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改革时期的民族观

 

       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1）

       严志兰（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执政党的使命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方”都是以人为主体。人是各方的决定因素。而人无不是属于民族的。因此“协调各方”贵在协调好民族关系，也就是如《尚书·尧典》所讲的“协和万邦”。而要协调好民族关系首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民族观是协调民族关系的引领和支撑。

（一）  怎样看民族工作的地位？

——民族工作是关系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

中国有56个民族，是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之一。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多民族意味着有条件多角度互补，有可能全方位互动，有了多民族国家方有广阔的甩得开、收得拢的迴旋余地。多民族就是多智，多民族就是多姿多彩。君不见欧洲很多国家就因为都比较小而组成欧盟吗？可是欧盟所拥有的民族数量之和也并不比中国多什么。货币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现在欧洲许多欧元国家已经没有自己国家独立的货币了。他们宁可没有自己国家的货币也要争取一个多民族。这说明，多民族是何等重要！

中国的少数民族在1949年以前因贫困和缺医少药，人口呈下降趋势。1949年以来，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汉族。1949年以前中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族名中有个“犬猶”旁，是对少数民族的公然歧视。现在都把“犬猶”旁换成了“人”字旁，是对少数民族的人权的尊重。少数民族约有1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接近10%。横向看，少数民族固然都有聚居区，同时也遍布在全国各地，其中有29个民族分布在全国所有省、市、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市拥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分布的广泛性，表明了民族工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多多，不管是“五盛世说”，还是“六盛世说”，抑或是“十三盛世说”，都无不是因为国家统一，民族祥和才成为“盛世”的。这只要看一下中国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李世民墓前那一排排石人的不同服装，就可以明白唐代有多少民族集合在长安了。李世民对各民族"和亲"，各民族尊奉他为"天可汗"。史家在描述盛世时喜欢写为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个方面之前史家都少不了“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八个大字。 “统一”是多民族一条心，“稳定”也是因为多民族之间太平。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是由各民族共同开发的，祖国悠久的文明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建的。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每一个胜利都是多民族团结的胜利，每前进一步都会有少数民族的足迹。中共“一大”代表中有水族邓恩铭。土地革命中有壮族（当时不写作“壮”）韦拔群、蒙古族乌兰夫。红军长征路上有彝族小叶丹与刘伯承饮鸡血为盟。抗日战争中有满族的著名将军关向应，有八路军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石油命名的克拉玛依是新中国成立后西部第一个原油产量上千万吨的大油田；还有，壮族兄弟用他们的《刘三姐》，白族用他们的《五朵金花》为国家献出了文化奇葩。在今天的改革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齐飞的局面完全是我们56个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结果，完全是民族关系风调雨顺的产物。

因此，2014年9月底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确地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对于中国这样“多元一体”的格局，几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西方文人赞美过中华文化。在元朝当过官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狱中也不忘口述他推崇中国的《马可·波罗游记》。1700年，出任柏林科学院首任院长的莱布尼茨以希腊神话“金苹果”故事作为隐喻，说：“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哪个女神更美貌，那么他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注1）文化人不是霸权主义的头领，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态度是冷静的，评价是公允的。

 

（二）怎样看划分民族的要素？

——民族界定中的清晰与模糊

民族如何界定？说法不一。过去斯大林吃得开时，人们多用斯大林的“四要素说”。斯大林吃不开时，用英、法、德学者的说法比较多，其实都是大同小异，不能因人废言。近年，沿用斯大林的四要素说的学者又多起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 （注2）

不过，认真推敲起来，斯大林的说法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比如“共同语言”一说，无疑是神圣的要素，没有比这一条更过硬的了。不过也不尽然。现在世界上大约有2500种民族。试问：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呢？大约有五千种。那就是说，在同一个民族中可能会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显而易见，“共同”中有“不共同”。不完全“共同”也可以成为同一个民族。“大同”中包容有“小异”；有“小异”也并不妨碍“大同”。

