谭五人合影的村庄，这里有很多姓郝的大地主。当时有个顺口溜，叫做：“刘楼的刁，蔡洼的孬，瓦房的骄。”都同样是地主，同样的剥削人，可是各有不同的特点：刘楼的地主兼营麻油，是工商业地主，岂止是斤斤计较，简直是两两计较，就被人认为是“刁”！蔡洼呢？郝家有不少土财主，不经商，不读书，常对佃户耍赖，那就被人认为是“孬”！粟裕选择在那里指挥，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邓陈粟谭选择在那里开会，各兵团司令都集中在那里， 是有道理的。郝家的地主头脑简单，鬼点子少，社会关系单纯，有利于保密。纵瓦房的地主读书的多，肚子里有点墨水，知书达礼，但瞧不起人，瞧不起穷人不说， 还瞧不起别村的地主。纵瓦房的地主虽然比较文雅，骂人不骂脏话，但有时比脏话更让人难受，于是，就被人认为他们“骄”！
母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而骄的村庄里。母亲有四个叔父上过大学。外祖的妹妹、弟弟多是地主（家长是自由职业者——教师），唯独我外祖父在土改划成份时，不是地主，是小土地出租者。原因就是外祖父卖地教书，卖地供子女读书。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外祖却革故鼎新，大胆地让母亲和姨母放足。听母亲说她只裹了几个月的脚，外祖母就不让她裹了。母亲带头放足之后， 接着就是被放出去读书。在那个有充裕条件读私塾的家庭里，外祖父把他的四个子女，即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姨母，还有我母亲，全都送出去念书。母亲幸运地成了村上同龄女性中的文化人。
流离失所的抗属
我1938出生的时候，家乡萧县刚刚沦陷。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我的家乡四省交界，号称“五省通衢”，在抗战中属于“拉锯区”。津浦铁路、陇海铁路都经过我们萧县。津浦线被日本鬼子占据了，可是，路东、路西都有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陇海路也被日本鬼子控制，只是它根本控制不住。路北为八路军，路南为新四军。 我父亲所在部队，时而为正规部队，时而为地方游击队，时而归新四军，时而属八路军。当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摩擦。我们一个县，还分南政府，北政府，可谓“一县两制”。我记不清南北怎么区分的了，好像北政府是共产党，南政府是国民党。 什么是“拉锯区”？那就是说，一会儿日本鬼子和汉奸来了，一会儿日本鬼子和汉奸又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走了以后，可能是国民党来了，也可能是共产党来了。有时候，白天是国民党统治，晚上就是共产党领导。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
在这种“拉锯”的情况下，同是亲戚、同乡，有的抗日，有的亲日，有的真抗日，有的假抗日，有的今天抗日，明天又不抗日。这就使得像母亲这些抗属（抗日军人家属）难以分辨，不好对付，每日里悬着一颗心。
生活在“拉锯区”，藏，不知往哪里藏；走，不知往哪里走。不知道往哪里走，也得走。为了藏，必须走。走，有时有党的人带着我们走，有时没有党的人指引，母亲就根据自己的判断，领我们走，马不停蹄地到处走：豫皖苏边、苏鲁豫皖边，我们都走过。有时骑着毛驴走，有时用平车（上海叫“黄鱼车”）拉着我们走，有时用扁担挑着我走。在我六、七岁时，母亲就拖着我自己走。我现在还能记得，路走多了以后，脚底心绷得很紧，像有一把弓撑着一般地痛。我走不动，不肯走，母亲有时吓唬我快走：“鬼子就在后头，还不快走！”有时就哄着我快走：“前边有卖花生的，快走！等一会给你买花生吃。
已不记得是在什么村了，也许是丁里集吧！村南头有一个“十字”路口，有位卖花生的老大娘。我每次跟着母亲路过她跟前，她总要主动提出抱我一下，并且抓一把花生塞给我，不收钱。母亲给她钱，她说什么也不收。她说：“抱一抱这样好看的孩子，高兴还来不及呐！还收什么钱！”
我当时只顾吃，只为有人说我好看而兴奋，没有多想。解放以后，那卖花生的大娘，有一天来看我的母亲，说她已经当上了区妇女主任。我这才知道她原来是党的地下交通员。
带枪从伪军眼皮底下走过
抗战时期，新四军、游击队最缺的是枪。可是，曾有一阵子父亲他们有两套武器：一套放在河之北，一套放在河之南。怎么会那么多呢？这要归功于前面提到的许大脚。许大脚名智远。建国后在马鞍山工作。抗战时，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不仅会夺枪，还会造枪。人们把许大脚造的枪称“大脚造”，与汉阳兵工厂造的枪—— “汉阳造”并列。因为父亲经常要往来于一条河的两岸，带很多枪过桥不安全，于是，许大脚便为父亲他们备了两套装备。
有次，父亲要带通信员过一座桥。桥这边离日本据点不远；桥对岸有人埋伏在庄稼地里迎接。桥上有维持会站岗。怎么过桥呢？听母亲说，当时父亲昂首挺胸地空手走在前边，然后是母亲抱着我这吃奶的小孩跟在后边，第三个是通信员。快到桥上时，母亲一扭我的小屁股，我便哇哇哭叫起来。母亲说：“甭哭！甭哭！到前边坐下来喂你奶吃！”站岗的一听这妇女还敢坐下来，便不查母亲，而去查后面的通信员了。通信员手无寸铁，顺利通过。
殊不知，短枪就在我娘怀里，在我屁股底下。三个大人加我一个小孩就这样从敌人眼皮底下大模大样走了过去。
望着枪打穿的被子大笑
一天黄昏，父亲的部队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打散了。两个敌人追我父亲一个人。父亲就往高梁地里钻。敌人没抓到父亲。
第二天晚上休息时，母亲忽然发现：棉被上对称而又均匀地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洞眼，便问父亲。父亲看了恍然大悟,说：“那一定是昨天敌人在追的时候，开了枪。他打准了，但没打穿，是小手枪打的。”被包成了防弹衣。
父母两人抚着“弹花被”哈哈大笑，笑有惊无险，笑怎么没燃烧起来，笑当天睡觉时怎么就没能发现枪眼，等到第二天才看见。真是兵慌马乱啊!
