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世博会是个地球村。来上海世博会的七千万人当中，几乎个个都是一个或数个社会组织的成员。地球村上的人往来，最普遍、最流行的身份是社会组织。它不代表政府，不必经议会通过就可以表态。它甚至连自己所在的社会组织也不代表，它只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以会员或社会组织身份交往，有时可以没大没小， 没深没浅，而且容易有共同语言，不至于“对牛弹琴”，不至于话不投机，也不怕话不投机。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对接，有助于全球性的互联、互动。在开放当中， 社会组织是与国际接轨的宽轨，不是窄轨，是“不戴乌纱帽的先行官”。

      面对世博会这个地球村里的社会组织如此发达的现实，上海如何与之相适应呢？

      第一，要扩大社会组织与人口的比例。不少国家人口与社会组织数的比例为140:1，当然也有200人拥有1个社会组织的国家。即使退一步按照这个比例，在两千万上海人当中应当有10万个社会组织。可上海实际只有八千多个社会组织。上海的这个“八千多”，在省市的范围比是先进的，拿到国际上比则是落后的了。也许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宜这样机械地计算，但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太少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政府腾出空间。中国的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主要是因为应该由社会组织做的事被政府做去了。换句话说，是政府越位、错位了。因此，政府不转变职能，社会组织就不能发展。政府应当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社会组织才能进去。政府应当变直接政府为间接政府。只有在很多方面变成间接政府了，社会组织才能在“间接”这个空间里存在、成长。“间接”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才需要中介，中转，社会组织才能成为绿色通道。“间接”了，政府才有廉政。

      第三，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应当变定向为不定向。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一着，也是政府扶持社会组织的力点。可是，如今有些政府购买服务的做法，没有体现社会组织的法人平等。常常是不从社会组织的实际服务水平出发，而是纯粹从关系的疏密考虑，定向地购买服务。这有点像“指令性”经济，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应公正地对待社会组织，变定向购买服务为不定向购买服务。

      第四，在组织上要实行政社分开。过去政社那种“一而二，二而一”的组织形式，为政府越俎代庖大开方之门。近来有的地方提出“三分离”：机构分离、财务分离、任职分离，这是有益的尝试。“分”的结果，社会组织的自立、自力带来了自身的身强力壮。作为政府的助手、伙伴的社会组织身强力壮了，政府才有可能从不该管的领域里腾出手来管制度、管政策、管大事。政府强在了刀刃上，才是真正的强政府。因此，这种政社分离的“分”，是最有力、最实在的“合”。

      第五，在管理与扶持的关系上，尽可能往扶持上倾斜。政府对社会组织，一要管理，二要扶持。对组织严密的政府官员都要管理，对松散的社会组织还不需要管理吗？问题是在中国，政府是壮年，社会组织是少年。对少年更多的应当是关怀、扶持。就是要管也要以法来管，按章程来制约，实行柔性操作，避免主观随意性。管理不是设卡，管理是为了扶持。扶持要真心实意扶持，全方位扶持。前面讲中国社会组织数量少，孰不知现在在基层活跃着大量不是社会组织的社会组织，在他们身上洋溢着极为高涨的热情，只要我们在吸收他们的手续上能变审批制为登记制，社会组织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篷勃发展。

      第六，社会组织要自立自治自强。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良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也是大问题。非行政组织行政化，非赢利组织赢利化，还有些社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严重地扭曲了社会组织的形象。政府愈是放手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愈是要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愈是要学会办实事，办大事。

      社会组织的质和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人称社会组织为“第三部门”，是很恰当的。“第三部门”既不要凌驾于第一部门之上，也不要把自已贬为“臭老九”。社会组织要找准位置，选准角度，大显身手，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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