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痛苦的思想家
在王元化同志的追思会上，不少人称他思想家。这使我很自然地想起那个思想者的著名雕塑。思想者为什么要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呢？难道思考与埋头有必然的相关性吗？联系到元化同志，似乎不无道理。雕塑是埋头，元化同志经受过埋头加低头，再加弯腰。
不过，元化同志的骨头是硬的。60年代，他在劳动改造时，挑担可以挑到250斤以上，远远超过了常人的承受力，可是他并没有被压垮。他挺过来了。
在学术上，他也是这样。不晓得他的人会以为他是从辉煌到辉煌。殊不知，他在学术上经常有“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远的不说，就是这30当中，他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不是有人说他这个“化”，就是有人说是那个“化”。他一般置之度外，在见到熟人时他也会溢于言表。我与元化同志相识30年。1978年到1980年，他尚未全部平反，在大百科全书做编辑工作时，我们曾在一个房间办公。彼此除了讨论工作之外，较多的是交换信息。1980年以后，他才成为我的领导，再后来又成了我领导的领导。他离开大百科以后，还是经常召我们去聊天。包括他在天津写文章期间，也不时地来电话，要我们帮他查资料。所谓聊天，极少谈家常。家长里短的事，至多在“结束语”时提两句，大量的是谈各自的读书心得，劝我读什么书，教我如何评一些新书。谈得晚了，他会让师母张可阿姨煮莲籽汤、小圆子什么的，给我们当点心吃。我们谈话张可阿姨一般不参加，只是碰到他记不起人名，记不起时间时，才唤张可阿姨来帮他回忆。回忆完了以后，张可阿姨马上退出客厅。有一次，提到一件事情时，元化同志爆发了，一改低声说话的习惯。张可阿姨进来看我们，用眼神告诉他不用发怒。他还要高声大喊。张可阿姨关上窗户，站着不走了。我倒想让元化同志再说下去，说出来了，心理可以平衡，总不能让他一直憋在肚子里，总不能只许人家“放火”，不许他王元化“点灯”吧！悲愤既是对灾难的对抗，也是对灾难的化解。他说：“我是王元化！我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是无产阶级自由化！” “我要的是文化！”他站起来说，我也站起来听。我仿佛觉得他眼晴里在冒出火星。
王元化同志对不同意见更多的是思考。帽子促使他再看书，棍子激励他再钻研。帽子、棍子对他个人的处境来讲是不幸，对他的文化成就来讲可能是大幸，也是文化事业的大幸。苦恼鞭策他奋进，写出。苦恼化为思想的火花。近年，他不再是用肩膀跳重担了，他用手中的笔挑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