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尽奇峰打草稿

——记邓伟志学术人生十部曲

作者: 刘　润

“虽重千斤无怯色，笑容满面敢担当”

　　“写文章，一定要接地气，深入细致地搞调查。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进行筛选、推敲，再提出自己的想法、论点，这样才会有的放矢，写出好的文章。写文章要像画家一样，搜尽奇峰打草稿，只有奇峰你都去过了，或者你都看到了，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出奇。我一生写文章，主要靠的是十部曲……” ——邓伟志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教授邓伟志著作等身。上海大学出版社经过搜集、整理、出版了《邓伟志全集》，全集包括文化卷、社会学卷、家庭社会学卷、妇女学卷等洋洋洒洒计22卷，1000余万字,堪称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不仅记录了邓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勾勒了一幅生动的画卷。邓伟志先生的文章有着不小的影响。他根据社会学的原理，孜孜不倦地撰文提倡社会改革，为社会和谐出谋划策，大声疾呼调整社会结构，完善社会规范，为社会所认可。

　　算起来我们已经交往了三十多年，笔者一直关注他的研究，追踪他的足迹。近来，笔者又有一次机会和邓先生长谈。谈及写文章，他毫不隐瞒地说：“写文章，一定要接地气，深入细致地搞调查。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进行筛选、推敲，再提出自己的想法、论点，这样才会有的放矢，写出好的文章。写文章要像画家一样，搜尽奇峰打草稿，只有奇峰你都去过了，或者你都看到了，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出奇。我一生写文章，主要靠的是十部曲……”

写作讲求十部曲

　　邓伟志先生所说的十部曲，是哪十部曲呢？读书、求教、调查、放眼、思考、看穿、写作、传播、担当，从零开始。反复研究、思考他说的这十部曲，笔者觉得他的写作，实际上是贯穿了三个步骤，即学习、实践、责任。邓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无不浸透了这三个步骤，所以他的文章看似平凡，却立意奇特，经得起推敲，产生巨大的反响，誉满社会，国外学者也很注目，与之探讨，称他为“中国文章大家”。

　　邓伟志先生的十部曲首先是学习。学习除了从课堂上获得知识之外，最主要是广览群书，无论古今中外，热门，冷僻，他都有涉猎。他笑言，书香不怕巷子窄。为了深读《资本论》，他曾追寻到出版第一版的地方再读《资本论》，浮想联翩。他体会：读书是为了汲取书中精华，去芜杂陈，并广征博引，为自己著书立论打下有力基础。

除了书本之外，他还求教四方，这也是学习，邓伟志称这是活的学习方法。为此，他曾求教于著名的社会学家雷洁琼：“问道高贤意态瞰，教人轻便入乾坤。”也曾到经济学家于光远家中登门求教，还曾到文学家冰心寓所求教，也曾向老领导夏征农求教……他至今感晤，求教这些能者、大家，“一言可省百卷时”。这时，邓伟志讲述了他向于光远学习的故事。邓伟志有感地说：我的中年，从“不惑之年”到“知天命之年”，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度过的。十年大百科是我同一流学者联系最为频繁的十年，也是学科意识不断增强的十年。去大百科是我主动提出的，到大百科后，组织上调我去北京大百科总社工作，大百科总编委副主任于光远要我去他身边工作，帮他编编写写，并要我和他一起住在史家胡同东头8号，并一起吃饭。对于同于光远一起吃饭，我是喜忧参半：他利用吃饭时间给我讲亲历亲闻的有趣故事，我很爱听，他利用吃饭时间问我编写的情况，我又很紧张，回答错了，即使他不批评，我也难为情……大百科的十年，是我增长知识的十年。

　　“调查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为了调查，他曾深入波兰海拔负135米的矿坑。邓伟志回忆说，其实他下沉不止负135米，还要深得多，但那里无法拍照。为了调查，1961年春，在刘瑞龙带领下，他到江苏山歌之乡白茆与民歌王邹振眉一席长谈，了解了民歌的特性。上世纪70年代，坚信学问来自民间的邓伟志还是一个小伙子，也感慨当年去西南边陲调查可艰苦了，走过“猴子路”,爬险滩，过激流，走铁索桥，披荆斩棘，攀登荒山野岭。就是那一次，马失前蹄，他从马头上一个跟头滚向了百米悬崖，万幸滚了七八米有一棵树挡住了他。在调查中，他乐于与少数民族交流，甘于为少数民族效力。他们一行三人在哀牢山中倾听苦聪人唱歌：“我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我们没有穿过一件衣，天上阴森森，地下湿淋淋……”个个流下热泪。回到上海，三人合写了十余篇文章，受到中央民委称赞。邓伟志说：“古人讲，文章本天成。这天、这地，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2015年春，邓伟志又写了八千字的《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印发给有关会议代表参阅。

