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尽了点理论责任
作为参政党的一员，一定要积极参政。可是，各个参政党成员的情况不一样，有的适宜于参与政治支配、政治管理、政治领导等活动，而我在这方面是弱者。我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自1986年秋参加民进以后，主要是从理论上为党派、为国家尽点绵薄之力。二十多年来我撰写的议政文字至少有一百万字。
不过，从理论上作贡献有个局限性：理论的特点是要有鲜明性、彻底性，可这两个特点同政治工作要讲政治策略，必要时还要讲政治妥协是有矛盾的。所好的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统战系统的干部大多具有尊重差异的素质和包容多样的胸怀。因此，他们对于我在统战系统里讲敏感问题、讲尖锐的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生态环境。长期以来，统战系统不仅允许我大胆讲参政理论，而且还给我提供了活动的政治舞台。我是第一届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 第二届的常务理事。我现在还是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对我的统战成果，各级统战部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很高的奖励。
回想起来，自入民进、进政协以来，我大致做了以下六件事。
著文提倡政治文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两个文明”，很受欢迎。当时把“政治”包括在“精神”里面，这不是不可以的。可是，从后来的实际状况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我认为应当鲜明的加进“政治文明”，从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整体推进。有一阵子，有人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我深感不安，于1991年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社会稳定的辩证法》一文，强调政治的正义性，强调从政治透明走向政治文明。能公开发文章我就公开发文章，不能公开发文章我就在内部发言。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很赞成我这样做。他对我说：“年年的简报(指全国政协)都提‘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好像只有你。”我说：“实际上这是很多人的看法。”我还尽可能地把政治文明细化，写了《要讲“官德”》，写了《廉政十法》，为几十家报刊转载。
著文提倡充分利用政治资源。中国是政治资源比物质资源更为丰富的国家。代表绝大多数利益的政党、政府，其政治资源一定是充沛的。可是，我们政治活动的政治成本太大，在政治资源上的浪费比在物质资源上的浪费更严重。我看了心痛，便提笔写了《政治资源的配置问题》。1999年10月在《长江日报》连载后，为许多报刊转载，并获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二等奖(记不清了，也可能是一等奖)。后来，我又发现在提倡“讲政治”时，有人把政治讲偏了。我发表了《如何讲政治》、《社会发展与统一战线》等作品，提出“要用改革的眼光讲政治”，主张用活、用足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
著文提倡理顺阶层结构。中国曾有大块文章批判中产阶级。我看了发楞，发呆，惊诧莫名。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如果是橄榄形的，意味着很富的少，很穷的也少，社会容易平稳、和谐。反之，如果是两头大、中间小，富人占的财富多，穷人占的人口多，社会则不稳。还有人在批中产阶级的同时，又否认“弱势群体”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不利于理顺阶层结构的。可是，要单刀直入地批评这些错误观点很难。我便躲在邓小平后边“放炮”。我拉着邓小平反对两极分化的大旗，写了《邓小平是怎样批判两极分化的》等十多篇文章，肯定中产阶级的作用，主张关心弱势群体。还写了篇《有没有弱势群体的争论可以休矣》。
著文提倡把统战领域扩大到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一个国家里面与政府、市场相平行的第三部门。中国的社会组织正在不断壮大。面对这种新形势，我牵头承担了一个“社会组织与统一战线”的课题。在上海统战理论研究会的指导下，我们课题组提出了“统战工作的一半在社团”的新命题，建议统战系统要长袖善舞，受到好评。虽然也在人不赞同这个看法，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占多数。后来课题报告荣获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一等奖。
著文阐述统战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后，作为社会学教授的我倍感欣喜。我夜以继日地写了《政协运用社会协商为和谐社会服务》、《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的十个关系》等文章。此外还就和谐社会出版了《和谐社会笔记》和《和谐社会散议》两本书，共48万字。
著文提倡改进统战工作方法。我是统战对象，不是统战系统的干部。可是，统战的工作方法同我休戚相关。我可以用第三只眼晴看统战的工作方法的优劣。我认为尚无从被统战角度谈统战工作方法的的文章。我向上海统战部研究室提出我要写一篇改进统战工作方法的文章。他们马上同意。于是，我花了很大精力理出了《统战工作方法三十条》，包括怎样谈心、怎样交朋友、怎样做报告，怎样搞调查，我都提到了。讲出来的是方法，实际上还涉及到素质和作风。我自鸣得意。可是，几年过去了，文章在政治生活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至今还有点纳闷。我打算听取意见，结合新形势，再进一步加工修改。
前人说：“理论之树常青。”中国的统战理论之树在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