退一步讲，就算一个民族用一种语言，那也不能忽视在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中都有大量外来语。有一种很好的饮料叫“咖啡”。可能是因为在埃塞俄比亚的卡发省（KAFFA）被发现的缘故，希腊语就把它称为“Kaweh”。现在，在一些外国民族的文字中，把“Kaweh”写作“coffee”。不管是“C”字打头的，还是“K”字打头的，都与“咖”同音；不管是包含有两个“f”、两个“e”的，还是包含有一个“f”、一个“e”的，都与“啡”同音。当然，还有阿拉伯文的“কফি”，无不是读作“咖啡”。还有中国的“茶”，那就更厉害了。几十年前，我曾读过一篇论文，可惜当时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写文章时想查又查不到了。文章大意是：世界各国对茶的写法不外乎两种读音，一种是类似俄语的“чай”，再一种是类似英语的“tea”。如果说有差别，无非是字母不同而已，如西语写作“te”，德语写作“tee”。读音出不了“qia”与“te”两类。而读音之所以有“qia”与“te”两类，原因不是在别的民族走了样，而是我们汉族南北有差异：北方的汉族人把“茶”读作“чай”，闽南的汉族人过去把“茶”读作“tea”。很多民族的语言中大部分是外来语，只有少部分系自己民族独有的。由此可见，民族语言问题也正如九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说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上面讲的是相隔千山万水的民族之间难舍难分。至于相邻的、相近的民族之间则更是命运相同、荣辱与共的。

我走访过四十来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尽管我没专门研究语言文字，但在我的印象中，好多民族在讲到“社会主义”时，都同汉语中的“社会主义”读音一模一样。这都说明，民族的界定一要看到标准的严格性，二要看到标准的模糊性。

斯大林的“共同地域”说，有精确、严格的一面，也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模糊的另一面，只能算大体上值得借鉴。一条河流应当是“共同地域”了吧！可是，在一条河的上游、下游，在一条河的两岸流域，生活着好几个民族。“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同是一家人，共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你我。还有，我去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山下住着“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山腰住着“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山顶住着“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山山皆北向，条条南流水。”三个民族的命运都系在同一座大山上。从中国一些民族自治县的名称上也可以知道所谓“共同地域”也只能是原则上的，比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仅凭他们一个县里有三、四个民族这一点，就能明显看出所谓“共同地域”说是相对的，不同民族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决定了民族之间必须团结。这仍然像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一中有多，多归于一。“一”因其有“多”而丰满；“多”因其能“一”而有序、坚挺。我国的56个民族也可以认为是同一个中华民族。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他早期的言论中就曾把“中国人”称为“一个民族”。他说：“中国人的本性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后来他又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民族之统一”（注3）。这就是当时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提法，把中国各族群称为“族”，合在一起称为“民族统一”。

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少数民族之间也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民族学者认为，苗、瑶、布衣三个民族在历史上也可能是一个民族。“布衣”的发音连在一起近乎“苗”。“苗”的发音延长一点，近乎“瑶”。谁都知道，中国北魏为拓跋鲜卑族所建，现在没有了鲜卑。可有人考证：鲜卑族并入过蒙古族，后来又并入滿族，也有人认为鲜卑族就是今天的“锡伯族”。

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民族，乃至于种族之间的融合在加速度发展。过去的“千里迢迢”正在变成“近在咫尺”。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正在成为“中华新邨”。中国人爱用“秦晋之好”来形容喜结良缘。其出处是位于陕西的秦国（秦族群）与位于山西的晋国（晋族群）之间的通婚，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友好。随着跨族、跨国婚姻的增多，如今1/4的本族血统，1/8的本族血统，“2”的“n”次方分之一的本族血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层出不穷。

由此可见，建立牢不可破的民族共同体是由民族的定义决定的，不同民族的分与合是界定民族诸要素的清晰与模糊的产物，民族之间彼此融合与互相尊重是界定民族的诸要素的起码要求。

         

（三）怎样看民族文化？

——互相尊重中的随俗与易俗

民族不论人口多寡，历史长短，不论风俗习惯有多大差异，都应当互相尊重。习近平在斐济同当地的美拉尼西亚人行“碰鼻礼”，既是美拉尼西亚人尊重中国领导人的表现，也是习近平尊重美拉尼西亚人风俗的表现。俞正声在新疆见到穆斯林把右手置于胸前，也是尊重穆斯林的礼节。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具有很强的共振效应。

