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称夏征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说“久”，他逝世时105岁，入党82年。入党前的考验不说，单是这82年，能与之相比的人不会很多。说“考验”，他既经受过敌人严刑的考验，又经受过被自己人一再冤枉的考验，他既经受过“三起”的考验，也经受过“三落”的考验。我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目睹了他所经受的风风雨雨。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两天，他这位华东局宣传部长就成了斗争的“靶子”。借口是他在山东出版了《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一书。书中批评了一些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的表现。稍有良心的人都会认为这批评实在是切中时弊的。

      “帽子店”是如何给他上纲的呢？第一步，你批评缺乏民主就是反对党的组织路线。第二步，你反对党的组织路线就是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第三步，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反党。说实在的，在那个时候，被扣这种帽子的人北京等地也有，可是，被正式罢官的没有。只有夏征农，6月9日就宣布免职，由张春桥取而代之。夏老成为“文革”中全国正式罢官的第一人。张春桥得意地说：“我是三级所有。”意思是在中央、中央局、市委都有职务。

      怎么会“超音速”处理夏征农呢？张春桥在小范围讲是：因为夏反江青。不过，在“文革”之初，“反江青”的帽子是上不了台面的。那只有下工夫制造炮弹了。就是在 “反江青”是好事的今天来看，应该说夏老当时也没有反江青的动机。不过，如果说夏老瞧不起江青，有点“烦江青”那倒是确实有的。夏老爱京戏，江青要他抓京剧样板戏。他说：“我是华东局宣传部长，我得满足两亿人需要，只让他们看一个戏怎么行呢？”1965年秋，市委领导要夏老讨论姚文元的《评海罢》。他说：“写文章还保密，不正派！”他委托副部长去。1966年初，叶群培养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不识字，画图，背书。夏老说：“图腾！”就这些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可置疑的说法，在当时都成了他的反党言行。

      随后，他就进了“少教所”。他夫人曾华生病，不许他出来探病。垂危时，押送他来夫人身边。他扑在夫人身边，说：“我连累了你！”夏老进病房时，不许很久没见父亲的儿子进去看一眼父亲，怕他们父子俩“反革命串联”。当时那悲壮的情景，令在场的医务人员泣不成声，忘了“划清界限”。

      “四人帮”被粉碎后，夏老最先平反，在恢复党籍的手续还来不及办齐全的情况下，便出任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在复旦，他提出“讨论式教学”，提出“学生研究学生”。有人说学生是“迷茫的一代”，他不赞成。他认为学生是“充满希望的一代”。他亲手壮大学生社团，办学生刊物。三十年后来看，夏老的这些做法都是站在前沿的。

      更可贵的是，真理标准讨论时，上海有人提出“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夏老抓住真理，所向披糜，以大无畏的气概，明确提出要表态，大讨论，非介入不可。 他办学习班，并把讨论成果送到《文汇报》发表。《文汇报》马达、陈扬、刘庆泗共同承担责任，贸然刊出，在上海引起极大震动。

      随后，他又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长文，旗帜鲜明。长文很快为《人民日报》转载，很快受胡耀邦肯定、推荐，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命题。

      夏老对民主情有独钟，“理”有独钟。他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的学生，他在入党前就信仰共产主义。他认为封建主义是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他主张反封建要补课。“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夏老的八卷文集中是最亮的亮点。夏老离开了我们，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好的纪念是实践他说过千百次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一句话：“用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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