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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0 : 10:50 : +0100

散文、诗歌、特写

康平路上的掌故

邓伟志

 康平路,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它东起高安路西至华山路,全长999米。可以说,每一米至少有一个故事。康平路上有各种风格的建筑,古罗马式、巴洛克式、西班牙式的等等,应有尽有,当然更多的是中国式建筑。建筑物年久而不失修,都是最佳宜居处。值得注意的是,近百年来,每个建筑物里都经历过风风雨雨。真要写好康平路的风雨,其难度不次于过去走“蜀道”。康平路上有个秀才,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写了康平路,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来他皈依佛门,出版了好几本佛教的书。还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因为在写康平路的过程中,在真伪之间左拽右扯,在美丑之间东倒西歪,结果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为了防止精神分裂,我在本文中只写几个小掌故,以饗读者。

 

两个谜语

 

康平路头上有幢优秀建筑。几十年来住着两位哲学家,一个胖一个瘦,一个长于讲,一个长于写,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我多次聆听过他们两位充满哲理的讲座。也许是“差异就是矛盾”的缘故,他们两家之间发生过口角。于是,好事者编了个谜语。谜面是:“楼梯上吵架”,打一个政治术语。我想不用多费神,大家就可以知道,谜底是:“阶级斗争”。

就在哲学家住的马路对过,还有一幢漂亮的小洋楼,住着一位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靳怀刚。抗战时,靳怀刚被当地汉奸抓去了,当天夜里就要把他活埋。因为天下大雨,就由两名小汉奸去执行。小汉奸又贪又赖,活埋前把他的衣服剝个精光。在活埋时,小汉奸加一锨泥土,靳怀刚便在坑里摇一摇身子;小汉奸再加一锨泥土,靳怀刚再摇一摇身子。小汉奸以为埋了很多泥土,人准死了。为了保险,小汉奸走之前还用刺刀刺了一下。待汉奸一走,靳怀刚就从泥坑里爬起来,往附近农民家里走去。敲门后,农民一开门看见鬼一样的裸体男人,吓得马上关了门。靳怀刚就在外边喊话,说明被活埋的经过,又说背上还在流血。农民出于同情,便让他进屋,换上破衣服。60年代“裸体鬼”当上了上海市环卫局长。他住2楼,常在阳台上浇花。那年代种花的人很少,他是管卫生的,容许他养花。于是,天天从他门口走过的好事者又编了个谜语。谜面是:“铁道游击队浇花”。谜底也是一个政治术语。不过,这不像上面的那个谜语容易猜。谜底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因为那年月,天天批的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两张足球票

 

位于康平路吴兴路口的一幢房子,曾是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的住处。

想知道什么叫“一尘不染”吗?了解了李葆华的为人就能知道一尘不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李葆华是中共“七大”代表,可是他没有出席“七大”。他没有出席“七大”,可是他被选为“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他被选为“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可是你在那为数不多的“七大”中央委员名单中找不到“李葆华”三个字。是漏掉了吗?不是。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无非是因为他在做秘密工作呗!“七大”中委名单中的赵振声就是李葆华的别名。

作风好的人朋友多。1961年上海市体委主任杜前去看望李葆华、田映宣夫妇。适逢李葆华的三个孩子放学回家。说起足球时,姐姐表示没大兴趣,两个弟弟表示对足球有极大兴趣,还一口气讲出了许多球场上的故事。

杜前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回去后寄来两张足球票,七角钱一张。李葆华知道后,立即寄去一元四角钱给杜前。杜前再把这一元四角钱交了公。

行动是无声的动员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况这榜样又是大领导。杜前把李葆华的这个故事讲出来以后,立即传遍华东局机关。华东局机关大小干部三五百人,从没出过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文革”中,华东局机关被砸烂了,没处发工资。财务把大家的工资放在类似红卫兵挎的帆布包里,背在身上,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见到一个华东局职工就送一个工资袋,不用签名,不用当面点清,否则被那些来占领华东局的造反派发现是华东局的干部就会被抓走。在财务手续上,放心好了,不签名也没有人领过了再去领。财务呢?不当面点清,也不会少发一分钱。

 

 

第一次点火没烧起来

 

1966年底,各省的领导几乎都成了“走资派”,唯有上海领导还不是“走资派”。这里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上海市的领导一再声称被当作“文革”序曲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主持下写出来的。这一点别的省市是没有的。二是上海公布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发明,震动世界。这说明科学走在前列。三是有工人阶级出来捍卫。当时发表了《我们工人说话了》一文。在上面签名的有驰名全国的劳模,还有20年代大革命时期三次武装起义的大队长。可能是鉴于这三条,上海市的书记、市长直到196612月还在实际上和形式上继续领导着上海。