行文要知难而进

　　邓伟志的第二个步骤是实践。实践不是一蹴而成的，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前进。他觉得构思文章，首先要放开眼界，从各个方面推敲。为了更有力地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他曾到1945年波兹坦协议的签署地去查阅《波兹坦公告》；为了整理头绪，他曾到怪石嶙峋的海滩上静静思考。他说写文章也像画山水，石看三面，前后左右都要看。看透了，才能写出“力透纸背”的文章。文章才有力度，深度和高度。

　　“既要掌握矛，又要掌握盾，用矛盾相交，在消长之中求发展。”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人间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苍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邓伟志直言不讳：“没有矛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有矛盾还要什么学术研究？但要坚信‘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行文要知难而进，是要迎着矛盾而上，这样的文章才不是空中楼阁，才不是无病呻吟。至于说文章能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尽力而为，要由实践检验，要由读者评论。人民群众才是最高评委。”

　　邓伟志写文章只要灵感所至，他不问时间，不问地点，不讲条件，不计环境，即刻就写。他曾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写，他曾在匆匆行驶的巴士上写，他曾在地中海畔的突尼斯、古罗马的废墟上站着写……他的一篇篇文章就是这样挤时间写就的。邓伟志说过，我是用别人打麻将、跳舞、唱卡拉OK的时间写文章。

要对文章有担当

　　文章写好了，最后是责任，也就是说要对文章负责，要对文章有担当。

　　文章是传播思想的，文章是递送信息的，任何文章，一旦写好后，就应该传播，否则，压在箱底，不见天日，孤芳自赏，则一事无成，也变得没意义。邓伟志先生的文章一经完成后，就寻找传播载体，要么在报纸发表，要么经杂志刊登。在多媒体的时代，传播文章的载体就更多了，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播演，座谈会、政协会可以发言纪要，总之，传播的方法各种各样，传播的效果各不相同。为的就是引起大家注意，引起反响。

　　当然，文章发表了，会引起反响，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有的甚至是激烈的反对。邓伟志真诚地回应，这不怕，问题是自己要有担当，对别人的意见首先是要虚心对待，谦虚接受，作为自己的动力，在后一篇文章修正。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正确的，那就坚持，不苟同，不做应声虫，即使有点难堪，也没什么可怕！这是科学史向我们下达的命令。“想想伽里略，在困境中就会乐又乐。”

　　他告诉笔者，1983年发表的“家庭淡化问题”，1984年发表的“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1985年发表的“淡化当官心理”均在报纸、杂志上引起争论，他还因此被媒体称为“邓氏三论”“思想界的男子汉”。1983年提出的妇女学这个选题，为国中学人第一位，也引起过争论。1986年在《社会科学》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样化问题》后，也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年余。

　　“越是争论我越起劲。”仅仅在1986年这一年他就发表了十来篇讲理论研究的文章，如：《理论上要有突破》（《文汇报》1986年5月4日）、《首要的是个“百”字》（《文汇报》1986年5月25）、《庆贺观念的‘短命’》（《青年一代》1986年6期）、《提高理论勇气加强理论建设》（《理论探讨》1986年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突破”》（《人民日报》1986年3月21日）、《批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文汇报》1986年4月 2日）、《学术生态学札记》之一、二、三（《解放日报》1986年4月9日、4月30日、5月21日）。在这些文章中，邓伟志提出“强化宽松”，强调“既给流行的观点以生的权利，也给被人视为‘异端’的观点以生的权利”。他不赞成以旧“尺度”来衡量新理论。后来，邓伟志又利用在上海市政协开会的机会，讲《理论的使命在解放，理论亟待着解放》。

　　邓伟志打趣说：蝨多不痒，我皮厚，不怕争论，也不怕批评，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在谈到不怕争议时，邓伟志谈了一段轶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突破”》一文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舆论强烈反响，国内更是有人说他的文章是“中南海的笔杆子”，说他的文章这么“出格”，一定有来头、有靠山，甚至还有人乱猜说“邓伟志是某人的儿子”。看了这般误解，邓伟志觉得他必须站出来澄清，立即致信香港一家杂志，并写出《我的爸爸》一文刊登在《新民晚报》上，说明他不是“某人”的儿子，他的文章离“中南海笔杆子”还有十万千里，他是普通人，是“乡下人”，没有背景，无后台，欢迎大家对文章有不同的看法，尽管“投鼠”而不必“忌器”。他公开地著文，说：“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是‘争议’。”

　　地球是圆的，你从地球上任何一点画一个360度的圆圈，必然又回到你圈的地点。邓伟志说这一点心得是他站在欧亚大陆的终点，也是大西洋的起点，看见 “0公里”的标志，得来的感触，学无止境。他说，人生的生活，特别是学术的人生，要不断地从零开始，切莫故步自封。他统计过六百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情况，相当多的人得奖后鲜有新成就。扣除年龄老化因素，仍然存在“奖后僵”的问题。做学问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进，一点一点地攀登，当你的一个项目完成了，或者是说，一篇文章完成了，一切都从零开始，马不停蹄地去迎接下一个目标。

邓伟志喜欢用一位劳模的话自勉：“小车不倒只管推。”

<<联合时报>> 2015.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