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立冬已过去多日，杭州依然温暖如春。11月11日我在杭州的吴山广场观看了他们的秋收庆典演出，并出席了“农民种文化”研讨会，心花怒放，心潮澎湃。我要为“农民种文化”叫好！

      “农民种文化”好就好在是种文化，而不是种别的。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总和、总称。文化是社会的引领，支撑、灵魂。这些年来，我国的文化事业有长足进步，但相对于经济来讲，显得滞后。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搞GDP拜物教，重经济，轻文化。我们长期流行一个口号，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固然没错。可是，为什么不可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呢？ 为什么不可以“经济与文化共同搭台，经济与文化共同唱戏”呢？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最根本的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因此，“十七大”提倡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深得人心。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没有文化的大发展也不等于大发展。因此，我们应当为“种文化”大书特书。种文化就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光添彩。

      “农民种文化”好就好在一个“种”字上。种，就是扎根。种就是开花。种就是结硕果。对文化界来讲，应当坚持“三下乡”，继续为农民送文化。是不是热心于下乡，还是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上个月到湘西，听说他们曾请一位出生于湘西的歌唱家来演出。这位歌唱家要20万，当地答应给她5万。她嫌少，就不来了。因此，还是应当大声疾呼文化界要“送”。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种”。种，土生土长，适合农民胃口。种，才能经常化。种是“织锦”，“送”是锦上添花。种得好了，我们也应当“送”，把我们种的文化送到城里去，与城里人共享。有人对这个“种”字有不同意见，觉得不雅。不叫“种”，叫什么？叫“耕耘”，雅！可是，对农民来讲，讲“种”更上口。“种文化”讲得多了，也可以收人辞海，载入史册。在革命时期，都要“干革命”，也叫“闹革命”。一说“闹革命”，有人对这个“闹”字很反感，说不好听。“红杏枝头春意闹”。后来人们对“闹革命”也渐渐习惯了。不是吗？现在“闹革命”已进入到好多歌曲之中。“种文化”也一样，可以相信一定会进入歌曲。种文化的人要带头歌唱“种文化”。

      “农民种文化”好就好在是农民种的。人类的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大部分是农民种出来的。请问：“河姆渡文化”是哪个城市种的？那时城市还没有出现。还有，上海人爱看越剧。越剧不就是从浙江农村走进上海的吗？作为国剧的京剧，当然是北京的。可是，它是徽班进京的产物呀！农民中有文化。我最近去嵊州。看了那里的泥塑。他们的泥塑进了华盛顿白宫。看了竹编，他们的竹编进了英国的艺术殿堂。有人怀疑农民在文化上能否创新。 中国文坛上的赵树理是什么人？是农民。俄国的高尔基是什么人？是农民。还有举世闻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是什么人？是农民。他父母是农民，他岳父岳母也是农民。莎氏，按过去的说法是农民工，按现在说法叫进城务工人员。务什么工？莎氏是剧场搬搬道具的勤杂工。有的书说他曾偷过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民，写出了脍 炙人口的戏剧。过去能做到的，今天，文化程度比过去大辐度提高的农民难道就不能做到吗？

      近几十年来，浙江在社会转型上一直走在前面，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今天浙江倡导“农民种文化”，如今又在成为文化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农民种文化”是文化新高潮就要很快到来的潮头。“农民种文化”的广泛推开，意味着有可能把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办成一个文化大学校。希望浙江在文化产品的内容上更有现代特色，有文化的传播手段上更多地采用现代科技成果，从而为农村文化插上翅膀。浙江注重发展生产力，也注重发展文化生产力，同时还在完善文化生产方式。浙江推行“农民种文化”，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名言：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高潮。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随着文化高潮而来的必将再出现一个新的经济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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