父母大笑，在一旁的我也跟着傻笑……
至今回想父亲母亲那酣畅爽朗的笑容，也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甜蜜的喜悦。
叛徒怎么会放掉父亲？
有一天，父亲在热闹的黄河故道大桥上（我们也称其为“黄河大桥”）行走，迎面看到曾在县委共事过的一个叛徒。我记得这叛徒好像姓陈，叫什么“德”，中间还有一个字，忘了。父亲见到这姓陈的，立即就掉头回去。那叛徒紧追。周围人山人海，父亲见逃不走了，回过头来对叛徒说：“你想咋办吧？”哪知那叛徒却回答说：“我正带人抓你们。你赶快向那边走，我带他们向这边找你们。”父亲自然没有被抓，回去后讲了这段有些离奇的故事。当时大家听了一笑了之。
没想到了犹未了，后来引出了一场说不清、道不白的麻烦：“叛徒怎么会放了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人这样质问。父亲挨整，母亲落难。受敌人欺负容易理解，遭自己人白眼，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母亲当然相信父亲绝不会同叛徒有什么勾当，但母亲总想帮助父亲讲清问题，早日解脱。父亲回到家里，母亲也问父亲：“你想一想陈××（指叛徒）为什么这样做？”父亲疑惑地答道：“我也不明白......”
父亲痛苦，母亲和我们小孩当时也跟着难过。不过我们小孩不懂事，无知则无忧，只是觉得周围的人没原来热情就是了。
幸而，过些日子，那叛徒被抓住了。审问他：“你为什么不抓邓果白？”那叛徒说：“谁过去欺负过我，我抓谁。在县委时，他没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抓他。”就这样父亲勉强过了关，母亲也消除了苦恼。
令母亲心悸的“肃托”
抗战时，在我们那里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严重事件，那就是湖西（即微山湖以西）特委肃托。父辈他们这帮被人称作“土八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托洛斯基是人是鬼，就有人认定他们中有“托派”。轮到受训的人，只要有人说“他也是……”不管是出于什么情况下说的，就打就杀。
这些消息传来，父亲为战友的死去，焦虑不安，十分沉痛。母亲也很骇怕，日日担心。
轮到父亲去受训时，母亲坐卧不安，心神不定。祖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跟着担忧。母亲寸步不离祖母，似乎有大难临头。
父亲骑马上路，半道上遇到了“肃托”归来的孙向涵伯伯。孙伯伯是个兔嘴。他坚定地对父亲说：“弗好去！去了就没命了。我社会关系简单，能活着回来。你社会关系复杂，你还知道什么叫托派。你如果去了，肯定回不来。”父亲说：“不去，他们要来抓怎么办？”孙伯伯说：“到抓的时候再说！”就这样，两匹马一起回到 了萧县。
哪知回到萧县不久，上级通知下来，萧县不归湖西特委领导了。母亲说：“这真是老天帮忙！”后来听说是罗荣桓飞骑赶到湖西，果断地制止了“肃托”。父母与孙伯伯都为之庆幸。母亲一直视孙伯伯为救命恩人。上个世纪80年代，母亲住在北京的四弟家时，孙伯伯来看母亲，讲起这件事，还是心有余悸。
母亲教我做“猴哥”
新四军四师有三宝：骑兵团、文工团、拂晓报。第一宝是骑兵团。对我来讲，最喜欢的也是骑兵。
骑兵团长周纯麟叔叔与骑兵团的章尘叔叔每次到来，百姓看到声势强大的骑兵，精神都为之一振。我呢，小孩之意不在军，而在马与猴。周叔叔他们很喜欢抱我。可他们刚把我抱到怀里，我就挣脱出来看马。记得章尘叔叔问过我：“你是跟马亲，还是跟叔叔亲？”
他们的马真聪明，真好玩，叫它打滚，它打滚，叫它扭屁股，它扭屁股，可听话了。比马更好玩的是猴子。骑兵团养了两只猴子当“避马瘟”。一只猴子配一匹马，够威风的！
有一天，我看到猴子坐在马上，脚下还踩了几条枪。在羡慕猴子之余，我忽然意识到周叔叔、章叔叔对我不公平，于是，跑到他俩跟前又哭又闹：“你们能发给猴子枪，为啥我要枪你们不给？”
章叔叔疼爱地抚着我的头说：“谁叫你不跟我亲，跟马亲的？”
旁边的战士忍不住道：“猴子的枪里没子弹。”
章叔叔连忙向那战士挤了挤眼，示意不叫战士说，继续逗逗我。我哪里懂什么逗不逗，一看他们挤眼，就肯定他们在骗我，便更加嚎陶大哭起来。
章叔叔见事不妙，把我放在他的膝盖上说：“那猴子的枪里真的没子弹。”
“没子弹的枪我也要……”我说：“我说我跟你亲了，你为啥还不给我枪？”
他们见我越哭越伤心，便把我母亲叫来了。我一看母亲来了，便不敢大哭了。我估计今天回家要挨批了。
哪知回到家，母亲向我提了个问题：“娘对你讲过，你是什么变来的，记得吗？”
“记得，我是猴子变来的。”我停止了哭泣。
“那马上的猴子比你大，比你小？”母亲问我。
“比我大。”
“不对，比你小。”我想了想，也可能比我小。
“那是你猴弟。大让小，你当哥哥的怎么可以同弟弟计较？”我一听，想起了母亲对我们讲过好多遍的《孔融让梨》，便也心安理得了。
苦头吃足的“匪属”
日本鬼子被赶走以后，母亲高兴极了。大舅从新四军旅长变成了专员，二舅当了校长。父亲在萧县民主政府负责民政工作。我也当上了儿童团长。
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方先觉的部队突然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萧县民主政府。父亲参加了那次战斗。母亲只知道我军伤亡严重，不知父亲下落。她为父亲捏一把汗。几天后，地下党带来口信，说父亲已随大部队西撤了。以后，好久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从此，我家就成了国民党眼中的“匪属”。
