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康平路上的掌故
康平路，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它东起高安路西至华山路，全长999米。可以说，每一米至少有一个故事。康平路上有各种风格的建筑，古罗马式、巴洛克式、西班牙式的等等，应有尽有，当然更多的是中国式建筑。建筑物年久而不失修，都是最佳宜居处。值得注意的是，近百年来，每个建筑物里都经历过风风雨雨。真要写好康平路的风雨，其难度不次于过去走“蜀道”。康平路上有个秀才，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写了康平路，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来他皈依佛门，出版了好几本佛教的书。还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因为在写康平路的过程中，在真伪之间左拽右扯，在美丑之间东倒西歪，结果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为了防止精神分裂，我在本文中只写几个小掌故，以饗读者。
两个谜语
康平路头上有幢优秀建筑。几十年来住着两位哲学家，一个胖一个瘦，一个长于讲，一个长于写，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我多次聆听过他们两位充满哲理的讲座。也许是“差异就是矛盾”的缘故，他们两家之间发生过口角。于是，好事者编了个谜语。谜面是：“楼梯上吵架”，打一个政治术语。我想不用多费神，大家就可以知道，谜底是：“阶级斗争”。
就在哲学家住的马路对过，还有一幢漂亮的小洋楼，住着一位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靳怀刚。抗战时，靳怀刚被当地汉奸抓去了，当天夜里就要把他活埋。因为天下大雨，就由两名小汉奸去执行。小汉奸又贪又赖，活埋前把他的衣服剝个精光。在活埋时，小汉奸加一锨泥土，靳怀刚便在坑里摇一摇身子；小汉奸再加一锨泥土，靳怀刚再摇一摇身子。小汉奸以为埋了很多泥土，人准死了。为了保险，小汉奸走之前还用刺刀刺了一下。待汉奸一走，靳怀刚就从泥坑里爬起来，往附近农民家里走去。敲门后，农民一开门看见鬼一样的裸体男人，吓得马上关了门。靳怀刚就在外边喊话，说明被活埋的经过，又说背上还在流血。农民出于同情，便让他进屋，换上破衣服。60年代“裸体鬼”当上了上海市环卫局长。他住2楼，常在阳台上浇花。那年代种花的人很少，他是管卫生的，容许他养花。于是，天天从他门口走过的好事者又编了个谜语。谜面是：“铁道游击队浇花”。谜底也是一个政治术语。不过，这不像上面的那个谜语容易猜。谜底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因为那年月，天天批的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两张足球票
位于康平路吴兴路口的一幢房子，曾是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的住处。
想知道什么叫“一尘不染”吗？了解了李葆华的为人就能知道一尘不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李葆华是中共“七大”代表，可是他没有出席“七大”。他没有出席“七大”，可是他被选为“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他被选为“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可是你在那为数不多的“七大”中央委员名单中找不到“李葆华”三个字。是漏掉了吗？不是。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无非是因为他在做秘密工作呗！“七大”中委名单中的赵振声就是李葆华的别名。
作风好的人朋友多。1961年上海市体委主任杜前去看望李葆华、田映宣夫妇。适逢李葆华的三个孩子放学回家。说起足球时，姐姐表示没大兴趣，两个弟弟表示对足球有极大兴趣，还一口气讲出了许多球场上的故事。
杜前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回去后寄来两张足球票，七角钱一张。李葆华知道后，立即寄去一元四角钱给杜前。杜前再把这一元四角钱交了公。
行动是无声的动员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况这榜样又是大领导。杜前把李葆华的这个故事讲出来以后，立即传遍华东局机关。华东局机关大小干部三五百人，从没出过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文革”中，华东局机关被砸烂了，没处发工资。财务把大家的工资放在类似红卫兵挎的帆布包里，背在身上，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见到一个华东局职工就送一个工资袋，不用签名，不用当面点清，否则被那些来占领华东局的造反派发现是华东局的干部就会被抓走。在财务手续上，放心好了，不签名也没有人领过了再去领。财务呢？不当面点清，也不会少发一分钱。
第一次点火没烧起来
1966年底，各省的领导几乎都成了“走资派”，唯有上海领导还不是“走资派”。这里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上海市的领导一再声称被当作“文革”序曲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主持下写出来的。这一点别的省市是没有的。二是上海公布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发明，震动世界。这说明科学走在前列。三是有工人阶级出来捍卫。当时发表了《我们工人说话了》一文。在上面签名的有驰名全国的劳模，还有20年代大革命时期三次武装起义的大队长。可能是鉴于这三条，上海市的书记、市长直到1966年12月还在实际上和形式上继续领导着上海。
