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难忘的庞院长 ——写于上海社科院建院50周年之际
上海社科院有位庞院长，不仅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当时社科院的学生也有不认识他的。记得他曾讲过一则笑话，他去看望学生，学生问他：“你是谁？”
庞季云院长是上海社科院建院时的两位副院长之一，党委的五个常委之一。大家之所以不知道他，主要是他不张扬，不伸手，再就是英年早逝，只活到45岁。
他家住中南海
庞院长1919年生于山东省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父亲是当地颇有点名气的厨师。一个大户人家把他父亲雇到家里烧饭，为这大户人家增了光。这大户人家的儿子不爱读书，于是就叫大厨师的好学的小儿子庞季云陪读。这样，庞季云学到了新文化，接受了新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前，庞季云就加入民先。1937年抗战爆发十几天之后，18岁的庞季云毅然决然奔向延安，在中央研究室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东北局宣传部学习室工作，编过一本很厚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为了熟悉农业，他当过一年黑龙江省尚志县县委书记；为了熟悉工业，他还在鞍山钢铁厂轧钢分厂当过一年党委书记。
建国后，他长期住在一个举世瞩目的地方——中南海，并在这里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因此取名“中海”。 庞季云怎么会住中南海呢？ 此时他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秘书。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些文稿是胡乔木起草的。殊不知，其中有的是庞季云替胡乔木起草的。庞季云还编过中宣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担任过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使他名震全国的是他与理论处长于光远合著的《政治常识读本》，被列为中学课本。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没有不读这本书的。
20世纪50年代江青任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很少来上班。庞季云还要兼顾一下电影处的工作。据传，他在反右中对电影界的几株“大毒草”，反击不力。1958年2月他下放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58年春，筹建中国第一家社会科学院，华政、上财、复旦法律系，以及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经济、历史等几个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195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时，他任副院长兼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系副市长金仲华)。还兼管过上海市电影局的工作。
一手拿镰，一手捏笔
社科院成立不久，适逢“三秋”。学生参加“三秋”劳动已成惯例。谁来带队呢？当时几位熟悉学生的院领导脱不开身，跟学生不熟的庞院长就成了上海社科院赴马陆公社三秋劳动的大队长。当时，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参加大队部宣传组工作，具体分工就是编油印的《丰收报》。
在马陆驻下以后，他与当地干部见过面，便拿着镰刀出去了。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刚认识庞院长才一天，便冒冒失失地去请手里还拿镰刀的庞院长，为《丰收报》写发刊词。他马上答应，放下镰刀便写，不一会就写好了，亲手交给我，说：“交卷！你们看行不行？不行就帮我改一改。”我听了无地自容。天哪！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三的学生，怎么能改院长的文章。他见我发窘，又补充一句：“天下没有不可改的文章！”庞院长这番话，对于我克服骄傲自满起了很大作用。庞院长这番话，也让我终生受用。直到现在我每次把文章交编辑时，都要说一句：“请你再帮我修改修改。”
在“三秋”的半个月当中，庞院长天天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满腹的故事，他有说不完的笑话。有次吃饭，他同我们开玩笑，说：“陈云很赞成刘伯承的战略，叫做‘嘴里嚼着一块肉，筷子夹着一块肉，眼睛盯着一块肉’。刘伯承把吃饭用到军事，你们是把军事又还原到吃饭。” 庞院长待人热情，对社员，对公社干部，对同学，对老师总是有说有笑。在马陆，市学联主席傅杰(就是几年前还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傅杰)来马陆了解学生三秋情况。傅杰当时也不过23岁。庞院长热情接待，谈了很久。
毛选怎么会少一篇？
1960年3月，为了迎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上海社科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起初称“毛主席著作学习室”，由庞院长任主任。他每天来学习室上班。很多领导提出称“研究室”，因为他对“学习室”三字有特殊感情，他坚持主张取名“学习室”，再加上他的低调，不同意用“研究室”，拖了一段时间才改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学习室初成立时，谁也不知道毛选四卷的内容。庞院长就吩咐我们自编《毛泽东同志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同时查阅背景，讨论意义，准备写笔记、体会。大约是1960年6月，聂荣臻到上海，带来一份四卷的目录。庞院长要我对比一下，我发现我们自编的比聂帅手里的缺少二十来篇。到9月初，庞院长拿到了一本四卷样书，全室如获至宝。当时还属密件，书不能离室。19个人只好24小时轮流学习。住在校外的、有家的同志白天看，我们住机关的单身汉夜里学。我发现：样书的目录比聂帅的目录少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不解地问庞院长“为什么”。庞院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政治阅历极为丰富，对人间的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彻。他马上答复我：“这说明对有关的人现在不需要再骂他。”我猜出了几分。