“匪属”，三天两头要到乡里受训，个把月要到区里受训，两三个月要到县里受训。在乡里受训要挨骂，挨打，到县里虽然不打不骂，但是，去县里的“匪属”比去乡里的“匪属”少，狡猾的敌人盘问得仔细，不好对付，度日如年。再就是去乡里受训当天可以回家，去县里大多数都要被关进去好几天。那时候，我已八岁了，又是男孩子，母亲受训前便把我扔给别人养，因此我前前后后有二三十个“母亲”。我三弟弟则不同。他小，母亲就要把三弟带着坐牢。60年代看《红岩》，边看小萝卜头边想自己的三弟（后来知道，《红岩》的小萝卜头的父亲还真的同我大舅、同我父亲都是朋友）。三弟（顺便说一句，只因母亲自幼就有强烈地反对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她在排行上坚持男女平等。她认为做老大的只能是姐姐一人，我只能为二弟，再就是三弟、四弟）在牢里染上一身病。他三十多岁英年早逝，我一直想，这可能同三弟婴儿时多病有关。
乡区县受训的内容大同小异，横竖是要家属限期把“共匪”找回来，不找回来就抄家、封门。如果“通匪”不报就杀头。母亲恨死了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说真的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就是知道也不会说出来。母亲去受训时总是穿着白色的孝鞋，其实是祖母逝世后穿祖母的孝鞋，可母亲故意说：“人早叫方先觉打死了，我该向你们要人，你们倒向我要起人来。”当然，也多少有为父亲戴孝的意思，因为已好久没父亲的消息了。
大概是他们真的以为母亲是穿父亲的孝鞋，有一次，国民党的区长亲自找母亲训话，说：“我和果白过去是朋友。我知道果白在哪里。你如果把他找回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共事，他还可以当我的上级。”接着，这区长便说出了父亲在什么县的什么镇上。母亲一听，就断定这区长一定是个老叛徒。母亲立即火冒三丈，心想不知有多少父亲的战友牺牲在这叛徒手里！母亲又想，他们如此加紧迫害家属，只能说明他们狗急跳墙，母亲便顶了他一句：“你们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们去抓就是了。 我这拖儿带女的到哪里去找？”
说来很有意思，母亲一方面是不完全相信那区长说的地址，另一方面又很希望那区长说的地址是真的。从区里回家后，母亲微笑着对二姑、对外祖母说：“果白有下落了，在......”看得出，在区里受苦受难的母亲在获悉父亲的消息后，反而化苦为乐了。
豆油灯下的慈母针线
当“匪属”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很多人劝母亲不要呆在邓台子，最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投奔外祖父。
邓台子属一区。一区离县城近，国民党抓得紧。外祖父家在县城西南，那里除了我外祖父也是“匪属”外，其余的几位外爷爷大多是有影响的人物。国民党反动派总要让他们三分。当时曾外祖还健在，母亲是他的长孙女。他也颇喜欢他这位长孙女。大树底下好乘凉，搬到外祖父那里去住多少会安稳一点。可是，住在外祖那个村庄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萧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过往的军队多。国民党军队选择住处，一般是选房子多的地方，因此，纵瓦房是国民党军队常住的地方。几位外爷爷的势力可以影响当地的国民党，不可能左右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像邱清泉的新五军走到哪里，抢到那里，万一有谁走漏风声，他们知道我们是“匪属”，那就要吃苦头了。因此，经慎重考虑，决定住在纵瓦房边上的小吴楼。
小吴楼离纵瓦房只有一里多路。有什么事外祖们都还可以关照。这里总共只有18户人家，全姓吴，全是穷苦人，全是白天种田、晚上编柳条筐的劳动者。连保长也是两面“政权”：国民党来了为国民党办事，共产党来了为共产党操劳，白皮红心。小吴楼家家户户倾向共产党。1947年和1948年，我们在这里住了近两年，处处得到这18户人家的帮助、呵护。
小吴楼的人会编柳条框，但是做衣服不太讲究。母亲为全村人量衣、裁衣、缝衣。手艺好些的，母亲帮他们量好就行了，由他们自己裁；手艺稍微差些的，母亲帮他们裁好，由他们自己缝；手艺最差的，母亲帮他们量好、裁好、缝好，包到底。中装钮扣五花八门，打钮扣是一项高难度技术。我记得，村上好多人的钮扣都是由母亲做的，或者说都是由母亲教他们做的。晚上，母亲点着豆油灯做针线活，我们睡了，母亲还在做。
做针线活是没有报酬的，换来的是人间真情，是为我们保密，这是比金钱更可贵的关怀。有生人来了，房东表姥娘就说母亲是她闺女，回来走娘家的。全村老小，对外村人、对陌生人都是这么说。由于两人亲如母女，也真有人这么看，这么想的。
小吴楼迎来的第一位客人
我们住进小吴楼以后，很少有人知道。
在炎夏的一天，母亲与房东一家正在村北头的打谷场上忙碌。忽然从北边的大路（牛车路）上走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人。母亲一眼就认出他是谁，便对表姥娘说：“他是林区长！”
