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社会问题“儿子英雄‘爹’好汉”吗？
“文革”中有个口号不知害了多少人，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人的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即使面孔酷似的父子，也会因所处的年代不同，经历不同，而思想、观点两样。或许有时有交叉感染，但也不会绝对一样，更不至于达到“混蛋”的地步。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然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人可能很少很少了。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不过，现在却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儿子英雄爹好汉”。此类事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而且也突出表现在传记类出版物中。老子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贡献有是有的，但并不杰出，只因儿子有权、 有钱，便一本又一本地出版“小传”、“大传”、“别传”、“外传”，一本比一本高大，一种比一种卓越。与此相对照，那些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贡献明鲜比其老子大的，却因其没权、没钱，因其不张扬、不炫耀，老子的传记便出不来，或者是出得少。
多与少还仅仅是个量的差别问题，可怕的是，有权、有钱的儿子还有条件请来一帮秀才舞文弄墨，把死的说成活的，把低的说成高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就有点太那个了。历史是过去的事。今人有权利对它臧否，但是，今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利阉割历史。谁都可以对历史文献进行剖析，可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抹掉历史文献的一个标点符号。标点廿四史，不用说，是加了数不胜数的标点，有利于阅读，可是，必须说明这是后人加的标点，不是原有的，而且还必须允许别人，必须鼓励后人对你所标点的发表意见。比如孟子有句名言，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如果把它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它就是搞愚民政策。你如果把它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那它就是：百姓说“可”，就干；百姓说“不可”，也要让百姓知道。这就是尊重民意，而不是愚弄民众了。究竟如何是好？这要用孟子的其它言论来印证，要从孟子一系列的观点中，联系起来判断应该如何标点才是。
这只不过是标点，如今有些传记中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说得重一点，简直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动不动就是“第一”，开口闭口是“最早”，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是“第一”了，人家那“‘超’第一”往哪里摆？你是“最早”了，人家比你更早的还记载不记载？对所谓“第一”、“最早”还是容易鉴别的，难的是对 “坚决”、“坚持”、“坚信”一类的褒奖就难量化了。比如，1967年上旬上海32个造反组织发表的有关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据说，当时到会讨论起草的不止32个，有的到了以后，一听是反对经济风，反对乱提款、反对花钱买政治信任，气得跑掉了。在32个造反组织中既有很坚决的，也有半坚决的，到会的领导人既有嗓门响的，也有吞吞吐吐的，心里摸不透毛泽东主席是支持还是反对。连当时正在走红的张春桥也对此事持观望态度，在电话里说什么“毛主席刚批(指批示赞成)了你们一个，你们马上又来一个，主席还会再批(指批示赞成)吗？”孰料毛主席对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充分肯定。于是，领导人说《紧急通告》是他主持起草的，张春桥声称《紧急通告》是在他关心下起草的，那32个组织更是个个积极参加《紧急通告》起草的。不积极的也积极了，这固然是好事，可多少有点政治投机。当事人把自已的“坚决”从七分提到十分。四十年后看这通告，也是能站住脚的。于是，有一部分参与者的子女在找人美化他老子时，又把“十分”写成了“十二分”，愈来愈离谱。难怪有老人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眼不见为净，谁叫我亲眼目睹的！不是亲眼目睹，我看了那些歪曲史实的书刊也就不生气了……”
“儿子英雄爹好汉”，看起来无伤大雅。可是，在人生道路上，谁能不碰到坑坑洼洼。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必然会导致“儿子出事爹混蛋”的下场。逻辑学严肃地告诉我们：有了前一个“＝”号，一定会推导出后一个“＝”号。那麻烦可就大了。卡尔·马克思说过多次：历史不会重演，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咱得记住啊！
《世纪》 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