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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0 : 8:22 : +0100

社会学、人类学

社会有机体思想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邓伟志

社会有机体思想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萌芽,经过黑格尔、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尽情发挥,再到卡尔·马克思的日臻完善,现在已为很多国家所接受。不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还是中国的广大学者,都在普遍论述和推行社会有机体思想。尽管各家所论有不同之处,但是,共同的根据是社会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变动性、开放性以及自组织性。遗憾的是,认识与实践还有不小的距离。这既说明有些人对“社会有机体思想”并非认识深刻,也要求我们要找出践行社会有机体思想的障碍,多在如何把社会有机体论变成现实上下大功夫。

 

              关键在于社会结构

社会有机体的对立面是社会失调。社会失调必然拉大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拉大必然带来社会张力大,绷得紧则一触即发,社会冲突频发,而且其强度、烈度与日俱增。那么,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怎么会失调的。这不能不认为与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

什么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整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之间比较稳定、有序的关系网。宏观社会结构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微观社会结构指各种不同的社会角度及角色规则和符号体系。从群体类型角度看,指阶级、阶层、民族、职业群体之间联系的基本状态。从界别角度看,指经济、政治、教育、科学等等。

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好的?有人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很快为许多国家的学界所接受。比较好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形”的。那就是说,中等收入的人居多,高收入的人少,低收入的人也少。两头小,中间大,意味着富人富不到哪里,穷人也穷不到哪里。经济上的距离小,社会距离也相应地比较小。社会距离小,社会张力、社会冲突也相应比较少。

中国的社会结构,过去有平均主义倾向,干多干少一个样。“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针对平均主义,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适时的。可是,有些人来了个矫枉过正,忘记了“共同富裕”,忘记了先富帮后富,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代表富人利益的集团,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制造了很多有利于富人的舆论和理论。

曾有人不许提“中产阶级”。不许提“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便难以壮大,壮大的只会是富裕阶层。殊不知,“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群体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中产阶级”延长后批它太长,把它抹黑后再批它太黑,有什么意思呢?

曾有人不许提“弱势群体”。不许提“弱势群体”就很难着力关怀“弱势群体”,到头来必然是弱者更弱,相对更弱,甚至绝对更弱。

曾有人大声疾呼批判“仇富心理”。可是,他们只字不提为什么会出现“仇富”。事实是先有“欺贫”后有“仇富”。事实是,贫者无阵地仇富,无工具仇富,无资本仇富。而欺贫则不同,前有一帮打手欺贫,后有一批政治后台支持欺贫。

曾有人不许提“官僚资本”,不许提“权贵资本”。请问:“十八大”以后抓出来那一批贪官,哪一个不可以跟“蒋宋孔陈”相比?哪一个不比“四大家族”厉害?他们不正是“权贵资本”的突出代表吗?

本来有人说是在“本世纪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结果呢?结果是把社会有机论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有好几个数字,不管是政界的、学界的,还是外国的,都表明超过了警戒线。至于财富基尼系数,那就更大了。由于有些人的财富至今没有公开,因此再有本事的人也算不出财富基尼系数。可是,拨开模糊见清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只眼小得如鼠眼,另一只眼大得如驴眼,尽管不晓得是小毛驴还是大叫驴,总归知道有悬殊就是了!

 

                      祸根在“兼顾公平论”

20多年前,有人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口号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即使是一些事实不公平的国家,也不敢挂出“兼顾公平”的招牌。就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让·梅叶等人那里也是把社会主义与公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有人转弯抹角地对“兼顾公平论”提出质疑后,又有人“以退为进”地解释说:“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试问:第一次分配能够把公平放在次要地位吗?

再说,效率是从哪里来的?决定效率的首要因素是人。再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是由人操作的。这操作的人技能再好,本领再大,如果没有积极性也出不了效率。如果不肯干,按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说,效率就只会是“零增长”,负增长。

可这生产积性从哪里来?待他不公平,他会有积极性吗?富士康出现的“十三跳”,难道与劳动强度极大、劳动报酬极低没关系吗?台湾报纸敢批评富士康的台湾老板为“岛内之耻”,我们这里哪一家主流媒体这么批评过?拖欠工资、尅扣工资,挪用到扩大再生产上,是会提高效率的,行吗?不注意生产安全,把用在安全上的资金挪到扩大再生产上,地是会提高效率的,行吗?治理污染,做到低碳是要花钱的。把这笔钱省下来,挪用到扩大再生产上,仍然是会提高效率的,行吗?我们是要效率的,但这效率必须是建立在公平前提下的效率。牺牲公平,牺牲土地,牺牲劳动者的效率,是带血的效率,是黑色的效率,是不能要的。我们坚定地相信:公平出效率,不公平没效率。

好在后来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出“把公平放在首位”。最近,中央又把“公正”列为核心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是提高效率的正道,是“社会有机论”发出的光芒。

 

                 目的是社会发展

健康的社会有机体不是面子工程。健康的社会有机体是社会发展的飞毛腿。

为了社会发展,首先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在社会冲突多的时候,在一些人头脑发热,刮“浮夸风”时,要强调“稳中求进”;在社会安定、社会平衡,风调雨顺时,要强调“进中求稳”。有人提倡“小步快跑”。天下哪有这般好事人?小步是跑不出的,小步只会是慢跑。当然,没形成有机体“小步‘慢’跑”也是允许的。一旦形成有机体,浑身是劲,就能迅跑。

其次,为了社会发展要强调有序。而要有序就必须有完善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包括法律、道德、政策、乡规民约和宗教教规。既要法治,又要德治。法治第一,德治第二。社会法很容易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政策可以转化为法律。在转化前不能代替法律。社会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特点的新型法律。为保障社会利益,为了维护社会有机体,应当制定社会法,如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团体社会正在形成一块新的社会关系领域。这块领域原有的私法与公法二元结构难以涵盖,故称第三法域。

第三,为了社会发展要壮大社会组织。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取名“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主义。社会主义一词出现在马克思之前,在欧洲是18世纪中叶。它来源于古拉丁文pocialis,原意是“同伴”、“同志”、“同盟”、“善于社交”等。何谓“同伴”?很显然,就是社团。中共中央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已三十载。为什么“小政府”小不了?还不是因为“大社会”没有大起来嘛!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助手,是社会病的门诊所。社会组织也是前面所说的社会有序的保障。“大社会”大起来之日才是“小政府”、强政府建起来之时。

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富有活力和凝聚力的有机体。这庞大的有机体正在社会改革中健全、协调,正在社会改革中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