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10月4日傍晚夏征农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来，说：“夏老11点16分......”从钦秘书不同往常的语气中我意识到了不祥，心向下沉，气接不上来，连“11点”后面的“16分”， 我都没听清楚。当夜，迟迟没有入睡，早上三点多醒来。四十多年前，在夏老领导下工作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涌现出来。用什么来概括夏老的一生呢？我觉得很难。 想着想着，忽然间一位“民主老人”的高大形象出现在眼前。夏老做报告倡导民主，著书论述民主；夏老因著民主书而挨斗、罢官，夏老因写民主长文而辉煌，璀灿；夏老领导教育，主张民主办校；夏老领导理论界，大声疾呼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夏老领导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创作自由；夏老不仅有民主理论，而且更有民主作风。夏老在病中，每逢有大领导来看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党内民主。可以说：夏老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民主。他留给我们的遗言是：民主！

                          为民主做出牺牲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花了很大篇幅讲民主集中制。夏征农同志随后在山东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小册子。书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不少人拍案叫绝。可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来，大革文化的命开始了。夏老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可以说是华东局最大的文化人了。有位大人物致信华东局说夏征农在书中否定民主集中制，于是夏老就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有些人对他必欲除之而后快。6月9日就下文罢了夏老的部长职务，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接任。从此夏老就成了专政对象。我记得，在那年冬天，他穿着棉大衣，带着大口罩，艰难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由他儿子陪着接受批斗。在没人看见时，我同他打招呼，他会很高兴；在人少时我只同他儿子打招呼，不同他打招呼；有造反派头头在附近时，他父子俩会眼晴向下，故意不让我同他们打招呼，怕我受牵连。

                             夏老成了民主的牺性品

       为民主理出了一个“夏氏命题”

      “文革”结束后，夏老很快得到平反。这时他已年过古稀，可是他浑身是劲。他挥笔疾书，写了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长文。这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力作，立即为《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通发。胡耀邦称赞夏老的观点是一个正确的命题，被学者称作“夏氏命题”。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夏老同我谈了一次话。他气宇轩昂，妙语连珠，这次较多的是讲学术上的事。他激动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科学的繁荣，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学术事业。他认为，待人要宽容，待学人更应当宽容，待学人的学术观点更更应当宽容。在他的启发下，我讲了学术生态问题。他鼓励我抓紧写出来。后来我发表的学术生态学札记之一、之二、之三，怕他劳神，没有请他审阅，可是，主要观点应当说是源于他的那次谈话。后来，陆定一的儿子要我请夏老为他题词。夏老题的是：“百家争鸣”四个大字。我取他的墨宝时，他又同我强调了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为社会主义民主献身。他说：“怕什么？大不了再进牛棚！”他还引了一位老同志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狗还能叫两声，人还不能叫吗？”他又说：“当然，他这是说气话。”

      夏老离开了我们，回想起来我距离他倡导的献身精神还有十万八千里。

                          忠厚长者的民主作风

      几十年来，夏老在我们面前一直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们在他面前也就是个孩子，而且是长不大的孩子。记得我都快四十岁的时候，1978年夏，他要我向他说说在北京听方毅、李昌、于光远、吴江讲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今年二十几了？”我说：“夏老！你怎么只许你增寿，不许我们长大！”

      的确，“忠厚长者”是他民主作风的写照。1965年秋，他看我等写的文章没人要看。他不骂人，不训斥。他的做法是：着人借来了邹韬奋的《生活》杂志和刊有他文章的旧杂志，然后，把我们找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一边翻阅，一边听他讲解邹韬奋为什么写得好，以及夏老他自己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措词平和，亲切感人。他说：“文章、刊物要让人喜欢看，一定要抓住人心，要针对读者需要。”他说：像“长得丑怎么办”这类问题，没有人写，其实都可以写。丑有丑的苦闷，要解决他的苦闷，他就会看。不要以为这是小事，除了美的就是丑的。文章写好了，就有几亿人要看。最后他说：要贴近生活的焦点，贴进群众的心田。

      夏老一生坎坷，不用说，参与整他、参与造他反的人也不是一两个。夏老很能团结那些反对他反对错了的人。有人问夏老：一位曾在夏老“后院起火”的人能不能提拔？夏老爽快地说：可以！不仅是对“文革”中做错事的宽厚，对“文革”后做错事的他也宽厚。80年代有个文化团体不大团结。市委书记要夏老这位已离开市委书记岗位的人去抓，去当头。夏老第一次没答应，第二次答应了。在人事安排上，夏老没完全听一方意见，既安排了他这方面的人，也安排了另一方面人。这一方面的个别人很恼火，到处说夏老如何如何，还到北京去散布。夏老对此不放在心上，也不去解释。在这位同志逝世后，他夫人要夏老为他的书写序。夏老马上答应，说：“好哇！他在文化上做出很多贡献，我应该写。”旧账一概不提。

      夏老处处强调一个“民”字。有位中年同志请他题词，他写道：“近年得道不崇辱，平等待人民满意”。他还给一位比他小二十多的同志题的是、“泽及四民”。十多年前，北京有位领导同志请他题词，他写道：“和气待人，平等交友”。虽然没有“民”字，但是有个“和”字。和，就是对民要和。

      “民”字在夏老心中是大写的。正因为如此，夏老成为大写的人。

                                      《今参考》  200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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