民俗是一种历久弥坚的文化积淀。民俗说到底是文化。少数民族的风俗有很多值得今人效法的。比如蒙古族、东乡族等北方民族在用酒待客时，要用手指向上弹酒——敬天；向下弹酒——敬地；用酒在额头上画一槓——敬祖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符合东西方公认的敬畏大自然的“第四道德”。敬天，愿天更蓝；敬地，愿地更绿、水更清；敬祖宗，是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

再比如，我与同事过急流、走只有四根铁索的铁索桥，爬那种人不能走、只有猴子能爬的猴子路，到了拉祜族的支系苦聪人聚居处。看见当年的氏族长胸部有数不尽的烧伤疤。原因是：1955年以前他们还是磨擦取火。在雨天为了保护火种，是靠大家的肉体扑在火苗上来挡雨的。最接近火种的总是氏族长，烧伤最严重的总是氏族长。试问：他们头人这种身先士卒的品格，还不值得我们的官员学上几年吗？

我每一次与同事一起去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地方领导都会郑重地向我们宣布纪律，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冒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甚至跟我们说到这个地步：你们如果无意中做了与少数民族戒律相反的事情，你就会“有去无回”。比方说，你如果踩了傣族一个支系的小婆少（即小姑娘）的脚，就意味向她求爱。她如果拒绝你，那问题不大；如果她对你有意，你就非与她成婚不可，否则，绝对饶不了你。类似这种事在少数民族那里比比皆是。这就要求我们对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梳理，做具体分析：第一，哪些风俗习惯是合乎时代潮流，值得弘扬的？甚至是可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二，哪些风俗习惯是适合于一两个少数民族的时空，虽然不宜推而广之，但是，是可以保留的。第三，哪些风俗习惯属于陈规陋习，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亟待变革的。

中国绝大多数民族以“皓齿”、“玉齿”为美。可我在景颇族、布朗族，见他们以黑齿为美，还听他们唱过赞黑齿的民歌。黑齿的成因一是避暑，二是护齿。这些习俗在他们亚热带地区是可以保留的。如果别处的人不喜欢则另当别论。

风俗的多样性，要求我们一方面要“随俗”，另一方面还要“易俗”。易俗就是要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科学地生活。无论如何不要把移风易俗视为“大汉族主义”或者是随意说成为什么“主义”。事实上，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有陈规陋习。不仅如此，在各个民族中，除了有陈规陋习以外，近年来还孳生出“‘新’规陋习”。还有放着洋文明不学，专拣西方的不文明来吸纳的“‘洋’规陋习”。还有中不中、洋不洋的“‘土豪’规则陋习”。 例如，有不少大腕为了炫富，在子女结婚时要客人乘一二百辆奔驰车游街，这岂不是“超洋的‘土豪’规则陋习”吗？陋习是传染的。不认真易俗，陋习就会扩散。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前接受检验，迎接变革。

事实上，很多民族都在解放思想，移风易俗。有些年轻学子，在家乡可能在跳坡节、火把节、锣鼓节等实行节日群婚、婚前群婚、公房群婚，可是到了民族大学就严格遵守校规校纪，告别群婚。

几十年前，我在云南民族学院一位女性副教授的陪同下，到中缅边界的傣族开调查会。女教授是当年土司的女儿，换句话说是农奴主的女儿。参加调查会的多是当年的农奴及其后代，都跟女教授熟悉。因此，调查会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女教授翻译得十分流利。会开得差不多时，开会的几位女士笑得前仰后合，可女教授不译出他们为什么发笑。女教授也许意识到我对她不肯翻译有点遗憾。回到云南民族学院后，同为副教授的她丈夫跑来跟我解释：“那天调查会快结束时几位妇女提出要留你“过夜”。我爱人觉得这是他们民族的陋习，怕你因为这句话而瞧不起他们。她为了维系自己民族的尊严，所以就没有翻译。”我马上回答：“我为你们加速度地移风易俗表示高兴……”

中国曾一度为55个民族，1979年6月中国发布了第56个民族——基诺族。在基诺族定为独立民族不久，我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察团的随员，去了基诺族。大家想看到的是基诺人23家住在一间长约几十米的竹楼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紧赶慢赶，赶到时23家的竹楼已不见了，大多为一家一竹楼，只有一间住6家的不太长的长楼了。我们有遗憾，更有欣慰：为基诺人的易俗击掌。