“当心是叛徒！”房东表老爷提醒道。这种担心在当时一点也不过分。共产党的队伍都被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走得那么久，走得那么远，连个音讯都没有。他身为区长怎么可能留下来？
表姥娘马上使个眼色让两个小表姨把母亲挡住。可怎么挡得住吗？
“二嫂！”林区长很激动地唤我母亲。“果白同志走了。我受了几处伤没能走。”说着把手臂伸出来给大家看。“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二嫂……”
“二嫂”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对我母亲的通常称呼。我叔父喊我母亲“二嫂”。于是，比父亲年龄小的，还有一些比父亲年龄大的，也都跟着叔父称呼我母亲“二嫂”。“二嫂”成了母亲的代号。后来知道，有些人写信，甚至打电报，也是“东西已交二嫂”，“你通过二嫂转来的东西已经收到”，等等。这信、这电报即使被敌人截获，也不知道“二嫂”是何许人。
母亲相信林区长不会是叛徒。又想，即使是叛徒，看在他那伤疤的面上也得留他吃饭。母亲和表姥娘随即回去擀汤。
擀汤就是擀面条。这在我们那里算是最好的招待了。我们都是吃杂粮的人。杂粮不掺细粮，是擀不出面条来的，只能做龟打子、窝窝头、合饼子一类的东西。擀面条，是细粮加粗粮，这在当时是穷人的上等饭。
林区长吃饭的时候，说他是到什么地方找地下党的，路过这里，真是巧遇。他还表示，如果能见到我父亲，他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父亲。他问了些情况，母亲是一问三不知。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是不许随便说的。
晚上，我和小表舅，即房东的小儿子陪林区长在场上睡觉。这是林区长自己选的地方。在场上睡，能观察到来人动向。那年头，晚上没人走夜路的。发现走夜路的， 不是敌人就是自己人。再一点，收获季节，每个打谷场上都有看场的，可以互相照应。打谷场北边的高梁还没砍，万一有事，可以往高梁地里跑，所以，睡在这里最安全。第二天一大早，杨区长就走了。
几天以后，传来消息，林区长他，已被敌人抓住杀害了。母亲很难过，后悔没留他多过几天。事后，母亲设法打听林区长家属的下落，想请她们也搬到小吴楼这福地来住，只因办法不多，渠道很少，没打听到。
黎明前来了个乞丐
大约是1948年初冬，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
早些日子，有个夜晚，徐州上空一片通红，犹如早霞。我们全村的人都高兴地从床上起来看热闹。大家欣喜若狂，都判断是解放军打徐州了。好多人对我说：“你爸爸要回来了！”后来晓得，不是解放军打徐州，而是徐州国民党的军火库爆炸。知道爆炸，大家依然认为是地下党破坏了敌人的军火库，依然往国民党反动派快完蛋 了那里想，依然为之欢庆。尽管当时在小吴楼周围的大村庄上住满了国民党的新五军、交警队。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说话的声音也都放得很低很低，但是，大家还是判断：天要亮了，共产党快回来了。
就在这当口，一天早上忽然来了个衣衫褴缕的乞丐。乞丐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以后，开口问道:“大胖是住在这里吧？”。
“没有！这里没有叫大胖的。”房东表老爷上下打量着乞丐，严然地回答他。
这时站在门口的表姥娘急忙回到屋里，对我母亲说:“外面有人找大胖。八成是果白那里的人。你别出去，你躲在门缝里听听。”好久没遇到过陌生人找大胖了，母亲又惊又喜，连忙把我拉在怀里，脸贴在门框上，朝外看。我也是恨不得把眼珠从门里边飞到门外边，看个仔细。
“大胖姓啥？”表老爷问那乞丐。
“姓邓，他姥姥家姓纵。”那乞丐对表老爷的支支吾吾和盘问毫不介意，说完以后竟笑眯眯地望着表老爷，说：“你老人家就是吴忠民表老爷吧？”
“是。”表老爷这时已断定这乞丐是父亲那边来的人了，但是他为了保护好我们全家，还是坚持不说大胖就住这里，只是进一步说：“你吸袋烟。我去给你拿个馍去。”这是我们那里的风俗，只要有乞丐来讨饭，或多或少都要施舍乞丐一点。
表老爷进来以后，表姥娘再出去观察乞丐。表老爷对躲在大门后的母亲说：“看样子是那边来的。你说呢？”
母亲说：“我看也是。表叔你再试探试探看。”
表老爷拿了个窝窝头出去，可是，并没有马上把窝窝头交给乞丐，而是笑着问乞丐：“你找的大胖几岁？”
“属虎的，十周岁了。”乞丐对答如流。接着又说：“我是从西边来的。”西边就是河南，那里就是豫东解放区，豫皖苏解放区。东边是大城市徐州，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当然，西边也有国民党的地盘。乞丐这样说，也有退路，他也可以说是西边什么村里来的。
表老爷心里有十成了，便说：“请屋里坐！”
乞丐一进门，一眼就认出了我是大胖，一把把我揽在杯里，激动地说：“天纵！天纵！”乞丐又知道了我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乔装打扮的乞丐原是自己人已是确凿无疑的了。表老爷指着我母亲，对乞丐说：“这是天纵的娘。”我真名“天纵”。“伟志”这名字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才改的，沿用至今，几十来年想甩掉 “伟志”，恢复“天纵”，难矣哉！
“乞丐”马上把身上那件本来已经破烂不堪的棉袄再撕破一块，一张卷得很小的字条出来了。母亲打开一看，果然是她最熟悉的父亲的笔迹，顿时热泪盈眶：此刻，有多少苦水需要向亲人倾诉啊！
