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吴云溥先生（1928～1999） 在上个世纪中叶是上海不太出名的大秀才。说他不出名，是因为那时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厅工作，从不用真名写文章，社会上知道那美文出自吴云溥 之手的不多。可是，在党政部门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当时，他年龄不大，水平不低。上边喜欢看他参与写的报告。有些部委写报告，也千方百计拉他去帮助修改。 那时的领导人做报告虽然都不照本宣科，拉个提纲就能讲半天，但是，许多市领导报告前喜欢让吴云溥帮助他们拉提纲。吴云溥在写作上最大的本事是才思敏捷，出手快，能吃透两头，能找到上下两头的结合点，能把理论、政策的敏感点同实践的难点统一起来。他善于学习，能吃透上头；他没半点架子，常深入工农兵，熟悉民情，吃透下头。文章既有引经据典，又有群众语言。因此，人称吴云溥为红秀才。他写的文字，学者读来不觉浅，百姓读来不认为深。他是十足的写作高手。

      可是，他的一生是：成在会写，苦在会写。

      我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大约是1960年冬，曾单独接受过他“海阔天空”的面试，应当讲，他是我的恩师。后来又知道，他是被我称作“孙叔叔”的好友，因此，他又是我的长辈。我有时称他“吴叔叔”。自70年代初，我与他有频繁接触，听他讲述从小道得来的“大道消息”，听他入木三分的形势分析。这里讲几段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红秀才”？“黑秀才”？

      “文革”之初，各地的矛头都是首先对着写手的。吴云溥这个上海滩上的大秀才自然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他的办公室被冲，他的家被冲。他遭辱骂，遭毒打，脖子挂上十几斤重的“黑秀才”大牌子。吴云溥平时是很旷达的，对妒忌他的人给他扣帽子，他能理解；对那些为了开脱自己而诿过于他的人，他也能理解；唯独对当年授意他写的人，也是他所崇敬的人，倒打他一耙，他不理解。吴云溥对那人的授意并不以为错，可那人却自以为是罪，并且嫁祸于他的头上，他不理解，他受不 了。这也表明他还是涉世不深，对大千世界的复杂性没有看穿。吴云溥十几岁从安徽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歙县到上海一家药房里当学徒，很快被地下党看中，思想渐 渐赤化。没几天，上海解放，他自学成才，成了笔杆子。他根正苗红，“文革”爆发时，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沦为牛鬼蛇神。在他经受不了这些屈辱时，豪放的他，也曾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1969年 初，毛泽东“给出路”的文件下达后，市直机关为吴云溥落实了政策。分析了他的一百篇文章，结论是：只有极个别篇章是“毒草”，有一少部分有“严重错误”， 大部分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认为他有干劲，只是在错误路线之下犯了错误，认为他既不是“红秀才”，也不是“黑秀才”。《支部生活》还把吴云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报道。给吴云溥出路，吴云溥是很高兴的。

                         两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命运

      给吴云溥出路，是要让吴云溥出活。

      60年代初，华东局集中华东地区的理论家在上海编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材，分配吴云溥的是，与姚耐、庞季云、蒋学模、雍文远等人一起编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他“黑秀才”的罪状之一。“文革”中，“四人帮”在否定了“文革”前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后，也要抓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非红非黑的吴云溥又被起用。

      起用并不重用。他毕竟有个“旧市委”的黑锅背着。很多传达别人能听，他不能听；很多文件别人能看，他不能看。他这般处境，凭他的聪明劲儿，一眼就看了出来，人家是只利用他的文笔，防范他的观点。这段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因为他三天两头到武康大楼我孙叔叔家去。我深知他是白天夹着尾巴做人，像条虫；晚上在我孙叔叔家，像条龙，激昂慷慨地议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议论“四人帮”可能垮台的迹象与必然。咳！不幸被他们言中了，教材还没编好，“四人帮”垮台了。吴云溥欣喜若狂，与蒋文杰、林炳秋他们几个人在我孙叔叔家里，以茶代酒，庆贺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熟悉吴云溥的老领导重新回到了市领导的岗位。秀才人人喜欢，市委宣传部要他，市委办公厅还想抢他。

      哪知正在招抢的时候，有人抓住书稿中的错误观点，指他为“四人帮”的黑班底——市革会写作组的黑秀才。他又被人“舍”了。

      应当讲，书稿中的错误观点是不少的，“文革”中的流行语比比皆是。可是，在那般红色恐怖中，那些流行语他不想写也得写呀！他承认有错误观点，但他不承认是 “黑班底”。他根本不是写作组成员。别说他不是，连他的小头儿也不是，他能算黑班底吗？他是写作组外围的外围。清查中的做法尽管残存有左的成分，但左的成 分有个递减率。好在时间不长，大约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吴秀才就被认为“是在错误路线之下写过错误文章”，解脱了！

                           跟着走与没跟着走

      就在吴云溥可用之时，有位大领导要把他带到某省任要职。这在当时，可谓领导的信任、阶级重托，不用说，也是他个人的光荣。可是，吴秀才想：大领导是全国粮票，小领导是食堂粮票。大领导一走，他就回不了上海了。女儿还小，家里还需要照顾。他如实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可是，领导不这么看，认为他是瞧不起领导，不肯跟领导走，不愿帮领导的忙。领导大为恼火，给有关方面丢下一句话：吴“文革”中有问题。

      问题嘛！都翻箱倒柜查了多少遍了。人事安排多少也还得从实际出发才是。然而，领导的话也不能一点不听。这就看和稀泥的本事了：官升一级不提了，官复原职也难了。不过，总还得大秀才事情做。这一次的波动促使上海滩上的才子——吴云溥同志大彻大悟，促使上海滩上的才子——吴云溥同志学会了行藏用舍。他远离官场，走入文场。

      用之则行，行必有果。吴云溥先生着手创办《上海滩》，他披肝沥胆办《上海滩》。才子终究是才子，生龙活虎的吴云溥先生出手不凡，果然办把《上海滩》办得有声有色，作者云集，读者遍布上海滩，有的文章还在黄浦江上卷起了巨浪。

      可惜他过早地驾鹤西去。十年前，他舍《上海滩》而去，令人惋惜不已：假若没有那些折腾，吴秀才会写出多少佳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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