易俗是必要的，但是易俗需要智慧，需要注意运用少数民族心悦诚服的方式、方法。中国有一个1962年定名的民族。恕我不写出他们的族名。这个民族有个风俗：在开镰收割前一定要杀掉一个大胡子的胖男人。他们一直认为，杀了这种人就丰收，不杀这种人就不能丰收。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不知有多少好心人劝他们改弦更张，他们从来不接受。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接见这个民族的头人。头人猜想毛泽东在谈话时，一定会提出开镰莫杀人的问题。头人也想好了对付毛泽东的计策。见面后不久，毛泽东果然问到了这个问题。头人说：“主席一定是希望我们丰收的。我们只有杀掉大胡子的胖男人，才能保丰收。”毛泽东紧接着又说：那是不是说杀掉一个更胖的、胡子更多的，就能取得更大丰收呢？头人说：“是这样。”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毛泽东：“哪里找更胖的呢？”毛泽东说：我建议你们紮一个，或者塑造一个更胖的男人杀掉，不就能取得更大丰收了吗？头人听了顿开茅塞，立即答应，从此以后就“紮呀么紮起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风俗习惯、价值观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之间要手拉手地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精神，民族工作干部要肩并肩提高工作能力。各民族都要以改革的精神来移风易俗，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增加文化认同度，努力响应并践行民族工作会议的号令：“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认同是提升，是同乐，是共筑富有文化含量的精神家園。物质是基础，而精神高于物质。崇高的精神可以转化为富足的物质，

（四）怎样看民族自治？

——在制度建设中坚持自治与法治

世界各国都有少数民族。各国在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分离制、联邦制和自治制三种。中国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现在中国有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自治区和30个自治州，和分布在一半以上省份的120个自治县(旗)，以及l200多个民族乡。尽管在这些地方可能还有相当多的汉族人，仍然以少数民族冠名。现在，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实行民族自治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为推行了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自治离不开法治。法治是自治的保障。欧洲有些国家的做法要合乎欧盟、国家和地方三级法律，不合乎哪一级的法规都是行不通的。 

在我们多民族的中国是两级。

首先要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任何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是我们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我们56个民族有义务把自己缔造的国家建设得更繁荣、更强大。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族自治是宪法赋予的，民族自治区也必须对赋予民族自治的宪法负责，不能离开宪法半步。

再就是要加强民族法律体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自治的大法，经过多次修正、日臻完善。在国家自治法指导下，黑龙江、湖南、安徽都相应地制定了民族工作条例，还有很多地方制定了单行条例、变通规定、补充规定。

在实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类自治权的时候，要处理好自治的基本原则与法制统一原则的关系。变通要万变不离其宗，法与法之间要銜接，要成系列。

在制定民法补充规定时，要处理好民法与民俗的关系。民法比民俗更有确定性、可行性、强制性。民法要成为保护民俗，变革民俗的依据和工具。

在制定民法补充规定法时，还要注意民族立法的科学理性化，要适应数字化的前进步伐，明确治理主体、严密治理机制，改进治理技术，避免情绪化、简单化。

法律还赋予民族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刑法变通或补充规定的特殊权限。因为国家制定的刑法典只能按多数人的意愿立法，不可能具体反映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特点 ，况且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又是有差别的。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在有权制定刑法变通或补充规定以后，仍要注意遵循法制原则、求实原则、理性原则和从宽原则。

   对民族工作、民族要素、民族文化和依法 自治有了辩证的完整认识，牢固地确立改革时代“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民族观，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合力必将更加强 大，必将无往而不胜。即使偶尔有局部矛盾，也是我们的内政，是牙齿咬舌头的矛盾。这就像老祖宗在《诗经?小雅?棠棣》里所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外人也莫想利用我们兄弟民族间的矛盾，从中捞点什么。在关键时刻，我们56个民族一定会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一致对外。我们有这个民族自信，历史与现实都会证明中国人能够有这般民族自信。

 

（责任编辑：年巍）

 注1：转引自《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8月15日，李雪涛文。以及其它人在文章中引用莱布尼兹所著《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说法。

  注2：《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第286页。

注3：孙文：《1912年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中国民族研究》《中国法学》《法学》等杂志。

                 <<行政管理改革>>   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