这当儿，表老爷、表姥娘见状再打个招呼后，主动退了出去。历经磨折，玉汝于成，拉锯区的百姓个个都是成熟的革命家，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们明白这“乞丐”一定是共产党派来摸情报的，他们不便多听。
是慈母也是严师
母亲爱好文学，能背诵好多诗词。在我不识几个字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背书。尽管不理解诗词的意思，也要背。我是只管背，不管作者是谁。大概是因为母亲经常要把我转移出去的缘故吧！母亲很早就教我背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沙洪（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词作者，沙洪本姓王）的妹妹，我称她表姑。表姑在给表姑夫纳鞋底。大家都夸她纳得好。我凑上去说:“哟！‘临行密密封缝’嘛!”表姑就把我抱得高高的，说我长大了一定有出息。这一表扬，我高兴，娘也高兴。大家知道这一定是娘教的，也称赞娘教子有方。
背五言诗并不难,让 我作难的是背《木兰辞》。我对《木兰辞》内容大意，似懂非懂，只对女扮男装有兴趣。这辞篇幅长，好难背哟！可是，母亲一定叫我背。有次在被窝里背《木兰辞》，姐姐崇敬花木兰，学习努力，背得烂熟。我背到中间出了错。母亲不仅要我改正后接着背下去，而且还要罚我从头到尾再背一遍。我已经想入睡了，母亲不让我睡，非要我背全不可。我知道母亲是为我好，可是我实在太累了。哎！功夫不负睡眠少的人。如今年届古稀，青年时背的东西，已忘得差不多了，可就是少年时背的诗词，一辈子忘不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信笔至此，我又边泡茶，边背了一遍《木兰辞》，然后再坐在电脑旁继续写下去。
母亲还教过我几首乞丐诗，让我终生受用。其中一首乞丐诗的前四句是：“赋性生来一野流，手持竹杖过通州。饭篮向晓迎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我对其中的 “残月”，不理解。母亲为了让我理解，请外祖父天不亮带我迎着残月去三姨姥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农历月底在凌晨才出现的月牙儿，叫残月。这首诗里最令我难忘的是末尾两句：“双足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我真佩服这乞丐的气概。
记得世纪之交，在听到有人乱骂乱抓乞丐时，我想起了母亲教过我的这首表达乞丐大无畏精神的诗篇，同情乞丐的心情油然而起。我在做了点调查后，写了篇《善待乞丐》，引起良好反响。六七岁时播下的种籽，到六七十岁时发了芽。
“SHA”是啥？
我们家乡有一样好吃的东西，叫“啥”。这好吃的“啥”，不能写作“啥”。这个字，小字典里查不到。它左面是“月”字旁;右上角是个“天”字;“天”字下面是个“韭”菜的“韭”字;写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完整地说，是月月煮，天天煮，非一日之功。
有人叫它“啥汤”，其实，“啥”后面没有个“汤”字，就是“啥”。怎么这么怪呢？传说皇帝巡游到我们萧县时，饿了，吃了我们把整鸡煮成鸡丝的汤以后，觉得特别好吃，便惊奇地问：“这是啥？”鉴于在皇权制的环境下，皇帝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嘴里没有疑问句。于是，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这好吃的鸡汤便定名为“啥”。又嫌“啥”字不好听，便根据这汤的加工工艺造了那个怪字“ ”。( 下面姑且以拼音“ SHA ”代之，待电脑拼凑出“SHA ” 的怪字后再不用拼音)
“SHA”是萧县的名菜。现在豫皖苏的省会郑州、合肥、南京都有SHA馆。都发源于豫皖苏交界的萧县。可是，作为萧县人的我，在少年时代，从没吃过“SHA”，不知道SHA是啥滋味。建国前，距离这饭馆太远，没吃过“SHA”; 建国后，距离这饭馆不远了，又因为没钱，也没吃过“SHA”。不仅没吃过，连看也没看过。原因是母亲不许我们看。喝“SHA”的人不是左邻，就是右舍。母亲说，看着人家的饭碗，是不礼貌的，有讨吃的嫌疑。因此，每次路过“SHA”馆时，我们姊弟几个人都把脸转过去。直到上高中时，母亲才让我们姊弟几个第一次吃到家乡的这道名菜。
八十岁老人为二十岁的烈士修墓
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末，也可能是30年代初，与大舅一起闹革命的人当中，有一位萧县永堌镇的青年。在二十多岁时，就被敌人杀害了。牺牲的时候很英勇，高呼革命口号。牺牲以后，烈士的弟弟就把烈士埋在山坡上的一条小路边。
几十年来，无人问津。他弟弟是普通农民，生活困难，以至烈士墓从未修缮过，杂草丛生，乱石遍地。母亲说，父亲曾想为这不出名的烈士立个碑。有一年，大舅从南京回家，去凭吊烈士，见如此荒冢，也起意为烈士立碑。人生前讲级别，死后还得分高低，像这青年烈士，牺牲时没定过级，没当过“长”，公家是很难为他修墓立碑的。
母亲既懂公家这个规矩，又一直把大舅和父亲的建议记在心里。在生活窘迫时，谁也拿不出钱来为这位级别不高的先人立碑。90年代初，改革了，开放了，我们姊弟几个人的收入增加了，母亲重提为烈士立碑的事，举家一致拥护。
这时大舅已经逝世，于是，就由我母亲和二舅一起替那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立了个不起眼的碑。