1960年10月1日毛选第四卷公开发行。不久，庞季云同上海几位大笔杆子一样，发了一篇很长的学习体会文章。
张锡媛是谁？
学习室初建时，设在瑞金花园，也就是今天瑞金宾馆靠近复兴中路的那一片。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称其“励志社”，那是建国前的叫法，解放后改名瑞金花园。瑞金花园里有三幢别墅，是上海解放后陈(毅)、饶(漱石)、谭(震林)三人的办公室。在三幢别墅中间夹着两套小平房，可能是后来盖的。其中有一套平房是我们的乒乓球室。庞院长很喜欢跟我们对打乒乓球。我们把他打败了，他就认输。乒乓球室里有两个比骨灰盒大、比棺材小的两只骨灰盒，一为苏兆徵，一为张锡媛。苏兆徵是谁？人人知道。张锡媛是谁？没人知道。问了好几位党史教师，都不知道。我突发奇想：既然把张锡媛与苏兆徵放一起，张锡媛莫非是苏兆徵的夫人？说给庞院长听，庞院长批评道：“不能瞎猜！”看得出，庞院长知道张锡媛是什么人，可是他不说，我们也不便问。
1960年上海在继续批判华东师大名教授李平心的“唯生产力论”。庞院长是经济学家，自然承担批“唯生产力论”的任务。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总是派我们去听，他自己不去。他似乎有点不情愿批李。在一切听党的话的年月，我们不敢往那里去想。为了搞清“唯生产力论”，有一次他叫我到旧书店“淘”波格丹诺夫的书。浩如烟海，不大好淘，我东翻西找，找了一整天，“淘”到了。不仅为庞院长“淘”到了波格丹诺夫的书，而且还“淘”了一本没有作者、没有版权页的《辩证法唯物论》一书。我断定是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就自己买了下来。晚上拿给庞院长看，他连连夸了我好几句，接着他就同我谈起家常。我乘兴向他讨教：“张锡媛是谁？”他沉思了片刻，说：“你不要外传。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他的答案澄清了我的胡思乱想，我高兴极了。
练笔与练兵
不论是称学习室的时候，还是称研究室的时候，庞院长都把我们的学习放在首位。他请哲学家冯契、经济学家王亚南、漆琪生、萧林、文学史专家郭绍虞、农学家杨谷方、美学专家蒋孔阳、史学家周予同、大秀才陆灏、蒋文杰、沈竹等，从多学科来教育我们。他说他自己的古文不好，要我们补上古文这一课。他先后请了三位古文老师，根据他们所长，分别给我们讲《论语》、《古文观止》和古代名著。
庞院长提倡边学边写，鼓励我们练笔。有一天，他问我的毕业论文情况。我拿给他看。几天后，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我加了一句，送出去了。也许将来编辑划掉的就是我加的那一句。”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也没问他送到什么编辑部。接着，我们就去南汇航头夏收夏种。中午吃饭时，一位同事很高兴地告诉我，当天(1960年6月10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学术月刊》目录，上面有我的文章。我以为是重名，看了题目才敢相信。庞院长扶植后学真是披肝沥胆啊！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写了篇《界限篇》，是从哲学上讲“度”的。庞院长主动转给了哲学家冯契教授审阅，请冯教授指导。冯教授同我谈了一个半小时，指导得十分具体。谈好后，冯契的学术秘书陆世友送我出来时，说：“冯老师编书，这几天是写一章，上送一张，忙得不得了，能给你谈一个多小时，我想不到。这全靠庞院长的面子。”
还有一次，庞院长请市委办公厅的大笔杆子吴云溥在荣家花园单独同我作了一次无主题谈话，海阔天空，说到哪里就给我指教到那里。他用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说，是“德彪西的无标题音乐”。我不解他找我的意图，后来才知道是考察、是个别辅导，是庞院长实施的易师而教。
庞院长教我们练笔，他自己的笔头也很勤。他在写《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时候，仍不忘写短文。他和杨永植在学习室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完全一致，主张扛冲锋枪，做轻骑兵，写短文，以小胜大，主张一针见血，针针见血。有一天，庞院长在《人民日报》上发了篇文章。与他同辈的杨海天同志见了，跟他开玩笑，说：“大作拜读……”他立即说：“我怕老是写书，不写文章，笔头发涩。”我在旁边听了，大为不解：什么叫笔头发涩呢？很久以后，方才领略一二。
庞院长对我们是一手抓“练笔”，一手抓“练兵”。他提倡我们下去锻炼，下农村，下工厂，下里弄，还有的跟随市委领导出差。他把这叫“顶天立地”。他说：“下去要沉到底，不要做葫芦，揿一揿，下去了，一不揿，又浮上来了。”他自己经常下去。现在都说小城镇如何如何，殊不知，庞季云早在1962年就把小城镇视为大问题、大桥梁。他与陈冰(当时任嘉兴地委书记，80年代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商量研究小城镇。庞院长带队调查了嘉兴平湖小镇。随后在《解放日报》上发了一整版的长文，就提出小城镇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
正因为他注重调查，所以他最善于找到理论与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讲话，人家要听；写文章，读者爱看。1964年夏，宝山县委书记刘龙江请他给全县几百名干部做报告。干部听得津津有味，说庞季云是：“要理论有很高的理论，要实际有很深的实际。这样的理论家人民最欢迎。”
1962年庞季云调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任副主任。主任由华东局副秘书长任质斌兼任。两年后，调任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主任。1964年病逝。
我们都很思念他，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