在各省市领导都纷纷遭“炮轰”的形势下，有些人对上海不服。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聂元梓的南下点火队在上海把市委领导“烧”起来的，是“康平路事件”夺了市委的权。殊不知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由红卫兵组成的南下点火队也来过上海。可是，这支队伍来上海后，点火队长忽然发现他们要“烧”的主要对象，即上海第一把手，竟是当年最喜欢他这个队长的“叔叔”。这叔叔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叔叔见后生来了，自然要盛情款待。把队长引到康平路家里吃饭，玩耍。队长毕竟年纪小，康平路的魅力，居然让他忘了点火。他的队员也因群龙无首，不便随意点火，也就熄了火。
“四巨头”关在荣家大院
康平路吴兴路口有一处花园洋房，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房子。“文革”之初荣家并不在这里居住。
“一月革命”后，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和华东局的“魏（文伯）、韩（哲一）”。陈曹魏韩被关起来以后，是不能随便拉出去批斗的，因为一出去批斗就可能失控，会受皮肉之苦。但是，有些造反派是很喜欢把大领导拉去批斗的。批斗对象的档次高，造反派的地位似乎也会高起来。因此，他们四位被关在哪里，一定要保密。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个地方关久了，难免被人发现。因此，关这四巨头的地方要不断变更。有一天夜晚他们被转移到一幢洋房里，这是什么地方既不许他们问，也不许看管的人对他们说。
第二天一觉醒来，韩哲一忽然发现自己被关在荣家大院，也就是自己家的正对门，距离自己家只隔着一条马路。也许关在最不应当关的地方会更安全。想不到家庭近在咫尺，却不能回家；想不到子女就在跟前却不能来喊一声“爸爸”。
住在荣家以后，韩哲一想起一件往事：“文革”开始时，一个调皮捣蛋的“红二代”往荣家花园里扔石子，打破了一扇玻璃。是韩哲一要求那位“红二代”的父亲一定要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尽管荣家毫不计较，那也得去赔礼。
想起这段往事，他颇为感慨地对人说：“当年我要人赔偿的玻璃，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今天把我关在里边的玻璃？”
爱棠大院里的爱
现在人们把设在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称作“康办”，这是“文革”的产物。在我年轻的时候，那里叫“爱棠大院”。我亲眼目睹过一些处局级干部，去爱棠大院开会前后眉开眼笑的样子。为什么把那里称作爱棠？原因是与康平路（原名麦尼尼路Route Magniny Marcel）交叉的余庆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称作“爱棠路”。因为这条路是法租界公董局修的，所以，他们便用当时法国第二任驻沪总领事爱棠（B.Edan）的名字命名。当然，不把“B.Edan”译作“爱棠”二字也是可以的，之所以译为“爱棠”有人考证是出自于《左传》里的周人“爱其甘棠”。爱棠大院的正门本来是开在爱棠路上的，后来正门变边门，边门变正门，可爱棠依旧是爱棠。
50年代初，爱棠大院成了市委办公厅，里面住过好几任市委书记，60年代柯庆施当副总理以后，爱棠大院仍用富有透明度的竹篱作围墙。康平路大门也没有人扛枪站岗。好八连等部队轮流来保卫，大多穿便服，坐在传达室的传达员的后边，短枪有时挎在身上，有时放在抽屜里。
爱棠大院既然是上海的政治中心，因此住在里面的人的政治状况各不一样。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的最大特点是爱民。
在康平路宛平路口，有好几间矮小的破瓦房，门前有个形状不规则的、高低不平的、通向下水道的水泥池。水泥池边上有一个五家共用的水笼头，洗衣、吃水全靠它。五家当中有一户是台属。这五家距离市委办公厅不足百米，办公厅行政处为市领导安全考虑，提出让他们搬走，起码也得让台属搬走。
此事被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知道后，狠批了行政处一通。柯说：“你们这是国民党作风！国民党军队到哪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让居民搬走……”并且告诉行政处那台属是受生活所迫，把儿子送去当兵。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时被国民党裹挟到台湾的。
行政处马上接受了批评。
柯庆施又对他们和蔼地讲：“把那几户留在对门还有个好处，看到那个水笼头，就会马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上海还有这样穷苦的人，我们还没有能力帮他们马上觧决困难。我们任重道远。”
后来，这五家在那里原封不动地一直住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需要在那地方造大楼时，方才把他们动迁了，改善了他们的住房条件。
爱棠里还有一种爱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和风格，那就是战友牺牲了，活着的人应当把死者的家属当亲人养起来。高层领导人尤其要做到这一点，像邓颖超、蔡畅、叶剑英都做到了这一点。现在还健在的百岁老将军张震在他派出的侦察排长牺牲后，他就把排长的儿子当自己的儿子来养。
爱堂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市委有位老书记在战友牺牲后，便把战友的妻子和女儿养了起来。日子久了便与战友的妻子产生感情，结为夫妻。书记来上海当书记，举家来到了爱棠。
还有，60年代初在爱棠后门有两个孤儿出现。他们不是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是在安徽刮“五风”时饿死的农民。对此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负有责任。曾希圣除了冒着政治风险，带有突破性地用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发展生产外，他为了让自己牢记58年的这个惨痛教训，已有四个子女的曾老又领养了两个孤儿在身边。曾希圣把家搬到上海，又把两个孤儿带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