碑不起眼，事不起眼，却吸引了媒体的眼球。安徵宿州市委机关报《拂晓报》，还有《淮北日报》，为母亲的做法发了条通讯。
——母亲手持《拂晓报》，想起父亲做《拂晓报》通讯员的日日夜夜，久久没有入睡。
穷且益坚——穷者寿
母亲号称“百岁老人”，实际上是接近百岁，是亲朋们想出的点子，把四年一闰的闰月抽出来，九十多年里有二十多个闰月，那就是两岁多。“闰龄”与实际年龄加在一块，差不多百岁了。母亲一生吃过那么多的苦，怎么还会长寿呢？
“饥一顿，饱一顿”，是我们解放前生话的写照。在那动荡不安的年头，没有吃的，固然要挨饿；有吃的，顾不上吃，也会挨饿。
母亲疼爱孩子。她常常是叫我们吃细粮，她自己吃粗粮。没有细粮的时候，就让我们吃粗粮，她吃糠菜。连糠菜也不够吃的时候，让我们吃糠菜，她和姐姐饿肚子。
都说秋天是金秋。我们的金秋收获的是南瓜和甘薯。甘薯在我们那里叫红芋。我们一年中起码要有好几个月把红芋当主食。家家都有红芋窖子。红芋窖子是保存红芋的好地方。聪敏的母亲又扩充了红芋窖子的功能。过大兵时红芋窖子变成了我们躲藏的去处。还有，在瘟疫流行时，母亲又把红芋窖子变成我们孩子们与传染病人隔离的“无菌室”。
南瓜，我们是从青吃到黄，既当主食又当蔬菜的。但是，南瓜和红芋这两样都吃不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最难熬。那时，我们就吃麦苗。母亲教我们如何割麦苗。不能割得太深，太深了会影响麦子产量；大浅了，眼下就没得吃。
再就是吃柳叶，吃槐花。缺粮的不只我们一家。不论是叶还是花，都是长在枝上的。在柳树泛青、槐树开花的时候，柳树槐树的树枝都成了断枝。柳叶有苦味，母亲带头吃，并鼓励我们吃。母亲看我们不想吃，就说：“吃吧，孩子！吃了就不饿了。我们的孩子从来不怕苦，是吧！”。槐花吃不好要肿头肿脸。不知道母亲怎么处理得那么好，我们吃了很多很多，一次也没肿过。
吃水草，肚子发涨。母亲是尽可能让我们吃树叶，她吃水草，实在没办法了，才叫我们吃水草。吃苦不叫苦，这就是母亲的品格。
在庆贺母亲九十大寿时，我们姊弟几个六十岁上下的人，像小孩一样围在母亲膝下说说笑笑，讨论母亲的长寿之道。不知怎么又提起了建国前的苦日子，笑容顷刻间从大家的脸上消失了。
“那时候是最穷的人、没菜吃的人去挖野菜，现在野菜成了好东西。”稍顷，姐姐说着话把眼睛转向母亲，跟母亲开起了玩笑。“娘！你现在身体那么好，是不是你早就知道野菜是长寿菜了？你叫我们吃细粮，我们身体都不如娘身体好。”姐姐的话冲淡了我们痛苦的回忆。
“穷者寿”！母亲边擦去眼角上的泪花，边轻声地说。
有容乃大——容者寿
母亲的长寿恐怕还不能仅仅用一个“穷”字来概括。穷人能活到百岁的毕竟不多呀！我们继续询问母亲的长寿之道。
母亲又缓缓地说了三个字：“容者寿”。
母亲不信佛，可是她欣赏如来佛的“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一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向我们讲解一个又一个“容忍有益”的故事。比如，“百忍堂”的起源，割股济贫，等等。
有关母亲能容的故事，我知道得少，倒是别人说给我听得多。我直接见到的，有这样一件事。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家里烧柴困难。我们喝开水，都是拿着自己的保温瓶到茶馆里，花钱买一壶开水拎回家。有次母亲去买水，“卫生部长”（烧卖开水的阿姨，因为烧炭被烟熏得满脸是灰，很脏，人反称其为“卫生部长”，她性格开朗，乐于接受）一不小心把开水浇到了母亲脚上。脚面上顿时起了个近十公分长，三、四公分宽的特大水泡。母亲没叫一声痛，没埋怨“卫生部长”一句话。茶馆里的人批评“卫生部长”。母亲还连连说：“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 “卫生部长”要搀扶母亲回家。母亲说：“炉子离不开人，不用送。”母亲便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地往家挪。
很巧，挎着短枪的许镇长从边上经过，看到以后，吃惊地走向母亲，问：“二嫂，怎么回事？”母亲对许镇长讲了打开水的经过。许镇长叫身边的人扶着母亲回家，自己掉头往回走了。
母亲在家躺下休息了不一会，“卫生部长”亲自上门道歉来了，还送来了一大把零票，说作为治疗烫伤用。母亲不收。“卫生部长”放下钱就走。烫伤脚的母亲怎能追上走得飞快的“卫生部长”呢？“卫生部长”边走边说：“这点钱太少，许镇长吩咐先送这一点过来。”
三弟放学回来，心疼母亲，抚摸着母亲的脚直流泪。母亲对三弟说：“你‘卫生部长’大娘这点钱不晓得是多少壶水换来的。你送还给她。”
三弟擦干眼泪，连数也没数，便把一大把钞票原封不动地去送还“卫生部长”。一进门喊一声“卫生部长大娘”，并向“卫生部长大娘”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开的时候，又深深地给“卫生部长大娘”鞠了一躬。坐在茶馆里的人看了个个夸三弟懂事，夸“卫生部长”有福气，“碰到了好人”。“卫生部长”更是感动得泪眼婆娑。 “卫生部长”没有什么地位，平日哪有人朝她鞠躬的？而今天是被她失手烫伤了脚的老人的家人，不仅没有一句怨怼，反而以礼相向。
几天后，龙城镇政府办的黑板报（相当于今天的镇报）上报道了这件事，还写了母亲从前做过的一些帮助人的小故事，称我们为“模范家庭”。许镇长后来也在一次会上，表扬我们为“模范家庭”。