在各省市领导都纷纷遭“炮轰”的形势下,有些人对上海不服。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聂元梓的南下点火队在上海把市委领导“烧”起来的,是“康平路事件”夺了市委的权。殊不知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由红卫兵组成的南下点火队也来过上海。可是,这支队伍来上海后,点火队长忽然发现他们要“烧”的主要对象,即上海第一把手,竟是当年最喜欢他这个队长的“叔叔”。这叔叔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叔叔见后生来了,自然要盛情款待。把队长引到康平路家里吃饭,玩耍。队长毕竟年纪小,康平路的魅力,居然让他忘了点火。他的队员也因群龙无首,不便随意点火,也就熄了火。

 

“四巨头”关在荣家大院

 

康平路吴兴路口有一处花园洋房,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房子。“文革”之初荣家并不在这里居住。

“一月革命”后,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和华东局的“魏(文伯)、韩(哲一)”。陈曹魏韩被关起来以后,是不能随便拉出去批斗的,因为一出去批斗就可能失控,会受皮肉之苦。但是,有些造反派是很喜欢把大领导拉去批斗的。批斗对象的档次高,造反派的地位似乎也会高起来。因此,他们四位被关在哪里,一定要保密。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个地方关久了,难免被人发现。因此,关这四巨头的地方要不断变更。有一天夜晚他们被转移到一幢洋房里,这是什么地方既不许他们问,也不许看管的人对他们说。

第二天一觉醒来,韩哲一忽然发现自己被关在荣家大院,也就是自己家的正对门,距离自己家只隔着一条马路。也许关在最不应当关的地方会更安全。想不到家庭近在咫尺,却不能回家;想不到子女就在跟前却不能来喊一声“爸爸”。

住在荣家以后,韩哲一想起一件往事:“文革”开始时,一个调皮捣蛋的“红二代”往荣家花园里扔石子,打破了一扇玻璃。是韩哲一要求那位“红二代”的父亲一定要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尽管荣家毫不计较,那也得去赔礼。

想起这段往事,他颇为感慨地对人说:“当年我要人赔偿的玻璃,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今天把我关在里边的玻璃?”

 

爱棠大院里的爱

 

现在人们把设在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称作“康办”,这是“文革”的产物。在我年轻的时候,那里叫“爱棠大院”。我亲眼目睹过一些处局级干部,去爱棠大院开会前后眉开眼笑的样子。为什么把那里称作爱棠?原因是与康平路(原名麦尼尼路Route Magniny Marcel)交叉的余庆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称作“爱棠路”。因为这条路是法租界公董局修的,所以,他们便用当时法国第二任驻沪总领事爱棠(B.Edan)的名字命名。当然,不把“B.Edan”译作爱棠二字也是可以的,之所以译为爱棠有人考证是出自于《左传》里的周人爱其甘棠。爱棠大院的正门本来是开在爱棠路上的,后来正门变边门,边门变正门,可爱棠依旧是爱棠。

50年代初,爱棠大院成了市委办公厅,里面住过好几任市委书记,60年代柯庆施当副总理以后,爱棠大院仍用富有透明度的竹篱作围墙。康平路大门也没有人扛枪站岗。好八连等部队轮流来保卫,大多穿便服,坐在传达室的传达员的后边,短枪有时挎在身上,有时放在抽屜里。

爱棠大院既然是上海的政治中心,因此住在里面的人的政治状况各不一样。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的最大特点是爱民。

在康平路宛平路口,有好几间矮小的破瓦房,门前有个形状不规则的、高低不平的、通向下水道的水泥池。水泥池边上有一个五家共用的水笼头,洗衣、吃水全靠它。五家当中有一户是台属。这五家距离市委办公厅不足百米,办公厅行政处为市领导安全考虑,提出让他们搬走,起码也得让台属搬走。

此事被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知道后,狠批了行政处一通。柯说:“你们这是国民党作风!国民党军队到哪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让居民搬走……”并且告诉行政处那台属是受生活所迫,把儿子送去当兵。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时被国民党裹挟到台湾的。

行政处马上接受了批评。

柯庆施又对他们和蔼地讲:“把那几户留在对门还有个好处,看到那个水笼头,就会马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上海还有这样穷苦的人,我们还没有能力帮他们马上觧决困难。我们任重道远。”

后来,这五家在那里原封不动地一直住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需要在那地方造大楼时,方才把他们动迁了,改善了他们的住房条件。

爱棠里还有一种爱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和风格,那就是战友牺牲了,活着的人应当把死者的家属当亲人养起来。高层领导人尤其要做到这一点,像邓颖超、蔡畅、叶剑英都做到了这一点。现在还健在的百岁老将军张震在他派出的侦察排长牺牲后,他就把排长的儿子当自己的儿子来养。

爱堂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市委有位老书记在战友牺牲后,便把战友的妻子和女儿养了起来。日子久了便与战友的妻子产生感情,结为夫妻。书记来上海当书记,举家来到了爱棠。

还有,60年代初在爱棠后门有两个孤儿出现。他们不是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是在安徽刮“五风”时饿死的农民。对此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负有责任。曾希圣除了冒着政治风险,带有突破性地用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发展生产外,他为了让自己牢记58年的这个惨痛教训,已有四个子女的曾老又领养了两个孤儿在身边。曾希圣把家搬到上海,又把两个孤儿带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