我想，母亲之所以能容，源于她对人的理解，尤其是对同志、对朋友、对自己人的理解。她常对我们姊弟四人讲；对人对事的分析，首先提出几种可能，一定不要在不了解情况前，就认准一种可能。自己可以分析是哪一种可能性大，在未经验证、核实前，只能是“心中有数”，尤其要防止“以恶度人”来办事。在有了充分证据以后，再作结论也不迟。这样，就可以少伤害人。在证明此人确实有不良动机后，也不要报复，至多是敬而远之。母亲把她的“容”分作三类：一是忍，人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要忍住。忍得住，就是容得下。二是让，人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但是摆在面前有大好事和小好事，要把大好事让给人家。让就是容。三是善，与 人为善，胸襟开阔，要把易容的、难容的，都容了，就是“有容乃大”，有容乃“寿”。
母亲留下的长篇遗嘱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这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快写完的时候，2007年6月23日上午，四弟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刚才整理东西时忽然发现咱娘的一篇类似遗嘱的材料。”他在电话里哽咽着向我时断时续地读了一遍，接着传真，然后又用特快专递寄来了复印件。我想，用“遗嘱”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了。
遗嘱全文如下：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就是彭祖他老人家，虽然是活到了八百多岁，可是最终他还是死去了。一个人生了疾病能够立即死掉，免受病痛之苦的，又能有几何呢？今后假若我重病缠身，不死不活的受折磨的话，我希望我的儿女们赶快给我服用安眠药物，让我速战速决，安乐死去，免受重病缠身之苦！这样做不是不孝顺我，更不是残害我。这是给我排除病痛之苦，这是疼爱我，搭救我，这才是真正地孝顺我。给我下安眠药，是我下的圣旨，望儿女们一定遵命。
我死后一定火化。骨灰送回萧县。一切从简，不要向任何人报丧！只要你们哥嫂兄弟姐妹、叔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姨兄弟姐妹、姑表兄黄振坡等，酌情来一部分人参加安葬，把我葬在你爸的墓墙之内的左侧（即西侧），让我与你爸合葬，有你爸的一座碑志作记号就好啦！不用再作其他的麻烦和浪费啦！这是我的命令，望儿女们从命！
在坟土上种上一种俗名叫羊马马菜的小花（其它好花都保存不住）。这种花种上后，两三年之间，它就自会长得盖掩坟土。这一则可以保护坟土不流失，再则是，它开的五颜六色的花朵，很是美观。让你爸与我长眠于花丛之中。这是我的愿望，望儿女们办到！
望你们对你们的同胞兄弟天觉留下的孤儿邓壮，他母子多加关怀和照顾。邓壮他早岁丧父，失去了父爱，这就够他悲伤和痛心的啦！今后他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姑父姑母、伯父伯母、叔父婶母这些亲人的疼爱和帮助的话，还可以减轻一点他心灵上的悲哀和痛苦。我希望你们共同来培养邓壮上学读书，长进成才！我希望你们共同来安排邓壮定婚结婚成家立业！我希望你们共同尽到你们这些当亲人的心意和责任及道理！这是我的安排，望你们作为邓壮的亲人的要尽到这份心和力！
希望你们待邓壮稍长之后，到他能够独自出门的时候，你们多指点他，让他在每年的扫墓节都要到萧县给他的生身的爸爸扫祭！以证明他的爸爸后继有人！以安慰他的爸爸九泉之下的英灵！这是我的指教，望你们照办(指点)！
萧县的老战友及亲邻们一向都是赞扬咱们一家人“团结的好，老少几代人总是和睦相处，相亲，相近，相敬，相爱，相依为命的模范家庭”。望你们把咱们家的模范家庭的这一光荣雅号，一代代的相传下去！这一美好评语一代代的保持（守）下去！
望你们对你们的儿女子孙后代人，要加强培养，叫他们攻读诗书，学到本领，争取成名成家！要多多的给邓家争光抓面子！要多多的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做（作）出贡献！这是我的要求，望你们从命！
你们对我都是非常孝顺的，尤其是耀新和然玲及建华你们妯娌三人对我更孝，处处关怀我。热怕我热着，冷怕我冷着。好吃的东西，总是让我吃得到撑了肚子的程度。对我照顾的总是周周到到，无微不至。红章天佑两人对这个家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人。1957年你们的爸爸倒霉啦的那段日子里，22岁的天佑就接收了这个六口之家的烂摊子。全家人要吃饭，要生活（活生），天纵天觉天生要读书要吃饭。这样一副重如泰山的担子，压在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子身上，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呀！天佑你因为吃的苦太大啦，把你折磨的落了一身病呀！我写到这里已声泪俱下。天佑！当时要不是你这个能吃苦耐劳的、任劳任怨的妥善安排，精心操持的话，那咱这一家早已成了小国(一位穷亲戚的名字)第二啦！天佑你18岁入党，20岁执教，22岁就领着这个烂摊子过穷日子，你吃尽了人间之苦，你受尽了世上之难！而今呀，你已经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人民教师，拔尖的兴家立业的第一大功臣啦!
现在天纵天觉天生你们也都长大啦，懂事啦，你们应该铭记你们是你们的姐姐拉址大的，培养成人的，你们的今天都是由你们的姐姐费尽心血给创造了条件才得来的呀！今天你们的姐姐也已经到不惑之年的人啦， 你们这些当弟弟的，今后应该多多的尊敬她，安慰她，让她过个幸福的晚年。我不否认，你们三兄弟自从长大了在各尽其能之后，你们对你们的姐姐也确实已有所贡献啦。不过我认为这还不够，我所指的不够不是单指的在经济方面的照顾，你们的姐姐又不是穷姐，要你们接济，到现在她还一大把一大把给你们呢！而最主要的是叫你们在精神方面多多的给以安慰，她是老大，我死了她就是家长。望你们都要听她的，要承认你们的姐姐是个会当家作主的姐姐。
我无遗产，无田园，无房舍，无一草一木留给儿女们，留给儿女们的只有几句出自肺腑之言，就是嘱咐儿女后代人要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嘱咐儿女后代人，现在身居新社会时代，手里端着细白瓷金边碗吃着鸡鱼肉蛋的今天，可不要忘了解放前咱们家被敌伪顽封门抄家而外逃查门鼻子时期手里拉的那根白柳条要饭棍呀！要忆苦思甜，不要忘本。劝全家人共勉之。
我临终时该用的衣物和零碎东西，均早已都已由你们共同准备的一概俱全啦！到时一样也无需添补啦！我手里也早已存放了全国粮票100整斤，人民币500整元。这是留作到安葬我时的路费住宿费及吃饭之用的。要记住这次到萧县不能像过去一样，一下子都拥到你舅家啦，因为这办的是白事是丧事，不是什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这是我的迷信思想，望你们都记住！
我死了你们不要哭哭啼啼的，别影响了身体健康！你们对该做的事都做到啦，应当认为这是完成了一桩当儿做女的心事啦，要把悲痛化为力量，要打起精神为党工作，做一个党的接班人，以慰你们的九霄之上九泉之下的父母双亲的英灵。望你们兄弟姐妹们在家庭团结上，革命贡献上，工作成绩上，要做出个好样子，让家乡人和亲友们每一提到咱这一家人就会频频点头和伸出大拇指头，那你爸和我也算值得啦！
这是你们的母亲给你们留下的遗言！
1984年10月1日深夜写于灯下
今天（1989年）于无意中发现了我5年前写的这一串尽命话。看后我身心为之一震！若用啼笑皆非这成语来形容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再恰当再合适的也没有啦！好有意思！我真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今天呀！（1989年）我于1984年所写出的计划，看来是为时太早啦！此时此刻我嘴角上挂着苦笑，眼角闪着泪花。不用解释，便可得出答案：这苦笑是自己笑自己当初作这种计划时是神经过敏。这泪花是自己哭自己一旦到了驾鹤西归时的悲惨景象！
在母亲逝世四年以后，我们才见到母亲逝世前十九年所写的这份遗言。母亲生前为什么不把这份遗言交给我们，我们自然不会知道。不过，母亲的这些高见在她生前都告诚过我们，教导过我们，吩咐过我们。我们一直在努力践行母亲的这些“命令”、“安排”、“愿望”、“指教”、“要求”。
比方说葬礼，我们就是完全按照母亲的意思做的，火化，从简。只是有几位该来的亲戚，“走”在长寿的母亲前面了，没能来。在该来而没来的活人中只有我邓天纵一人。是我出国了吗？不是。是我公务繁忙吗？也不是。是姐姐、弟弟、妻子他们考虑我身体不好，没把母亲逝世的消息很快告诉我。母亲逝世那天，我正在北京开会。弟弟偕弟媳跑来对我说，他要出差几天。我想这是正常的。妻子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她要出去旅游几天。我想这也是应该的。我开完会，回到上海，家中空无一人。我还是习以为常。第二天，妻子回来了。一会儿讲控制情绪的大道理，这我也听惯了，没在意；一会儿讲，谁谁父母过世，子女情绪稳定，我还是没往长命的母 亲那里想。妻子转弯抹角了好几个小时，才告诉我母亲去世。话刚落音，好像是为了替妻子说情，被我们封为家中“副司令”的姐姐打电话来了，说是她首先提出的，不让我向母亲告别。姐姐的电话放下后，弟媳的电话来了，说她也参与了不让我给我们亲爱的母亲送行的讨论。这是家庭民主，这是集体决定，我作为长子，也只能接受。我理解亲人们的好意，他们是为了不要在向亲人告别时再失去一位亲人。
——应当讲，多年来我们没有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不论母亲健在时说的“郑州支部”、“上海支部”、“北京支部”，还是由三个支部组成的“总支”，即整个大家庭之间，都十分和睦，十二分的和睦。
在发现这份遗言以后的这两天，姐姐多次在电话里主持我们学习并讨论了这份遗言。我们认为，这是母亲在给我们上课，上政治课，上德育课，上家庭教育课。母亲生前“把困难留给自己”，身后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这是值得我们作儿女后代的人身体力行，永远效法的。为了求真，对母亲遗言中的文字毛病，我们一律不改，不动，保持了原貌。因为母亲遗言是讲给家人看的，不是供发表的，里面难免会有读者看不明白的地方，我想也不必加一长串注释了，乞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在举家追念母亲大人时，大家深感母亲是用她的一生在写着这份遗嘱。姐姐还说，作为子女我们唯一没做到的是，没在父母合葬的墓上种羊马马菜。她准备近日回安徽萧县种上。让那看似平凡而生命力极为旺盛的羊马马菜生根发芽，尤其是要让母亲那“羊马马菜精神”鲜花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